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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二十二》的特别在于题材，更在于镜头语言、技巧都让步于朴素的感情和原生态的记录，它把为“慰安妇”之名所牵绕终生的妇女回归成日常家庭中的老人们，她们笑，她们哭，她们感慨这世界是“红红火火的”。郭柯把这些形象带到数千万中国人面前，一起凝望这段历史。他在商业化和历史记录中间做了取舍，我们成就了这些取舍。
“ 《二十二》这一段路的感悟是我将来做人做事的标准。”
下午4点刚录完电视台的节目，马不停蹄地就赶往晚上举行交流活动的场地，途中的空档，还接受了另外一场采访—这就是郭柯最近的日程。自从电影《二十二》上映后，他开始进入了“以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忙碌生活，但是这样的状态让他“很珍惜”、“很知足”。
郭柯的职业生涯从“什么活都干”的副导演做起，他也曾迷恋紧凑的剧情、冲突性，该有的技巧在他的从业之初学得一个不落。但这些最后都没有应用在大家后来所熟知的那部作品上，一是因为他在拍摄之初就没想过电影最后会被顺利送进院线，更重要的是他对真实和情感的看重。
郭柯在做的事情，是试图将这些老人从刻板的“慰安妇”面孔中抽离出来，这种竭尽全力还原的努力，是他的性格、早期经历以及和老人们相处时领悟出的感情使然，这些信念一直匍匐在他心底，最终贯穿在中国首部“慰安妇”题材记录电影的拍摄始终。
《二十二》后期制作时遭到了不少质疑，郭柯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理会别人的眼光，将来，“还会继续自由散漫下去”。
《最难忘的一件事》
学生时代，郭柯从来就不是优等生，枯燥又无味的课堂总是留不住他，他经常偷偷溜出去和同学打游戏。凭着自诩的一些小聪明，混着过日子。
高一的语文期末考，作文题目是“你最难忘的一件事”，这个老掉牙的题目放到以前也许会让他提不起一点兴趣。但那段时间不一样。从小带着他长大的奶奶去世了。
他记忆里最深的细节是，因为父母忙着上班，他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成都阴冷的寒冬里，有一次因为家门被风锁上了，进不去，奶奶带他到路边小摊，身上的钱只够要一碗抄手，奶奶想都没想就推给他，还把他搂在怀里，用大衣挡住冷风。
那张语文试卷他只答了这道作文题，后来没想到拿了全班最高分，老师夸他这篇文章“很真诚”，很有感觉。这个道理，郭柯日后才慢慢明了。他说自己的文章也就那样了，谈不上多少语法、技巧，但是他把自己和奶奶相处的细节，一字一句倾泻在作文纸上，有些情感是共通的、能打动人的。这也许胜过一切技巧。
二十多年过去，《二十二》上映后，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疑问“为什么片子放弃了各种叙述的技巧”，他只能自嘲说，“能力不够了，短片能拍，长片就拍不了了”，等到对方露出诧异的神情，他才把玩笑解释清楚。他回忆起来，关于怎样讲故事的想法，读书时候可能已经有种子在慢慢发芽。
然而在继续学业的道路上郭柯没有走很远，小时候父母给他规划的道路很简单，一是去开出租车，二是去当个“理发的”，父母已经知道他是闲不下来的人，过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高中没读完，他怀揣着想进演艺圈的想法，读了四川一所艺校，从跑临时演员做起，后来因为熟人的联系，慢慢成为副导演。
“副导演和导演不一样”，那时候他几乎什么都干，做案头工作，推荐演员，处理临时状况，部门间沟通、协调，他都学着去干。导演看他动作麻利，学东西也快，也愿意带着他，很快，他就掌握了拍摄电影整套流程所需要的技巧，这些经验也让他对处理和感知细节有自己的理解。
后来总有人问郭柯，《二十二》的“寡淡”是不是意味著，他抗拒商业片，他都摇摇头。“如果没有商业化的考虑，这片子也拍不出来”。他说，《二十二》的拍摄，没有剔除商业化的选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用专业的摄像机，而不是想着拿普通单反记录一下就好，我会有意识地去组建自己的团队，找制片人，找摄影师，知道怎么剪辑，怎么继续下去”，这些，都是他多年来在剧组工作积累的功底。
