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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还在建造中的世界村级第一高楼、中国排名第八的摩天大楼，将有着“天下第一村”之称的江苏华西村推向了舆论中心。
华西人为何如此？是简单炫富，还是发展的要求？作为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共同富裕的“样板”，华西人此举会否增大其与周边地区的差距，甚至让“共同富裕”走了样……
“面子”还是“里子”？
迪拜的摩天大楼引发的地产泡沫还没结束，华西村的摩天大楼又引来不少关注，而华西村大楼恰恰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迪拜的大楼。
走进华西村，远远就可看到这座被称作是“空中华西村”的大楼。在华西村中心村的西南角，和原先的华西村标志建筑——金塔呈对角线分布。按计划，这座总投资25亿元、高328米的大楼，将在明年6月试运行，10月正式投入使用。
大楼已经初见规模——60层高的主楼已经封顶，蓝色的玻璃幕墙也已经敷设了一半，其效果已经呼之欲出了，三足鼎立，托起一个巨大的球体，还有5个空中花园，这些都已经有模有样了。“未来的顶层将是一个巨大的圆球形餐厅，可供500人同时用餐，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旋转餐厅。”一位华西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如此介绍。
昔日这个曾因建设五层文化大楼而被陈永贵振臂高呼“咱农民也能建大楼”的苏南小村庄内，这次显然要有更大的气度。然而，在这座中国排名第八的摩天大楼不断增高的过程中，华西村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华西村是追求“面子”，建一座中国排名第八的高楼来彰显其作为“第一村”的地位；也有人担忧华西村的“里子”，目前华西村旗下的企业多集中在钢铁、纺织、有色等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这些较为落后的产能进行升级改造才是当务之急；也有人担心此举会增大华西村和周边村民的差距，甚至“共同富裕”的模式会改变等等。
一次城镇化意识的“交锋”
“华西村只是走在前面而已”
面对争议，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显得很淡定，“要说起来，华西村此前也遭遇了不少的争议。比如以前建金塔的时候，就有反对的声音。”“如果这座大楼建在上海、北京，会有这样的争议吗？”孙海燕突然反问道，“还是因为华西是农村，尽管是中国第一村”。
在孙海燕看来，很多人都在说着农村要城镇化，但是当农村真正实现城镇化，甚至超越一些城市的时候，有些人就有点坐不住了，“其实以后这样的事情或许会很平常，在这方面，华西只是走在其他中国农村前面而已”。
而对于城市化，老书记吴仁宝的说法或许更直接，“什么叫城市化？就是让城里的人，到农村来花钱，就是城市化”！
而走在前面，也是华西村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十年前，不建这样的大楼呢？因为十年前没有条件，不建是务实，是实事求是，但是有能力做而不做，则是对于自己和社会的不负责任。”“还有关键一点，这座大楼的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某些地方政府可以为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去好大喜功，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亏了，那也只能自己承担，我们做事情不用给别人看。”孙海燕最后说道。
一项经济转型的探索
“三产”在华西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谈到大楼用途，孙海燕用当初的华西金塔举了个例子：“目前每年到华西村参观访问的游客达到200万左右，华西金塔的门票是20元，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很可观，而金塔当年仅仅是1个多亿的投资。如果‘新农村大楼’盖好之后，200万游客是基础的数字，大楼的效应带动游客数量上升到300万~500万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影视、观光、旅游、商务都会有很大的有形、无形收益。”
孙海燕颇有点神秘地透露：“老书记曾经说过，‘华西应该是全社会的华西，全世界的华西。’如果全球化的公司能够入驻大楼设立办事处，那么将极大地提升华西人的视野。”对于这项听起来有点玄乎的事情，孙海燕颇为认真，“事情已在推动之中，一方面是华西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华西村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整个无锡地区排名第一，他们将联系相关的外贸机构、企业等入驻；另一方面，目前华西下属有十大公司，大约60~70家企业，对外有很多的业务往来，在周边地区，如江阴、张家港等地，有很多的办事机构，现在可以趁此机会，将此类机构请到大楼里来”。但是显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对此孙海燕也不否认。
现在的华西正在从传统工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孙海燕表示，“成为一个区域的金融贸易中心，不是没有可能的，现在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在华西的收入当中已经占到三成以上了。三年内，华西旗下还将可能上市一家主营沪港澳三地贸易的公司”。
一轮“公”“私”发展的反思
华西村集体经济“味”最浓
