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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袁可嘉译）
叶芝这首作于1893年的《当你老了》，语言简明质朴，但情感丰富真切，100多年来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事实上，叶芝对当代作家影响之深远，或许与莎士比亚不相上下。出生一个半世纪后，他依然塑造着英语语言。
对威廉·巴特勒·叶芝在英语文学中曾经并依然占据的重要地位，再多的赞誉也不为过。
“叶芝的重要性，与莎士比亚、琼森或狄金森等同，”评论家、诗人詹姆斯·朗根巴赫说，“我们对英语作为媒介将思想付诸笔端这一过程的理解，与他密不可分。”从钦努阿·阿契贝到琼·狄迪恩，作家们为自己的作品觅得达情切意的完美书名——《瓦解》和《向伯利恒跋涉》——均出自叶芝的经典名句。T. S. 艾略特认为叶芝属于“少数人之一，他们的履历便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他们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便无从理解那个时代”。
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于爱尔兰，在伦敦长大，深受其画家父亲波希米亚文化圈的影响，是一位写了半个世纪十四行诗的传统主义者。对英语语言形式、爱尔兰文学和凯尔特神话的积累——部分习自他在母亲的故乡，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度过的盛夏——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如果止步于19世纪末，他的成就将限于一部充满乡愁的田园诗集；但幸运的是，他并未就此搁笔，因为他在20世纪的创作帮助引领了现代主义的形成，并且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理解现代的恐怖与美丽。正是这一贡献，至今仍能获得诗人们的共鸣。
一个世纪前，叶芝的诗歌创作被他口中“愈发暴虐的世界”永久地扰乱了。在《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他描绘了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他的一些熟人在起义中被行刑队处决。他一一写下殉道者们的形象，并以标志性的诗句“一种恐怖的美已然诞生”作结。
在写于1919年、发表于1921年的《第二次降临》中，他继续流露出这样的倾向。这首诗是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爱尔兰内战而作。“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W. H. 奥登在1939年的《悼念叶芝》中写道。
“现实与正义”
像所有伟大艺术一样，叶芝的诗作在每一代人中都焕发出新的光彩——与他共鸣尤其强烈的，是被战火与争端所煎熬的诗人们。“他关心政治，牵挂祖国，憂心祖国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还有为祖国独立而牺牲的人们。”诗人特丝·加拉格尔说，她初读叶芝是在越南战争期间。
诗人霍诺·摩尔认为，在纷争不断的1968年阅读《第二次降临》，会对它产生全新的理解。“他在一战后不久写了这首诗（并不知道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和其他很多当时20岁出头的人，读到这两行一针见血的诗句时，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好人缺乏信念，坏人却狂热到极点。’一头无法描绘的可怕野兽，它的‘目光像烈日般空洞无情’。”
叶芝早期浪漫主义诗作中的思乡怀旧之情来自他对斯莱戈郡的记忆，这条路曾是他一首诗的灵感来源
叶芝曾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将现实与正义把握在一念之间”，诗人汤姆·斯莱说，他以在黎巴嫩、索马里、伊拉克和利比亚当记者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新诗集《Z车站》，“读过那样的观点，再以它来看待伊拉克这些国家发生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它便能帮你抵御一切情感上的无病呻吟。”
混沌中的秩序
叶芝直面人类的悲剧，但流传不朽的不仅是他的诗歌题材，还有体裁。
“（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诗人，”出生于都柏林的诗人伊文·博兰说，她在斯坦福大学指导创意写作课程，“叶芝对20世纪抒情诗影响重大。他拓展了诗节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其晚期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赋予抒情诗全新的面貌——在19世纪末，抒情诗本是矫揉造作、多愁善感的。”