如果不是偶尔留心那条微博，他也许也会在拍剧情片的路上走下去。五年前，他刷微博时看到韦绍兰老人的新闻。当时“慰安妇”的标签第一次跳入他眼前，这位已经年届九十的老人和她在抗战期间生下来的“日本人的儿子”吸引了他，出于职业敏感，他觉得这其中也许有不少的故事。
他很快通过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找到了新闻中的老人，这成为了他拍摄第一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的主角。开拍之时，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尚在世的仅剩32位，韦绍兰是其中之一。她挺直了佝偻的腰板，站在广西连绵的山水前，这幅画面定格成为了片子的海报。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在讲座上，有同学好奇，问台上的郭柯，老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是怎样的态度？郭柯回答说，在他去拜访这些老人前，他发现因为此前已经有不少记者来过采访，千篇一律的态度和问题让这些老人已经习惯性地，一面对记者和摄像机，脱口而出的话可能就是“讨厌日本人”，“要跟日本人打官司”，但是，他反问道，“这是不真实的，90岁的人了，怎么还会天天把仇恨挂在嘴边呢？”
但郭柯并非一开始就想明白这些“道理”。
同时看过《三十二》和《二十二》两部片子的观众不难发现，前者所呈现出来的，还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不乏景别的变换，情节的编排和冲突性。
但是郭柯承认，这是因为不少动作都是“摆拍”出来的，连续的走动镜头，是让老人“折腾”到不同地方，包括坐在屋子前的镜头，是他们请老人家坐在门口，构成了画面的开头。 为了拍摄一个移动镜头，12米长的电子炮不断升降，二三十个人围绕着一个机器在不停摆弄，这些画面，整个团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
这部片子拍完后，郭柯和团队进行反思总结时，发现大家心里都有那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甚至延续到开拍《二十二》之时，也没有一下子找到想要的节奏。刚开始他还会列出一串提纲，预设不少问题，试图呈现他所理解和曾经学到的那种冲突的感觉。
后来他放弃了，和自己的内心取得和解，他决定把所谓的剧本、提纲“通通扔掉”。
这些在电影里，呈现出最经典的镜头是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老人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郭柯与李爱连老人。
曾经有过不堪记忆的韦绍兰老人也在镜头前感慨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啊，吃野东西也要把这条命留着”，这段话触动了不少观众，也包括导演郭柯。他决定放弃用悲情的视角去讲故事。还原出来的，是琐碎：是老人去淘米，洗漱，房屋的一处又一处角落，因为“拍摄的大部分时光就是这么快乐的”，这才是老人们生活真实的一面。
她们和自己身边每天等待孙子、重孙放学回家的长辈并无二致，他不停地用“像小孩子一样”来回忆这些老人的性格。
拍摄团队到达湖北孝感毛银梅老人家时，正是葱郁的五月天，栀子花挂满枝头。老人每天早上都会特意从树上摘下不少花瓣，拿回来逐朵送给他们；本来有午睡习惯的她，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总是惦记，也不去午睡了。
有一天，她拗不过其他人的劝说，假装进到卧室睡觉。但是当郭柯晃着到后院的时候，发现老人其实正在静静打理后院，他悄悄叫来摄影师，把那副场景拍了下来。拍完后就被老人发现了，她不好意思地躲进了屋里，走的时候，还调皮地做了拜拜的手势。
