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是一片特殊的土地，内地动荡的期间，有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离乡别井，来到这里重头打拼，这些奋斗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另类的中国现代史。从今年第2期起，我们陆续刊发蔡玄晖博士的一系列访谈文章，用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的老“港漂”口述历史，看他们眼中的峥嵘岁月。
　　在香港，医生入行门槛极高，但地位崇高收入丰厚，因而很多中产家庭的梦想就是送孩子进医学院深造。正因为医生如此尊贵稀缺，我从来没想过老“港漂”知识分子里会有成为医生的。所以当岑超南先生向我引荐林德汉医生时，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期待见到略有传奇色彩的林医生。
　　在西湾河地铁站旁，我和林医生见了第一面。80多岁的高龄，依然西装革履，头发整洁。他送给我两本他自己写的自传式的书，随后我陪同他到医务所。那是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诊所，门口挂着一个大招牌，上面白底黑字写着“西医林德汉”。
　　
　　受访者：林德汉
　　访谈时间：2016年1月14日
　　访谈地点：香港西湾河

生于广东：“14岁时我成为家中顶梁柱”

　　蔡玄晖：林医生，很荣幸再见到你，首先谢谢你接受访问。能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林德汉：我1931年出生于广东揭阳乔林乡一个小康农家。5岁多点我父母就下南洋谋生，所以我从小跟着祖父祖母长大。因为是长房长孙，所以备受宠爱。“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道他人非”是我家的家教。
　　后来祖母祖父相继去世，14岁时我成为家中顶梁柱，承担起照顾继祖母及其年幼子女的责任。我一边读书一边种田管家，一心三用，功课不是很拔尖。好在继祖母人好，父母又不时从印尼寄钱过来，生计不成问题。1951年我从揭阳一中高中毕业，决心到上海参加高考。那时中国还没有统一高考。如果想上大学，对于南方的孩子来说要么到广州要么到上海。
　　蔡玄晖：有点儿像古时的进京赶考？
　　林德汉：是的。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复旦大学。有考生服务团，非常热情。8月份，我就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参加考试了。我中学时有一次患急性肠胃炎，发高烧，住进当时揭阳最出名的真理医院（教会医院），5天后痊愈出院。主诊是一位外国医生。从那时起我就立志成为一位白衣天使，所以第一志愿报的都是医科。放榜的时候，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我被中国医科大学录取了。8月底，我就跟着中国医科大学的指导员北上沈阳，开始大学生活。

东北求学：“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吓坏了”

　　蔡玄晖：医学是很专业的学科，请你谈谈你的学习情况吧？
　　林德汉：中国医科大学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其附属医院是日本侵华时的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不是德日派就是英美派，也有很多苏联专家，教学都很认真。第一学期因为抗美援朝的缘故，我们搬到黑龙江读书，第二学期才搬回沈阳。我来自广东农村，基础不如大城市的孩子，第一学期有一次化学临时测验我还考不及格呢。不过我没有气馁，相信勤能补拙。年复一年，到了第5年 ，我全部功课都是五分。第6年我们是到了医院去实习。
　　
　　蔡玄晖：除了专业学习外，还要学习什么？
　　林德汉：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也有不少政治教育课，主要是鼓励我们学成之后到基层服务去。这期间，我阅读了不少中国名著和苏联文学作品，逐渐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不计较名利，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我爸爸在印尼发展不错。1953年他委托一位参加回国观光的朋友到沈阳看望我，听那朋友转述我身体很瘦，只有50公斤，担心我生活太苦，特意寄了2000元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吓坏了，向政治指导员汇报钱的来源。我给上海表叔寄了30元，又给家乡的继祖母寄了30元，其余全部买了爱国公债，其实就是捐给了国家。身上穿的，仍是那套几斤重的棉衣棉裤、蓝色制服，每月生活费照样只有12元。

韶关22年：“流过三次泪”

