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新中国喜迎70周年华诞，《诗歌报》以及延续她的《诗歌月刊》也迎来了创刊35周年的高光时刻。作为她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我有近似于丽日晴空的心情。35年来，《诗歌报》坚守先锋、探索、包容的办刊精神，发现和培养了一代代极具前卫和先锋意识的中青年诗人，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到今天，《诗歌报》业已成为一座当代汉语诗歌的辉煌大厦。尽管只是这座辉煌大厦屋檐下飞出的群燕中的一只，我也有义务借此机会写下她绵延的恩惠和哺育。
　　说起来，我与她的相遇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说偶然，是因为30年前我还在家乡小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因为学校教工住宿条件不足，我被安排与另一个大学毕业新分配来的同事共居一室。新同事竟然是一位校园诗人，因为接下来耽于恋爱和调动回城，他个人订阅的《诗歌报》和《星星诗刊》等诗歌读物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挚爱。从喜欢读，到尝试写，再到心情忐忑地誊抄到方格纸上，小心地装进信封，投出第一份稿件，一切都顺理成章。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份对开报纸所散发出的浓郁的油墨香，记得于坚的《避雨之树》、陈先发的《树枝不会折断》、力虹的《水中的瓷片》、向以鲜的《割玻璃的人》等如今已成经典的名篇佳作。那种令人心跳加速的阅读快感是后来阅读任何其他文学期刊所不可比拟的。我因此爱上了这样一份纯诗歌报纸，并立志将来也要在某一天登堂入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诗歌报》成了照亮我精神世界的一缕新鲜而灿烂的阳光，也为我打开了小镇之外的陌生而广阔的世界，让诗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终于在《诗歌报》发表诗歌作品已是两年多之后，此时《诗歌报》已改版为月刊。我的《在梅树下歌唱爱情》和《唱歌的妇女》一起刊发在《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3期，其中《在梅树下歌唱爱情》的摘句还被印在封底，我无法用语言去形容接到杂志那一刻的激动心情，一个人去到学校外的麦田里放声吼叫奔跑。后来还因此收到一百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诗友的来信（可惜2000年迁来北京居住和生活的时候全都弄丢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发表和传播还远不像现在这么便捷，这样一次发表带给我的激励也是无以复加的，它更坚定了我在诗歌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和勇气。那个年代的文学编辑的敬业精神也值得如今同样身为文学编辑的我学习和敬仰，在《诗歌报月刊》时期，我先后接到过蒋维扬、巫蓉、祝凤鸣、乔延凤、叶匡政、蓝角等师友的复信，他们都对我彼时的诗歌写作给予了悉心而热情的指点，甚至可以说，是这些编辑的敬业和专业精神，成就了今天的我。也是他们作为榜样力量，警醒我如今在同样的岗位上不敢有丝毫懈怠。
　　经历了1995年的短暂休刊，1996年《诗歌报月刊》重新出版发行，直到1999年初二度休刊，我每年都有新的作品和批评文章在《诗歌报月刊》问世（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多发在《诗歌报月刊》和《诗神》两家期刊上），其间还有幸参加了第三届“诗歌报月刊·金秋诗会”。那是我九十年代参加的唯一一次由诗歌类期刊举办的大型诗歌活动，它于我的意义更在于通过与众多与会诗友的交流，更新了自己的诗歌写作观念，开始了诗歌写作的转型，并最终促使我从家乡小镇来到了北京工作和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因此被一些人戏称为“《诗歌报》诗人”。但在心里，我从不认为它是一种讽刺，反而觉得是骄傲和光荣。如今再回头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说《诗歌报》的多舛命运又何尝不是中国当代新诗的命运写照呢。从九十年代末的几欲倾覆，到时间进入21世纪重新得以《诗歌月刊》之名传承和发展，她对现代诗歌精神的坚守和弘扬，也是其他任何报刊所不能替代的，有她作为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诗歌的天空，就有一种信仰和力量源泉，也让我作为一个资深读者和作者有了追随和相依。
　　新世紀以来，我的近百首诗歌作品通过她的版面问世并入选各种选本，还荣幸地三次以“头条”向读者推介，这些都是《诗歌月刊》格外的恩惠和关爱。更为重要的是，她30年如一日地默默为新老读者和作者提供着新鲜而丰富的诗歌营养，让一棵棵新苗长成了大树，让飞去的乳燕不但可以随时飞回到屋檐下避雨取暖，而且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对于我来说，怎样感谢她都是不过分的。
　　从我这样30年的老读者、老作者的角度看《诗歌报》以及延续下来的《诗歌月刊》对当代汉语诗坛的意义，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可以说是重任在肩，更可以说她一直在引领我们朝着世界诗歌的潮头在走。
　　对新时代的中国诗歌来说，这也是她的伟大使命和担当。
　　我将继续跟随着她一直向前！
　　谷禾，1967年端午节出生于河南。著有诗集《鲜花宁静》《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等多部，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刘章诗歌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等奖项。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