华西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和共同富裕的旗帜而出名，富裕程度已经众所周知，仅在2009年，华西村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450亿元。
登上高达98米的华西村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的观景台，眼前的一片片别墅群可谓尽情张扬着华西人的幸福。在华西村一般的家庭都有一套别墅，两辆20万到30万的车子。事实上，这次引起争议的“新农村大楼”就是200个在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来兴建的。然而在1961年建村时，华西人曾相当窘迫。那时年分配水平只有五六十元。
除了富裕，华西村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就是“集体经济”，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淡忘了。当你真正走进华西，会感受到这里是集体经济“味道”最浓的地方，甚至会产生一种“朝圣”的冲动。“集体经济”四个大字几乎出现在华西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门头当中。而走在华西村的村中长廊上，耳边回响着的《社会主义好》，都在提醒着到访者这里的不同。
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闯出一条土地承包的中国农村改革之路；华西村在当年则坚决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分田单干的巨大压力，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村集体欠债数万元，而华西村的集体企业年产值已超过450亿元，净利润35亿元。
就华西村来看，集体经济并不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低效，在某些情况下，集体经济可以胜过私有经济。西安邮电学院经管学院院长张鸿教授认为，集体经济内涵相当广阔，目前国外多见的合作经济就是集体经济的形式。关键要针对现实，作出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
一场“共同富裕”的理解之争
“我们永远不会去均贫富”
都说“共同富裕”，为何不能把该楼资金用于对周边村的帮扶？对于有观点担心，大楼会拉大华西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差距时，孙海燕的话不多，但铿锵有力：“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做。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如果那样只会是一样穷。”
从2001年开始，在合并了周边16个村后，华西村已经从以前0.9平方公里变成现在30平方公里的大华西，新并入的村子改称为华西一村、二村等。
周边村民显然仍有落差感，而收入差距就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在华西村，周边村村民和中心村村民同样享有福利分配。只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心村村民享有分红而周边村以及外来打工者一般没有。中心村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以每人2000元的本金入股，每年享受村办企业的利润分红。而后加入进来的周边村村民则没有股金。对于中心村村民来说，毕竟自己经历了几十年的打拼，也不愿简单地和后来者“一刀切”。
对于华西周边村的村民来说，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但相比以前，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华西三村49岁的沙师傅，是一名司机。在他名下已经有一套别墅和一处公寓，“我和老伴现在住的是公寓，别墅买了还没装修，留着给儿子毕业回来住。没办法，我们这里现在都攀比，年轻人结婚都要有别墅”。沙师傅笑道。
“当然跟中心村比也不合适，只不过，我们这些周边村待遇应该比外来务工人员要好一点吧！”或许这也道出了部分周边村村民的心思。
一个发展模式的期待 农村能否克隆华西村？
在很多报道当中，都将华西村的经验称为“华西模式”，很多到华西村考察的人也都会关心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华西村的经验能不能复制？就陕西的农村来看，能否克隆一个华西村呢？
对此，华西村党委原副书记、华西钢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程先敏并不看好，“首先，大环境不一样，在华西周边有很强的工业、市场基础，在陕西的农村搞，谁来给你做配套呢？其次，在华西出口相对简单，然而在内地，想要出口就会很费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化”。
此前，吴仁宝曾说：“最好不要讲模式。”他“最怕模式”。他实际上也在告诫所有来华西学习的人：华西的模式是不能复制的。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卢山冰看来，华西的经验很难被大范围推广，毕竟华西村的成功有赖于诸多因素，其中一则是品行端正能力超群的“领袖”，另一则是良好的乡村自我组织文化，然而两者都很难得。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华西村仍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金饭碗”还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共同富裕的梦想仍是大家的期待。就“新农村大楼”来看，如果争论能够激发世人思考，实事求是地探索出“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许“新农村大楼”就不只是海拔上的世界农村第一高楼了！
