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社会需要在不同中互相促进，才能得到繁荣长久的发展。中国的音乐创作亦是如此，要以多元来丰富创作环境，刺激单一的作曲风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1月15日，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当代中国音乐器乐作品创作研讨会在中国文联举行。叶小纲、许舒亚、郭文景等作曲家作为第九届“金钟奖”器乐作品奖评委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外，许知俊、阮昆申、徐坚强、秦毅、王建民、郝维亚、杨青、郭和初、郝维亚、苏潇等颁奖嘉宾、获奖者亦在研讨会上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器乐音乐创作现状的认识、建议与设想。在叶小纲的主持下，整整两个小时的研讨会气氛热烈，讨论的话题具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意义非凡。
　　一、知过去、知现在，不可知未来
　　在研讨会上，郭文景提出的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即作曲家对中国音乐风格的极大共识。而这也是当今中国作曲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郭文景说：“作为评委，可以看到全国的创作情况。大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音乐风格的认识太一致。老中青三代作曲家有共识，中外亦有共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无形间，就形成了一个框框，限制了想象力和追求方式。难道中国风格一定就是五声音阶吗？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路子。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传统音乐过去、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是知道的，可明天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是不知道的。这种潜移默化，使我们都在往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向去做，不论用什么东西，都硬要塞一些中国元素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我们的创作是一个束缚。”同时，郭文景还提到，中国作曲家对中国风格的定义太窄，对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不够清楚。他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九十年代，他为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作曲时，最重要的音乐主题用的是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中很著名的间奏曲，而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贴切地展现出了穿着军装、叼着烟的马小军在房顶走来走去，为了爱情很迷茫的心境。而郭文景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触动，在此之前，他对于中国音乐还是遵循着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另一件他感触更深的是前两年，他给中央芭蕾舞团创作芭蕾舞剧《牡丹亭》时，用了西方的古典音乐、昆曲以及自己的东西，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将牡丹亭这个梦描绘得惟妙惟肖，之后的演出非常具有观众缘，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澳门，澳大利亚等地都进行了演出，其中，第一场“惊梦”的开始部分，杜丽娘触景生情时所用的音乐是《牧神午后》，非常贴切，没有人对所谓“中国风格”提出质疑。郭文景在这件事情中得到了很大的感触，他说：“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的观众、听众对中国音乐风格的理解比我们作曲家要宽得多，他们的容量也比我们作曲家要大得多。我们反倒自缚手脚。作曲界由于多年来受某种教育的影响，潜意识地自我束缚，把中国风格定义得比我们所处的社会还窄，导致我们落在这个社会的后面了”。
　　对于郭文景提出的这个问题，杨青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希望大家思考“中国音乐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他认为，大家对中国音乐的认识的确形成了一个“框框”，束缚了想象力。他说：“中国作曲家写的东西，听完总感觉被儒家、道家等思想束缚，不断出现很文气的标题以及古琴的音调，这些东西实质上在七八十年代已经很多了，而中国作曲家的写作仍没有走出那个时候。”杨青认为，走出这个束缚其实很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笔触，自己对文化的认同，很难突破。而反观俄罗斯作曲家，他们的音乐既有深刻的俄罗斯内涵，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他说：“金钟奖”出现的获奖作品应该代表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以拿到国际上被人称赞，这就说明我们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对此，许舒亚讲到了他的一个经历。他在法国讲五声音阶时曾被一个音乐学家质疑，那个音乐学家问为什么认为五声音阶是中国音乐的特征？很多地方都有五声音阶，那么五声音阶如何就只能代表中国的特点？因此，许舒亚提到“究竟何为中国风格？”他认为这是很难回答的，也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但他坚信有一天，中国的创作在大家的努力下，会成熟起来。