“对任何读诗写诗的人来说，叶芝留下的主要遗产和榜样，”博兰说，“就是他晚期作品中执着的人性的证明。”——带来这一改变的原因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人生，以及一个简单的事实：他老了。“作为一位在早期诗作中歌颂过英勇与力量的诗人，这个转变在其晚期作品里形成了一条惊人的生长曲线。在此过程中，它创作出一种全新的抒情诗：硬朗坚韧，扣人心弦，令人信服。”
诗人、评论家、哈佛教授斯蒂芬·伯特认为，即使在今天，叶芝也是诗人们的良好榜样，“他的榜样作用体现在许多看似矛盾之处——是通往神话的路标，也是苦修技艺的楷模；既关注天下大事，又珍惜私人生活；某些方面怀旧复古，某些方面超越时代。”
泽被后世
叶芝影响着当今每一位用英语创作的诗人，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诗人、评论家詹姆斯·朗根巴赫说。“叶芝相当于将抒情诗重塑成了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所熟知的样子。他将数百年来一直较为小众而矜持的场面诗——为婚礼、诞生、加冕或葬礼而作的诗——转化为我们语言中最严肃、最核心的一类诗歌体裁。”朗根巴赫认为，这种影响“在看似风格各异的诗人们身上均有体现，如弗兰克·奥哈拉、谢默斯·希尼、伊丽莎白·毕肖普、苏珊·豪”。
叶芝于1939年逝世于法国，并安葬于此，但九年后他的遗体被迁葬斯莱戈郡，那里同时也是叶芝纪念馆的所在地
创作《Z车站》时，汤姆·斯莱曾在叶芝身上寻找灵感。“（他给了我）实用的写作建议，像‘如今我修改旧作只为追求更加热情奔放的句法’。你只需看看他19世纪90年代写的那些东西——‘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悲哀的玫瑰’里那种柔情——再对比一下《疯珍妮组诗》。你能看出诗中的‘音律’是怎样从修辞的音律转变为言语的音律，看出这音律出自思想的压力而非氛围的诱导。”他的注意力从环境转移到人——哪怕在关注外部事件的同时，他也会审视内心，寻找复杂的动机。可能正是那种他存在于你脑海之中、渗入你自身思想的感觉，使得许多当代诗人与他建立了强大而紧密的联系，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仍能激发今人的灵感。“很少有诗人能给予重读、重听他诗歌的人如此丰富的收获。”斯蒂芬·伯特说。“他的诗至今读来仍如此美妙，我觉得真是个奇迹，”特丝·加拉格尔说，“情感充沛，玄妙莫测，使人得以畅饮唯有这位伟大诗人才能在冥想中发现的神秘力量。”
叶芝这首作于1893年的《当你老了》，语言简明质朴，但情感丰富真切，100多年来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事实上，叶芝对当代作家影响之深远，或许与莎士比亚不相上下。出生一个半世纪后，他依然塑造着英语语言。
对威廉·巴特勒·叶芝在英语文学中曾经并依然占据的重要地位，再多的赞誉也不为过。
“叶芝的重要性，与莎士比亚、琼森或狄金森等同，”评论家、诗人詹姆斯·朗根巴赫说，“我们对英语作为媒介将思想付诸笔端这一过程的理解，与他密不可分。”从钦努阿·阿契贝到琼·狄迪恩，作家们为自己的作品觅得达情切意的完美书名——《瓦解》和《向伯利恒跋涉》——均出自叶芝的经典名句。T. S. 艾略特认为叶芝属于“少数人之一，他们的履历便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他们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便无从理解那个时代”。
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于爱尔兰，在伦敦长大，深受其画家父亲波希米亚文化圈的影响，是一位写了半个世纪十四行诗的传统主义者。对英语语言形式、爱尔兰文学和凯尔特神话的积累——部分习自他在母亲的故乡，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度过的盛夏——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如果止步于19世纪末，他的成就将限于一部充满乡愁的田园诗集；但幸运的是，他并未就此搁笔，因为他在20世纪的创作帮助引领了现代主义的形成，并且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理解现代的恐怖与美丽。正是这一贡献，至今仍能获得诗人们的共鸣。
一个世纪前，叶芝的诗歌创作被他口中“愈发暴虐的世界”永久地扰乱了。在《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他描绘了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他的一些熟人在起义中被行刑队处决。他一一写下殉道者们的形象，并以标志性的诗句“一种恐怖的美已然诞生”作结。