让郭柯说出一位印象最深刻的老人，他根本没有答案。他仰着头，每一位老人都能数出和他们相处的经历，“林爱兰老人是个性最强的一个，她眼神很刚毅，心情都写在脸上；韦绍兰老人总是笑呵呵的；毛银梅老人就很热情，总是想着怎么把你招待好，跟你的互动非常多；李美金老人性格非常的开朗，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李爱连老人用现在话说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稳重的性格，还给我们炸馒头片吃。”
郭柯在朋友圈里提到说，有记者在采访时，他笑着聊，记者就在对面哭着听。他说自己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几乎没有在拍摄时落泪，但是动情的时刻很多。
他第一次去到韦绍兰老人家，发现其家徒四壁的困窘，而她每个月只拿着三十块钱的生活费，靠着吃白菜过日子。他没忍住，偷偷给老人家塞了500块钱。没想到等到他离开的时候，老人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让他们“拿着回家卖点东西吃”，每个红包里都是一张百元大钞。
除了在心理上过自己那一关，郭柯说拍摄过程中一路下来都“非常顺利”。关于这些老人所遭受的具体经历，他不认为有必要长篇累牍地提及，“历史资料已经够多了，伤疤已经被揭过了。”，老人们现在过的是非常平静的晚年生活。
郭柯说，即使她们再特别，也不希望旁人用同情的眼光去打量，“她们的内心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用天上滴下来的水，洗着脸刷牙，老人家们能活到90岁，怎么需要我们同情？反而是我们每天自己叫喊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35mm
《二十二》最后收获了一点七亿的票房，让郭柯始料未及。他说自己只是在认真做这件事情，制作之初，只想着能把影片放进艺术院线，没有想到能登上商业院线。
郭柯的微博名是他的名字加上35mm，他说这串数字是胶片的宽度。为的是纪念他参与胶片拍摄的时代。他刚开始参与电影制作时，胶片通行，那時候每一卷胶片都很珍贵，大家异常珍惜镜头开拍的机会，导演、演员们都严肃以待，他说自己从那时起就“很享受在现场的状态”，这样的感觉留存至今。每处和老人们相处的细节他都很珍惜，他形容是缘分。
《二十二》给他带来最大的转变还是，整个人都慢了下来，“因为现在在做的事情，快不了”。他们紧紧追赶，但是始终无法逃避的难关是，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如今只剩八位老人在世，团队一直与时间赛跑，仿佛也难逃历史的魔爪。
郭柯没觉得自己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有起到作用，因为在这之前，老人们其实已经独自和历史、和时间赛跑了几十年。电影的剪辑师廖庆松曾经谈到过，最终片子的剪辑节奏，是他找到“深情凝视”的基调，“画面跳得太快，就不是凝视了。我要让她们一直讲完，不用历史画面，只要把她们当下的画面延到很长很长，观众就看到了寄托在她们身上的悲苦。”
郭柯有信心，“我怕大家不关注，这个群体会继续在大家心里。”
二十二获得的关注，让郭柯很开心，他感觉自己的坚守有了价值。电影在后期制作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他把片子拿给业内的前辈同行看时，有让他“改片子的”，也有跟他说“这片子不要再花钱了，都是浪费，不会有年轻人看的”。但是他顶住了，他想清楚，这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观影数据显示，票房最大一部分的贡献来源于20到25岁的年轻女生，他在活动时对着台下一堆大学生说，“说实话，我没想过你们会走进电影院看这个题材的电影。”
他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始终保持着平衡。他会说感觉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遇到的压力、挑战以及不公平的事情也开始增加，“人容易走到这一步就飘了，感觉大家都在推着你往前走，我觉得当所有的事情一边倒的时候，特别危险”，现在达到了顶峰，意味着以后都在走下坡路，他说很难期望以后的片子能达到这个票房，但是自己要把“什么东西都想明白一点”。