　　二、脱离技法上的“自我束缚”
　　“当技术、技巧完成了，最终还是文化背景起到决定性作用。”许舒亚在研讨会上说的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阮昆申对此问题有一些感悟，现今，对音乐手法、技法的自我束缚太多了，年轻人并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他们缺乏的其实并不是技术，而是思考，对音乐以外的东西的思考。要有一些能够撞击人心灵的东西。音乐能够给人震撼的不仅仅是技巧，音乐的本质其实就能够打动人心。他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音乐以外的东西，文学、绘画、建筑等，这是音乐教学里仍然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作曲家自缚手脚，把自己装在一个“框框”里，阮昆申说：“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因为我们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我们应该脱离技术上的束缚，找到更新的东西”。
　　三、经典是在不断被演出中完成的
　　“一个作品创作了之后真的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真正让作品确立起来是让它经典话的过程。”许知俊说道：“所有的作品不同的人可以演绎出天壤之别。”他认为，现在“金钟奖”获奖作品要与后续比赛联系起来，作品应该不断演奏，不断高水平的重复，历史上，有很多作品首演失败，而在演奏的角度，又有多少获奖作品在演奏上经得起推敲？获奖作品不应该是图书馆的作品，要想接地气，要在舞台上通过声音表现出来，不同的演绎甚至可能出现“是非之别”。对于许知俊提出的这个问题，秦毅也做了一些补充。她获奖的作品第一版本正是由她本人演奏的，在她看来，她自己已然把这首作品“吃得很透”了，但后来，“紫禁城”室内乐团将这首作品演奏得令她自己都很吃惊，她都没想到的东西，“紫禁城”室内乐团反倒演绎出来了，所以说，好的作品和演奏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郭文景引用了一句话，“经典是在不断地被阅读的过程中完成的。”其实在创作中亦是如此。
　　四、对“金钟奖”器乐作品比赛的建议
　　在研讨会的过程中，每一位评委、颁奖嘉宾以及获奖者都对“金钟奖”的公平、公正予以了充分地肯定与赞誉。同时，他们也希望“金钟奖”能够更加完善，愈走愈好。他们提出了几点建议，总结如下：
　　1.秦毅提到了多样性的问题，她说，“金钟奖到现在已是第九届，她已经参加了三届，她的建议是能不能像国际大赛一样，在比赛章程上加上这样一句话，“可以涵某一个电子音乐的声部”，因为现在的社会一直是在进步的，也许对更年轻的学生来说，电子手段已经是他们创作中很重要的方面了，不要把其排斥到“金钟奖”之外。
　　2.参加了九届“金钟奖”并九次获奖的徐坚强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比赛作品演出一下，并录制成CD，对这一提议，在座各位作曲家深表认同，叶小纲提出，将每十年的作品精选出来，刻成CD，这样好的作品就能流传下来。而郝维亚亦认同这一提议，他说，作品要有一个给观众普及的过程。而许舒亚说道：“不要让比赛结束了，作品就放在那儿了，再好的作品没人听，孤芳自赏，就没有意义了。”
　　3.大家提到，“金钟奖”应该允许加入了外国国籍的中国作曲家参加比赛。因为作为作曲家，他们有两个身份，国籍身份和文化身份，国籍的变化不会改变他们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很强大，他们自己也自认为中国作曲家。“金钟奖”应该允许他们参加，这也是繁荣音乐的重要方式。
　　4.评委王建民提出，让比赛的专题性更强一些。民乐演奏水平几乎达到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程度，而创作也就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和缺陷。“金钟奖”作为常设的唯一的专家大奖，通过专题的评奖来代替不足，每年在比赛上的规定曲目进行更新、选择时，会有点问题。他认为，旗鼓相当的曲目才能放在一起。比如，在比赛时，单独一个笛子，即可进行比赛。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在讨论中提到了关于创作的脱节，他说道，这一年创作的作品一定要与比赛的曲目有所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检验自己的成果。最可怕的就是器乐比赛之后作品就没有了。同时，徐沛东说，这一届的民族室内乐出乎意料的精彩，所以，他通过与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协商，将出版总谱。另外，准备组织一个采风团，对福建南音进行整合、梳理，学习南音，并根据其特点进行创作。徐沛东提出，如果有兴趣的作曲家，可以报名参加，对南音这一古老的音乐进行一个田野工作。
　　在研讨会的最后，中国音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建国对大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将作曲家的意见记录了下来，相信中国“金钟奖”器乐作品比赛会愈来愈精彩，定能树中年之雄壮，展青年之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