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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工会将更加积极的代表劳动者利益，并介入大规模的劳动者集体行动，与资方一起平等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体面劳动”的福祉
在经历了连续30年的颓势后，国际工人运动似乎看到了希望。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原有的经济和财富增长模式，分析资本主义初期劳工困苦生活的《资本论》和《蟹工船》热销欧美日图书市场，很多年轻人申请加入左翼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政党；另一方面，各国工会之间联合趋势加强，工会的跨国合并和跨国行动日趋频繁，英国第一大工会UNITE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合并，成为全球化下工会应对资本流动的一次最重要的尝试。
在纷繁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中国工会和劳动者一直被人遗忘。虽然中国经济早在1978年就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近15年来劳动密集型生产单元大量转移至中国，但是，中国劳动者生计和劳动者组织却没有引起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工会的足够重视，西方主要工会很少愿意与中国同行进行接触。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及文化的差异。首先，中国工会隶属于执政党，受到政府管理，而西方工会尽管存在与某些政党的长期战略联盟，却全部独立于行政体制。在西方工会看来，中国工会自上而下的组织特色，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工人运动模式不相符合，因此，也就很难读懂中国工会的组织语言和行为逻辑；其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处理争议的手法上，按照管理学大师霍夫斯塔德的研究，儒家文化强调妥协和息事宁人，很少像盎格鲁-萨克森文化那样崇尚竞争和力量摊牌，所以，在面对劳资争议等问题时，西方工会很自然选择罢工进行抗争，而中国劳动者和工会则倾向于调解。
不过，2008年以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劳动关系领域发生的宏观和微观变化，使得国际工会组织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同行接触的重要性。
在宏观上，劳动法制开始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国务院《带薪休假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已经进入了法治化阶段，原有的行政性劳动关系转变为法治化下的市场劳动关系。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酝酿出各种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在这些劳动法律制度过程中，立法机构开始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图汇总和代表各市场行为主体的诉求，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媒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成为劳动关系各方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非常引入注意的是，在《劳动合同法》立法期间，国际商会和工会组织都在通过各自的渠道，积极影响中国媒体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正如美国劳联-产联主席斯韦尼所言：“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发生在遥远国家的工人问题，全球化已经把我们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了。”尽管西方国家工会对于中国劳动者组织存在一些保留意见，但是它们已经感觉到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了全球化下东西方劳动关系的高度依存性。
2008年1月，由中国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召开的“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体面劳动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广泛推广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推动劳动者平等参与企业发展，并与资方一起平等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以往，中国政府和工会组织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体面劳动，但是并没有从官方政策侧面加以确认。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把一个国际性的劳动关系概念运用于中国实践，同时，讲话还把实现体面劳动、强化和谐劳动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了体面劳动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工会非常重视这次讲话，力图搞明白中国工会是否正在发生制度上的变革。2008年，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北欧三国总工会、德国工人联合会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会等国际主要工会组织先后访华，其中，作为比利时第一大工会组织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会的访问，是1989年后该工会首次来华。至此，中国工会与欧洲各主要工会都已建立了正式联系。面对新的形势，美国劳联-产联代表也通过非官方渠道访问了中国，表达了对于与中国工会和政府建立未来合作关系的兴趣。
2008年5月，联合国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会议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执行理事，这是中国代表多年后重返执行理事会。之前，由于很多国家工会怀疑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态度和作用，不愿意支持中国代表进入理事会。进入2008年，各国工会对于中国政府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代表西方主要工会利益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日本工会的中介下，在东京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进行了非公开会晤。会晤期间，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表示理解中国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表工人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工会在跨国公司中建立工会的进展。
截至2008年6月，中国工会会员总数已超过2亿，其中农民工会员人数6674.6万人，工会基层组织数170.2万个，职工入会率为77.2%。包括沃尔玛、戴尔、柯达、麦当劳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些进展使得中国工会取得了其他国家工会长期斗争却无法实现的成果，中国工会会员数已经占世界第一。英国第一大工会UNITE负责人指出，不管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存在哪些误解和偏见，没有任何工会领导人能够忽视中国工会和中国劳动者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以往困扰中外工会组织合作的制度性难题也正在逐渐化解。国际工会组织开始意识到，中国工会处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工会的语言体系与西方工会有很大不同。不过，随着中国官方认可体面劳动概念，西方工会正在试图了解中国制度语境下的真实意图。中国工会代表进入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将为中外工会组织的进一步沟通创造有利条件。