“你说我还不自由散漫下去吗？我会更加的自由散漫，但这不是贬义词，也不是那种浮躁的心理，我得自己沉下来，去想清楚将来该做什么事情。”
《二十二》的特别在于题材，更在于镜头语言、技巧都让步于朴素的感情和原生态的记录，它把为“慰安妇”之名所牵绕终生的妇女回归成日常家庭中的老人们，她们笑，她们哭，她们感慨这世界是“红红火火的”。郭柯把这些形象带到数千万中国人面前，一起凝望这段历史。他在商业化和历史记录中间做了取舍，我们成就了这些取舍。
“ 《二十二》这一段路的感悟是我将来做人做事的标准。”
下午4点刚录完电视台的节目，马不停蹄地就赶往晚上举行交流活动的场地，途中的空档，还接受了另外一场采访—这就是郭柯最近的日程。自从电影《二十二》上映后，他开始进入了“以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忙碌生活，但是这样的状态让他“很珍惜”、“很知足”。
郭柯的职业生涯从“什么活都干”的副导演做起，他也曾迷恋紧凑的剧情、冲突性，该有的技巧在他的从业之初学得一个不落。但这些最后都没有应用在大家后来所熟知的那部作品上，一是因为他在拍摄之初就没想过电影最后会被顺利送进院线，更重要的是他对真实和情感的看重。
郭柯在做的事情，是试图将这些老人从刻板的“慰安妇”面孔中抽离出来，这种竭尽全力还原的努力，是他的性格、早期经历以及和老人们相处时领悟出的感情使然，这些信念一直匍匐在他心底，最终贯穿在中国首部“慰安妇”题材记录电影的拍摄始终。
《二十二》后期制作时遭到了不少质疑，郭柯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理会别人的眼光，将来，“还会继续自由散漫下去”。
《最难忘的一件事》
学生时代，郭柯从来就不是优等生，枯燥又无味的课堂总是留不住他，他经常偷偷溜出去和同学打游戏。凭着自诩的一些小聪明，混着过日子。
高一的语文期末考，作文题目是“你最难忘的一件事”，这个老掉牙的题目放到以前也许会让他提不起一点兴趣。但那段时间不一样。从小带着他长大的奶奶去世了。
他记忆里最深的细节是，因为父母忙着上班，他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成都阴冷的寒冬里，有一次因为家门被风锁上了，进不去，奶奶带他到路边小摊，身上的钱只够要一碗抄手，奶奶想都没想就推给他，还把他搂在怀里，用大衣挡住冷风。
那张语文试卷他只答了这道作文题，后来没想到拿了全班最高分，老师夸他这篇文章“很真诚”，很有感觉。这个道理，郭柯日后才慢慢明了。他说自己的文章也就那样了，谈不上多少语法、技巧，但是他把自己和奶奶相处的细节，一字一句倾泻在作文纸上，有些情感是共通的、能打动人的。这也许胜过一切技巧。
二十多年过去，《二十二》上映后，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疑问“为什么片子放弃了各种叙述的技巧”，他只能自嘲说，“能力不够了，短片能拍，长片就拍不了了”，等到对方露出诧异的神情，他才把玩笑解释清楚。他回忆起来，关于怎样讲故事的想法，读书时候可能已经有种子在慢慢发芽。
然而在继续学业的道路上郭柯没有走很远，小时候父母给他规划的道路很简单，一是去开出租车，二是去当个“理发的”，父母已经知道他是闲不下来的人，过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高中没读完，他怀揣着想进演艺圈的想法，读了四川一所艺校，从跑临时演员做起，后来因为熟人的联系，慢慢成为副导演。
“副导演和导演不一样”，那时候他几乎什么都干，做案头工作，推荐演员，处理临时状况，部门间沟通、协调，他都学着去干。导演看他动作麻利，学东西也快，也愿意带着他，很快，他就掌握了拍摄电影整套流程所需要的技巧，这些经验也让他对处理和感知细节有自己的理解。
后来总有人问郭柯，《二十二》的“寡淡”是不是意味著，他抗拒商业片，他都摇摇头。“如果没有商业化的考虑，这片子也拍不出来”。他说，《二十二》的拍摄，没有剔除商业化的选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用专业的摄像机，而不是想着拿普通单反记录一下就好，我会有意识地去组建自己的团队，找制片人，找摄影师，知道怎么剪辑，怎么继续下去”，这些，都是他多年来在剧组工作积累的功底。