华西人为何如此？是简单炫富，还是发展的要求？作为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共同富裕的“样板”，华西人此举会否增大其与周边地区的差距，甚至让“共同富裕”走了样……
“面子”还是“里子”？
迪拜的摩天大楼引发的地产泡沫还没结束，华西村的摩天大楼又引来不少关注，而华西村大楼恰恰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迪拜的大楼。
走进华西村，远远就可看到这座被称作是“空中华西村”的大楼。在华西村中心村的西南角，和原先的华西村标志建筑——金塔呈对角线分布。按计划，这座总投资25亿元、高328米的大楼，将在明年6月试运行，10月正式投入使用。
大楼已经初见规模——60层高的主楼已经封顶，蓝色的玻璃幕墙也已经敷设了一半，其效果已经呼之欲出了，三足鼎立，托起一个巨大的球体，还有5个空中花园，这些都已经有模有样了。“未来的顶层将是一个巨大的圆球形餐厅，可供500人同时用餐，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旋转餐厅。”一位华西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如此介绍。
昔日这个曾因建设五层文化大楼而被陈永贵振臂高呼“咱农民也能建大楼”的苏南小村庄内，这次显然要有更大的气度。然而，在这座中国排名第八的摩天大楼不断增高的过程中，华西村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华西村是追求“面子”，建一座中国排名第八的高楼来彰显其作为“第一村”的地位；也有人担忧华西村的“里子”，目前华西村旗下的企业多集中在钢铁、纺织、有色等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这些较为落后的产能进行升级改造才是当务之急；也有人担心此举会增大华西村和周边村民的差距，甚至“共同富裕”的模式会改变等等。
一次城镇化意识的“交锋”
“华西村只是走在前面而已”
面对争议，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显得很淡定，“要说起来，华西村此前也遭遇了不少的争议。比如以前建金塔的时候，就有反对的声音。”“如果这座大楼建在上海、北京，会有这样的争议吗？”孙海燕突然反问道，“还是因为华西是农村，尽管是中国第一村”。
在孙海燕看来，很多人都在说着农村要城镇化，但是当农村真正实现城镇化，甚至超越一些城市的时候，有些人就有点坐不住了，“其实以后这样的事情或许会很平常，在这方面，华西只是走在其他中国农村前面而已”。
而对于城市化，老书记吴仁宝的说法或许更直接，“什么叫城市化？就是让城里的人，到农村来花钱，就是城市化”！
而走在前面，也是华西村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十年前，不建这样的大楼呢？因为十年前没有条件，不建是务实，是实事求是，但是有能力做而不做，则是对于自己和社会的不负责任。”“还有关键一点，这座大楼的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某些地方政府可以为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去好大喜功，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亏了，那也只能自己承担，我们做事情不用给别人看。”孙海燕最后说道。
一项经济转型的探索
“三产”在华西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谈到大楼用途，孙海燕用当初的华西金塔举了个例子：“目前每年到华西村参观访问的游客达到200万左右，华西金塔的门票是20元，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很可观，而金塔当年仅仅是1个多亿的投资。如果‘新农村大楼’盖好之后，200万游客是基础的数字，大楼的效应带动游客数量上升到300万~500万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影视、观光、旅游、商务都会有很大的有形、无形收益。”
孙海燕颇有点神秘地透露：“老书记曾经说过，‘华西应该是全社会的华西，全世界的华西。’如果全球化的公司能够入驻大楼设立办事处，那么将极大地提升华西人的视野。”对于这项听起来有点玄乎的事情，孙海燕颇为认真，“事情已在推动之中，一方面是华西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华西村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整个无锡地区排名第一，他们将联系相关的外贸机构、企业等入驻；另一方面，目前华西下属有十大公司，大约60~70家企业，对外有很多的业务往来，在周边地区，如江阴、张家港等地，有很多的办事机构，现在可以趁此机会，将此类机构请到大楼里来”。但是显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对此孙海燕也不否认。
现在的华西正在从传统工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孙海燕表示，“成为一个区域的金融贸易中心，不是没有可能的，现在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在华西的收入当中已经占到三成以上了。三年内，华西旗下还将可能上市一家主营沪港澳三地贸易的公司”。
一轮“公”“私”发展的反思
华西村集体经济“味”最浓
华西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和共同富裕的旗帜而出名，富裕程度已经众所周知，仅在2009年，华西村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450亿元。