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工人个体抗争亦在加剧。2008年，媒体广泛宣传了新劳动法律的出台，加上政府的普法行动，使得普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意识和维权信心增加。劳动者更多通过官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主张自身权益和诉求。2008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后，各地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在上海和深圳，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是同期数量的三倍以上。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需求量的变化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出现恶化。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中小企业破产，全年预计有11万家倒闭。中小企业一直是中国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倒闭潮将明显影响劳动者的生计。同时，很多企业破产后无法清偿劳动者工资奖金，使得劳动者集体行动增多。进入10月份，深圳、东莞、惠州等生产基地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集体行动，其中很多涉及到工厂破产后的工人工资问题。
根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与笔者所做的实地调研，农民工的行动意识正在快速提升。在489份访谈记录中，有98%的受访者表示，将积极行动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如果其所在的企业出现工人集体行动，自己也会参加。本次调研对象都是1980年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意识和行动信心方面与西方劳动者相同。原来区别东西方劳动者的文化因素，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年轻一代的中国劳动者也和西方工人一样，更倾向于通过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行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劳动者的变化，给中国工会提出了新的课题。2008年10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和谐劳动关系条例》，明确认可了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条例》要求，在发生劳动者集体行动时，工会必须要介入并代表劳动者与资方进行谈判，从而为工会由行政化主导向工人代表组织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证。
国际工会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工人和工会出现的这些变化。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等西方国家工会正在与中国工会接触，试图建立针对某些跨国公司的劳动关系信息分享及共同行动战略框架，以便平衡资本全球流动而给资方带来的比较优势。
未来，中国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将更加积极的代表劳动者利益，并介入大规模的劳动者集体行动。按照中国工会战略，工会要首先进入企业组建工会，之后就要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和引导工人集体行动，通过有效的引导，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将可以减弱，工人诉求更容易实现。与此同时，国际工会组织与中国工会的交流合作将继续增加。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具有强大国际国内影响力的美国劳联-产联很可能会正式改变对华态度，与中国工会建立官方联系。
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和跨国资本流动既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国际工会和中国劳动者的合作与权益保护提供了新的平台。如果中外劳动者代表组织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将给双方的劳动者带来更大的好处，使得国际经济在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上，取得可持续增长。
王侃，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研究生，同时任英国《Employee Relations》编辑、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项目顾问 、英国社会学会（BSA）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SA）会员。
在经历了连续30年的颓势后，国际工人运动似乎看到了希望。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原有的经济和财富增长模式，分析资本主义初期劳工困苦生活的《资本论》和《蟹工船》热销欧美日图书市场，很多年轻人申请加入左翼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政党；另一方面，各国工会之间联合趋势加强，工会的跨国合并和跨国行动日趋频繁，英国第一大工会UNITE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合并，成为全球化下工会应对资本流动的一次最重要的尝试。
在纷繁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中国工会和劳动者一直被人遗忘。虽然中国经济早在1978年就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近15年来劳动密集型生产单元大量转移至中国，但是，中国劳动者生计和劳动者组织却没有引起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工会的足够重视，西方主要工会很少愿意与中国同行进行接触。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及文化的差异。首先，中国工会隶属于执政党，受到政府管理，而西方工会尽管存在与某些政党的长期战略联盟，却全部独立于行政体制。在西方工会看来，中国工会自上而下的组织特色，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工人运动模式不相符合，因此，也就很难读懂中国工会的组织语言和行为逻辑；其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处理争议的手法上，按照管理学大师霍夫斯塔德的研究，儒家文化强调妥协和息事宁人，很少像盎格鲁-萨克森文化那样崇尚竞争和力量摊牌，所以，在面对劳资争议等问题时，西方工会很自然选择罢工进行抗争，而中国劳动者和工会则倾向于调解。
不过，2008年以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劳动关系领域发生的宏观和微观变化，使得国际工会组织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同行接触的重要性。
在宏观上，劳动法制开始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国务院《带薪休假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已经进入了法治化阶段，原有的行政性劳动关系转变为法治化下的市场劳动关系。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酝酿出各种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在这些劳动法律制度过程中，立法机构开始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图汇总和代表各市场行为主体的诉求，平衡各方利益。同时，媒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成为劳动关系各方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非常引入注意的是，在《劳动合同法》立法期间，国际商会和工会组织都在通过各自的渠道，积极影响中国媒体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正如美国劳联-产联主席斯韦尼所言：“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发生在遥远国家的工人问题，全球化已经把我们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了。”尽管西方国家工会对于中国劳动者组织存在一些保留意见，但是它们已经感觉到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了全球化下东西方劳动关系的高度依存性。