如果不是偶尔留心那条微博，他也许也会在拍剧情片的路上走下去。五年前，他刷微博时看到韦绍兰老人的新闻。当时“慰安妇”的标签第一次跳入他眼前，这位已经年届九十的老人和她在抗战期间生下来的“日本人的儿子”吸引了他，出于职业敏感，他觉得这其中也许有不少的故事。
他很快通过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找到了新闻中的老人，这成为了他拍摄第一部“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的主角。开拍之时，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尚在世的仅剩32位，韦绍兰是其中之一。她挺直了佝偻的腰板，站在广西连绵的山水前，这幅画面定格成为了片子的海报。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在讲座上，有同学好奇，问台上的郭柯，老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是怎样的态度？郭柯回答说，在他去拜访这些老人前，他发现因为此前已经有不少记者来过采访，千篇一律的态度和问题让这些老人已经习惯性地，一面对记者和摄像机，脱口而出的话可能就是“讨厌日本人”，“要跟日本人打官司”，但是，他反问道，“这是不真实的，90岁的人了，怎么还会天天把仇恨挂在嘴边呢？”
但郭柯并非一开始就想明白这些“道理”。
同时看过《三十二》和《二十二》两部片子的观众不难发现，前者所呈现出来的，还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不乏景别的变换，情节的编排和冲突性。
但是郭柯承认，这是因为不少动作都是“摆拍”出来的，连续的走动镜头，是让老人“折腾”到不同地方，包括坐在屋子前的镜头，是他们请老人家坐在门口，构成了画面的开头。 为了拍摄一个移动镜头，12米长的电子炮不断升降，二三十个人围绕着一个机器在不停摆弄，这些画面，整个团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
这部片子拍完后，郭柯和团队进行反思总结时，发现大家心里都有那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甚至延续到开拍《二十二》之时，也没有一下子找到想要的节奏。刚开始他还会列出一串提纲，预设不少问题，试图呈现他所理解和曾经学到的那种冲突的感觉。
后来他放弃了，和自己的内心取得和解，他决定把所谓的剧本、提纲“通通扔掉”。
这些在电影里，呈现出最经典的镜头是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老人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曾经有过不堪记忆的韦绍兰老人也在镜头前感慨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啊，吃野东西也要把这条命留着”，这段话触动了不少观众，也包括导演郭柯。他决定放弃用悲情的视角去讲故事。还原出来的，是琐碎：是老人去淘米，洗漱，房屋的一处又一处角落，因为“拍摄的大部分时光就是这么快乐的”，这才是老人们生活真实的一面。
她们和自己身边每天等待孙子、重孙放学回家的长辈并无二致，他不停地用“像小孩子一样”来回忆这些老人的性格。
拍摄团队到达湖北孝感毛银梅老人家时，正是葱郁的五月天，栀子花挂满枝头。老人每天早上都会特意从树上摘下不少花瓣，拿回来逐朵送给他们；本来有午睡习惯的她，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总是惦记，也不去午睡了。
有一天，她拗不过其他人的劝说，假装进到卧室睡觉。但是当郭柯晃着到后院的时候，发现老人其实正在静静打理后院，他悄悄叫来摄影师，把那副场景拍了下来。拍完后就被老人发现了，她不好意思地躲进了屋里，走的时候，还调皮地做了拜拜的手势。
让郭柯说出一位印象最深刻的老人，他根本没有答案。他仰着头，每一位老人都能数出和他们相处的经历，“林爱兰老人是个性最强的一个，她眼神很刚毅，心情都写在脸上；韦绍兰老人总是笑呵呵的；毛银梅老人就很热情，总是想着怎么把你招待好，跟你的互动非常多；李美金老人性格非常的开朗，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李爱连老人用现在话说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稳重的性格，还给我们炸馒头片吃。”