在写于1919年、发表于1921年的《第二次降临》中，他继续流露出这样的倾向。这首诗是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爱尔兰内战而作。“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W. H. 奥登在1939年的《悼念叶芝》中写道。
“现实与正义”
像所有伟大艺术一样，叶芝的诗作在每一代人中都焕发出新的光彩——与他共鸣尤其强烈的，是被战火与争端所煎熬的诗人们。“他关心政治，牵挂祖国，憂心祖国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还有为祖国独立而牺牲的人们。”诗人特丝·加拉格尔说，她初读叶芝是在越南战争期间。
诗人霍诺·摩尔认为，在纷争不断的1968年阅读《第二次降临》，会对它产生全新的理解。“他在一战后不久写了这首诗（并不知道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和其他很多当时20岁出头的人，读到这两行一针见血的诗句时，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好人缺乏信念，坏人却狂热到极点。’一头无法描绘的可怕野兽，它的‘目光像烈日般空洞无情’。”
叶芝曾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将现实与正义把握在一念之间”，诗人汤姆·斯莱说，他以在黎巴嫩、索马里、伊拉克和利比亚当记者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新诗集《Z车站》，“读过那样的观点，再以它来看待伊拉克这些国家发生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它便能帮你抵御一切情感上的无病呻吟。”
混沌中的秩序
叶芝直面人类的悲剧，但流传不朽的不仅是他的诗歌题材，还有体裁。
“（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诗人，”出生于都柏林的诗人伊文·博兰说，她在斯坦福大学指导创意写作课程，“叶芝对20世纪抒情诗影响重大。他拓展了诗节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其晚期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赋予抒情诗全新的面貌——在19世纪末，抒情诗本是矫揉造作、多愁善感的。”
“对任何读诗写诗的人来说，叶芝留下的主要遗产和榜样，”博兰说，“就是他晚期作品中执着的人性的证明。”——带来这一改变的原因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人生，以及一个简单的事实：他老了。“作为一位在早期诗作中歌颂过英勇与力量的诗人，这个转变在其晚期作品里形成了一条惊人的生长曲线。在此过程中，它创作出一种全新的抒情诗：硬朗坚韧，扣人心弦，令人信服。”
诗人、评论家、哈佛教授斯蒂芬·伯特认为，即使在今天，叶芝也是诗人们的良好榜样，“他的榜样作用体现在许多看似矛盾之处——是通往神话的路标，也是苦修技艺的楷模；既关注天下大事，又珍惜私人生活；某些方面怀旧复古，某些方面超越时代。”
泽被后世
叶芝影响着当今每一位用英语创作的诗人，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诗人、评论家詹姆斯·朗根巴赫说。“叶芝相当于将抒情诗重塑成了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所熟知的样子。他将数百年来一直较为小众而矜持的场面诗——为婚礼、诞生、加冕或葬礼而作的诗——转化为我们语言中最严肃、最核心的一类诗歌体裁。”朗根巴赫认为，这种影响“在看似风格各异的诗人们身上均有体现，如弗兰克·奥哈拉、谢默斯·希尼、伊丽莎白·毕肖普、苏珊·豪”。
创作《Z车站》时，汤姆·斯莱曾在叶芝身上寻找灵感。“（他给了我）实用的写作建议，像‘如今我修改旧作只为追求更加热情奔放的句法’。你只需看看他19世纪90年代写的那些东西——‘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悲哀的玫瑰’里那种柔情——再对比一下《疯珍妮组诗》。你能看出诗中的‘音律’是怎样从修辞的音律转变为言语的音律，看出这音律出自思想的压力而非氛围的诱导。”他的注意力从环境转移到人——哪怕在关注外部事件的同时，他也会审视内心，寻找复杂的动机。可能正是那种他存在于你脑海之中、渗入你自身思想的感觉，使得许多当代诗人与他建立了强大而紧密的联系，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仍能激发今人的灵感。“很少有诗人能给予重读、重听他诗歌的人如此丰富的收获。”斯蒂芬·伯特说。“他的诗至今读来仍如此美妙，我觉得真是个奇迹，”特丝·加拉格尔说，“情感充沛，玄妙莫测，使人得以畅饮唯有这位伟大诗人才能在冥想中发现的神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