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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城市知青，经济发展
[中国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1—0068—02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1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10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起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于是，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1968年8月上山下乡已经开始，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400多万城市中学生在半年时间内全部分散到遍及全国的偏僻农村和遥远的边疆。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总共有1700万人，这样的人口大迁移在现代国家中很少见。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最初也有一批人是自愿成行的。但在“最高指示”发表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和政策的配合成为主调。政治动员包括学校进驻工宣队、办学习班、街道委员会上门劝说、敲锣打鼓送“喜报”、家长单位施加压力等等；政策则有多子女留一个，有留必走的说法。在不断拔高的宣传中，上山下乡被披上了“革命道路”“到大风大浪锻炼”色彩。而从当时的革命理论上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阶层，知识青年理应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捷径。但是，工人阶级都在公有制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接班人。事实上。没有文化的农民包括农村干部，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青的素质。一部分农民的朴实和大部分农民的狭隘、自私、保守、不讲卫生，同样对知青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1968和1969年下乡的中学生绝大多数为“老三届”。这批人大部分接受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因此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比较强。知青到农村、边疆后处于分散状态，这也使他们很难对社会造成冲击。在兵团的知青虽然集中，但归于半军事化管理之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现役军人的领导(兵团的领导层都是现役军人)。兵团的生活有保障，比插队落户要好得多。无论插队还是兵团，大部分知青都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尽管当时的中学生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是现代化专业人才的后备力量，在“文革”结束后，国家各方面人才出现断层和青黄不接的现象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后果。同时国家也得不偿失。国家花了300多亿的知青安家费，这笔费用属于纯消耗性的，而非生产建设投资。国家财政增加了负担，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与上山下乡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悄然兴起。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等方面，政治特权显示出绝对的优势。不正之风油然而起。当然，要从正面上说，这一代人经受了磨练，他们将某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到偏远的农村，也影响了农民子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中国政治、经济非正常发展的产物。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
[中国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1—0068—02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1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10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起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于是，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1968年8月上山下乡已经开始，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400多万城市中学生在半年时间内全部分散到遍及全国的偏僻农村和遥远的边疆。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总共有1700万人，这样的人口大迁移在现代国家中很少见。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最初也有一批人是自愿成行的。但在“最高指示”发表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和政策的配合成为主调。政治动员包括学校进驻工宣队、办学习班、街道委员会上门劝说、敲锣打鼓送“喜报”、家长单位施加压力等等；政策则有多子女留一个，有留必走的说法。在不断拔高的宣传中，上山下乡被披上了“革命道路”“到大风大浪锻炼”色彩。而从当时的革命理论上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阶层，知识青年理应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捷径。但是，工人阶级都在公有制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接班人。事实上。没有文化的农民包括农村干部，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青的素质。一部分农民的朴实和大部分农民的狭隘、自私、保守、不讲卫生，同样对知青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1968和1969年下乡的中学生绝大多数为“老三届”。这批人大部分接受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因此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比较强。知青到农村、边疆后处于分散状态，这也使他们很难对社会造成冲击。在兵团的知青虽然集中，但归于半军事化管理之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现役军人的领导(兵团的领导层都是现役军人)。兵团的生活有保障，比插队落户要好得多。无论插队还是兵团，大部分知青都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尽管当时的中学生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是现代化专业人才的后备力量，在“文革”结束后，国家各方面人才出现断层和青黄不接的现象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后果。同时国家也得不偿失。国家花了300多亿的知青安家费，这笔费用属于纯消耗性的，而非生产建设投资。国家财政增加了负担，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与上山下乡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悄然兴起。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等方面，政治特权显示出绝对的优势。不正之风油然而起。当然，要从正面上说，这一代人经受了磨练，他们将某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到偏远的农村，也影响了农民子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中国政治、经济非正常发展的产物。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