郭柯在朋友圈里提到说，有记者在采访时，他笑着聊，记者就在对面哭着听。他说自己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几乎没有在拍摄时落泪，但是动情的时刻很多。
他第一次去到韦绍兰老人家，发现其家徒四壁的困窘，而她每个月只拿着三十块钱的生活费，靠着吃白菜过日子。他没忍住，偷偷给老人家塞了500块钱。没想到等到他离开的时候，老人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让他们“拿着回家卖点东西吃”，每个红包里都是一张百元大钞。
除了在心理上过自己那一关，郭柯说拍摄过程中一路下来都“非常顺利”。关于这些老人所遭受的具体经历，他不认为有必要长篇累牍地提及，“历史资料已经够多了，伤疤已经被揭过了。”，老人们现在过的是非常平静的晚年生活。
郭柯说，即使她们再特别，也不希望旁人用同情的眼光去打量，“她们的内心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用天上滴下来的水，洗着脸刷牙，老人家们能活到90岁，怎么需要我们同情？反而是我们每天自己叫喊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35mm
《二十二》最后收获了一点七亿的票房，让郭柯始料未及。他说自己只是在认真做这件事情，制作之初，只想着能把影片放进艺术院线，没有想到能登上商业院线。
郭柯的微博名是他的名字加上35mm，他说这串数字是胶片的宽度。为的是纪念他参与胶片拍摄的时代。他刚开始参与电影制作时，胶片通行，那時候每一卷胶片都很珍贵，大家异常珍惜镜头开拍的机会，导演、演员们都严肃以待，他说自己从那时起就“很享受在现场的状态”，这样的感觉留存至今。每处和老人们相处的细节他都很珍惜，他形容是缘分。
《二十二》给他带来最大的转变还是，整个人都慢了下来，“因为现在在做的事情，快不了”。他们紧紧追赶，但是始终无法逃避的难关是，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到如今只剩八位老人在世，团队一直与时间赛跑，仿佛也难逃历史的魔爪。
郭柯没觉得自己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有起到作用，因为在这之前，老人们其实已经独自和历史、和时间赛跑了几十年。电影的剪辑师廖庆松曾经谈到过，最终片子的剪辑节奏，是他找到“深情凝视”的基调，“画面跳得太快，就不是凝视了。我要让她们一直讲完，不用历史画面，只要把她们当下的画面延到很长很长，观众就看到了寄托在她们身上的悲苦。”
郭柯有信心，“我怕大家不关注，这个群体会继续在大家心里。”
二十二获得的关注，让郭柯很开心，他感觉自己的坚守有了价值。电影在后期制作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他把片子拿给业内的前辈同行看时，有让他“改片子的”，也有跟他说“这片子不要再花钱了，都是浪费，不会有年轻人看的”。但是他顶住了，他想清楚，这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观影数据显示，票房最大一部分的贡献来源于20到25岁的年轻女生，他在活动时对着台下一堆大学生说，“说实话，我没想过你们会走进电影院看这个题材的电影。”
他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始终保持着平衡。他会说感觉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遇到的压力、挑战以及不公平的事情也开始增加，“人容易走到这一步就飘了，感觉大家都在推着你往前走，我觉得当所有的事情一边倒的时候，特别危险”，现在达到了顶峰，意味着以后都在走下坡路，他说很难期望以后的片子能达到这个票房，但是自己要把“什么东西都想明白一点”。
“你说我还不自由散漫下去吗？我会更加的自由散漫，但这不是贬义词，也不是那种浮躁的心理，我得自己沉下来，去想清楚将来该做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