　　蔡玄晖：1957年，6年的医学训练后，你就到了韶关工作？这一呆就是22年？
　　林德汉：是的，1957年我被分配到广东省韶关市韶关地区医院工作。韶关地区医院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粤北地区最有名气的医院了。医院领导对我非常重视，给我很多进修的机会。比如1960年我到广东省人民医院进修心电图。我白天上课，晚上自修，一个人在心电图室看图直至深夜。
　　两个月的时间，我看完了省胸研所5万多份心电图，省級领导和华罗庚的心电图我都看过。结业时，胸研所所长给了我满分。学成回韶关后，医院就购置了一台西门子心电图机，我建立了心电图室，亲手制作了3万多份心电图。
　　蔡玄晖：我的哥哥也是医生。所以我非常清楚在大陆当医生是非常辛苦的活儿。病人多，案例复杂，还要经常外出会诊。
　　林德汉：是的。病房、门诊、夜班，半夜三更抢救危重病人，通宵达旦做手术，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这是大部分医生的工作方式。而且我还兼任韶关医专、韶关卫校等学校的内科教师。你可以想象，我得有多忙。作为地区级医院的医生，我们还经常要到下属各县乡医院、矿山医院以及部队医院会诊，抢救病人。韶关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景点，一个是曲江县的南华寺，一个是仁化县的丹霞山。我经常去这两个县会诊，可是这两个景点是三过其门而不入。那不是个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时代。
　　蔡玄晖：那是怎样一个时代？
　　林德汉： “ 又红又专”的时代。参加工作，业务进修，这是“专”，“红”呢？就是要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那时候我经常要“上山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村物资困难，农民因贫而病是常有的现象，出现营养性水肿很常见的，药物也无济于事啊。每见到这种情况，只有潸然泪下的份。领导对我们这些下乡知识分子想方设法地照顾，比如要求每周二必须到公社开会，因为中午那顿饭是有肉可吃的。 　　蔡玄晖：你的海外关系，有没有让你在文革期间受到牵连。
　　林德汉：我工作勤勤恳恳，在韶关市算是有一点儿名气的。地委书记、公安局长、军队司令员、师长等等都经常找我看病。可是，正常人五年左右就可以升为主治医生，我却花了12年。至于什么主任、院长、出头露面的事情都无我的份。这些可能和我的海外关系有关。
　　我母亲寄给我的几两黄金，文革时也都被迫以每两100元的价格卖给红卫兵了。我在韶关22年，流过3次泪。一次是我3次申请入党被婉拒，觉得因为自己的海外关系入党是无望的了，伤心得流了眼泪。又有一次是接到我父亲客死他乡的电报。还有一次是因为毛泽东逝世。不过因为淡泊名利，文革期间我并没因为海外关系而受到大的冲击，也没被批斗，大字报也不多。有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因为我为父亲逝世流泪，被批评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另一张指责我抢救病人时，三个护士都不够用。

初到香港：“一家生计终于可以维持了”

　　蔡玄晖： 你后来为什么选择前往香港？有没有想过去了香港后，一切都只能从头开始？
　　林德汉：我来香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和我阔别几十年的母亲团聚。人生遗憾之一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的父亲在世时我无法尽孝，如今母亲年纪越来越大，我非常渴望能与她共享天伦之乐。同时我非常也希望能到外面去看看，接受新的事物，改善生活，还希望我的儿女到外面会有更好的学习工作环境。
　　蔡玄晖： 到香港后工作和生活顺利吗？
　　林德汉：到了香港后，弟弟帮我们租到一套房子，两室一厅。这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家。那时香港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劳动力短缺。我的孩子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反倒是我，因为大陆的学历经验不被承认，工作一时没着落。
　　我年纪大了，公司工厂不愿意请。从韶关带过来的十几封推荐信，也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无牌医生或者大陆医生，是很受歧视的。可是我正当壮年，家计重担落在儿女身上，自觉惭愧。当时香港政府对中医还没任何规管，于是我采取曲线救国路线，挂牌作中医针灸。
　　可是香港人对大陆医生极端不信任。为了站稳脚跟，为我的中医诊所争取病人，我一周工作七天，哪里需要出诊就去哪里。港岛九龙新界，我的足迹差不多遍布了大半个香港。有时候出诊回来，已是深夜，累得坐车坐过站是常有的事情。慢慢地，靠着我的医术和诚挚服务，名气打了出去，病人开始反过来上门找我了，不少社团也请我当医事顾问。一家生计终于可以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