2008年1月，由中国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召开的“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体面劳动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广泛推广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推动劳动者平等参与企业发展，并与资方一起平等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以往，中国政府和工会组织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体面劳动，但是并没有从官方政策侧面加以确认。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把一个国际性的劳动关系概念运用于中国实践，同时，讲话还把实现体面劳动、强化和谐劳动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了体面劳动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工会非常重视这次讲话，力图搞明白中国工会是否正在发生制度上的变革。2008年，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北欧三国总工会、德国工人联合会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会等国际主要工会组织先后访华，其中，作为比利时第一大工会组织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会的访问，是1989年后该工会首次来华。至此，中国工会与欧洲各主要工会都已建立了正式联系。面对新的形势，美国劳联-产联代表也通过非官方渠道访问了中国，表达了对于与中国工会和政府建立未来合作关系的兴趣。
2008年5月，联合国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会议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执行理事，这是中国代表多年后重返执行理事会。之前，由于很多国家工会怀疑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态度和作用，不愿意支持中国代表进入理事会。进入2008年，各国工会对于中国政府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代表西方主要工会利益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在日本工会的中介下，在东京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进行了非公开会晤。会晤期间，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表示理解中国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表工人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工会在跨国公司中建立工会的进展。
截至2008年6月，中国工会会员总数已超过2亿，其中农民工会员人数6674.6万人，工会基层组织数170.2万个，职工入会率为77.2%。包括沃尔玛、戴尔、柯达、麦当劳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些进展使得中国工会取得了其他国家工会长期斗争却无法实现的成果，中国工会会员数已经占世界第一。英国第一大工会UNITE负责人指出，不管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存在哪些误解和偏见，没有任何工会领导人能够忽视中国工会和中国劳动者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以往困扰中外工会组织合作的制度性难题也正在逐渐化解。国际工会组织开始意识到，中国工会处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工会的语言体系与西方工会有很大不同。不过，随着中国官方认可体面劳动概念，西方工会正在试图了解中国制度语境下的真实意图。中国工会代表进入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将为中外工会组织的进一步沟通创造有利条件。
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工人个体抗争亦在加剧。2008年，媒体广泛宣传了新劳动法律的出台，加上政府的普法行动，使得普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意识和维权信心增加。劳动者更多通过官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主张自身权益和诉求。2008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后，各地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在上海和深圳，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是同期数量的三倍以上。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需求量的变化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出现恶化。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中小企业破产，全年预计有11万家倒闭。中小企业一直是中国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倒闭潮将明显影响劳动者的生计。同时，很多企业破产后无法清偿劳动者工资奖金，使得劳动者集体行动增多。进入10月份，深圳、东莞、惠州等生产基地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集体行动，其中很多涉及到工厂破产后的工人工资问题。
根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与笔者所做的实地调研，农民工的行动意识正在快速提升。在489份访谈记录中，有98%的受访者表示，将积极行动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如果其所在的企业出现工人集体行动，自己也会参加。本次调研对象都是1980年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意识和行动信心方面与西方劳动者相同。原来区别东西方劳动者的文化因素，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年轻一代的中国劳动者也和西方工人一样，更倾向于通过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行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劳动者的变化，给中国工会提出了新的课题。2008年10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和谐劳动关系条例》，明确认可了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条例》要求，在发生劳动者集体行动时，工会必须要介入并代表劳动者与资方进行谈判，从而为工会由行政化主导向工人代表组织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证。
国际工会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工人和工会出现的这些变化。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等西方国家工会正在与中国工会接触，试图建立针对某些跨国公司的劳动关系信息分享及共同行动战略框架，以便平衡资本全球流动而给资方带来的比较优势。
未来，中国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将更加积极的代表劳动者利益，并介入大规模的劳动者集体行动。按照中国工会战略，工会要首先进入企业组建工会，之后就要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和引导工人集体行动，通过有效的引导，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将可以减弱，工人诉求更容易实现。与此同时，国际工会组织与中国工会的交流合作将继续增加。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具有强大国际国内影响力的美国劳联-产联很可能会正式改变对华态度，与中国工会建立官方联系。
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和跨国资本流动既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国际工会和中国劳动者的合作与权益保护提供了新的平台。如果中外劳动者代表组织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将给双方的劳动者带来更大的好处，使得国际经济在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上，取得可持续增长。
王侃，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研究生，同时任英国《Employee Relations》编辑、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项目顾问 、英国社会学会（BSA）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和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SA）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