登上高达98米的华西村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的观景台，眼前的一片片别墅群可谓尽情张扬着华西人的幸福。在华西村一般的家庭都有一套别墅，两辆20万到30万的车子。事实上，这次引起争议的“新农村大楼”就是200个在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来兴建的。然而在1961年建村时，华西人曾相当窘迫。那时年分配水平只有五六十元。
除了富裕，华西村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就是“集体经济”，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淡忘了。当你真正走进华西，会感受到这里是集体经济“味道”最浓的地方，甚至会产生一种“朝圣”的冲动。“集体经济”四个大字几乎出现在华西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门头当中。而走在华西村的村中长廊上，耳边回响着的《社会主义好》，都在提醒着到访者这里的不同。
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闯出一条土地承包的中国农村改革之路；华西村在当年则坚决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分田单干的巨大压力，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村集体欠债数万元，而华西村的集体企业年产值已超过450亿元，净利润35亿元。
就华西村来看，集体经济并不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低效，在某些情况下，集体经济可以胜过私有经济。西安邮电学院经管学院院长张鸿教授认为，集体经济内涵相当广阔，目前国外多见的合作经济就是集体经济的形式。关键要针对现实，作出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
一场“共同富裕”的理解之争
“我们永远不会去均贫富”
都说“共同富裕”，为何不能把该楼资金用于对周边村的帮扶？对于有观点担心，大楼会拉大华西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差距时，孙海燕的话不多，但铿锵有力：“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做。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如果那样只会是一样穷。”
从2001年开始，在合并了周边16个村后，华西村已经从以前0.9平方公里变成现在30平方公里的大华西，新并入的村子改称为华西一村、二村等。
周边村民显然仍有落差感，而收入差距就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在华西村，周边村村民和中心村村民同样享有福利分配。只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心村村民享有分红而周边村以及外来打工者一般没有。中心村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以每人2000元的本金入股，每年享受村办企业的利润分红。而后加入进来的周边村村民则没有股金。对于中心村村民来说，毕竟自己经历了几十年的打拼，也不愿简单地和后来者“一刀切”。
对于华西周边村的村民来说，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但相比以前，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华西三村49岁的沙师傅，是一名司机。在他名下已经有一套别墅和一处公寓，“我和老伴现在住的是公寓，别墅买了还没装修，留着给儿子毕业回来住。没办法，我们这里现在都攀比，年轻人结婚都要有别墅”。沙师傅笑道。
“当然跟中心村比也不合适，只不过，我们这些周边村待遇应该比外来务工人员要好一点吧！”或许这也道出了部分周边村村民的心思。
一个发展模式的期待 农村能否克隆华西村？
在很多报道当中，都将华西村的经验称为“华西模式”，很多到华西村考察的人也都会关心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华西村的经验能不能复制？就陕西的农村来看，能否克隆一个华西村呢？
对此，华西村党委原副书记、华西钢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程先敏并不看好，“首先，大环境不一样，在华西周边有很强的工业、市场基础，在陕西的农村搞，谁来给你做配套呢？其次，在华西出口相对简单，然而在内地，想要出口就会很费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化”。
此前，吴仁宝曾说：“最好不要讲模式。”他“最怕模式”。他实际上也在告诫所有来华西学习的人：华西的模式是不能复制的。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卢山冰看来，华西的经验很难被大范围推广，毕竟华西村的成功有赖于诸多因素，其中一则是品行端正能力超群的“领袖”，另一则是良好的乡村自我组织文化，然而两者都很难得。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华西村仍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金饭碗”还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共同富裕的梦想仍是大家的期待。就“新农村大楼”来看，如果争论能够激发世人思考，实事求是地探索出“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许“新农村大楼”就不只是海拔上的世界农村第一高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