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子刚”款夔凤纹卮，通高10.5厘米，口径5.8厘米，1962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小西天黑舍里氏墓。样式仿汉代玉卮，造型古朴，玉质温润细腻，抛光极佳，造型古朴。器物分为盖、身两个部分。卮盖中间镂雕一圆钮，钮上饰涡纹，盖边缘立雕卧狮、卧虎，凸起象鼻钮。卮身把手底部刻有剔地阳文篆书“子刚”款，三足雕成兽首状，等距分布。
　　一、“子刚”款玉卮的出土墓葬背景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考古出土的“子刚”款玉器。墓主黑舍里氏，身份显赫，为清初重臣索尼之孙女，索额图之女，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之堂妹。墓葬为砖室墓，墓室南北长1.82米、东西长1.82米、高2.95米。根据墓志志文，此女“生于康熙戊申年（1668）七月十三日，卒于甲寅年（1674）十二月二十七日。”据此可知，黑舍里氏入葬时是康熙十四年（1675）。
　　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玉器以及铜器类文物，其中玉器类文物共计18件。
　　从上面的文物列表可以看出，仅就玉器而言，年代跨度很大，从战汉一直延续到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玉器是有一定序列和特点的：首先，战国、汉代、宋、元、明、清各有代表器物，尤其宋之肿骨鹿、元之凌霄花饰件、明之“子刚”款玉卮，清初的白玉、碧玉鸡心佩，均十分精美且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第二，余下的玉器文物种类，基本是文房用品，体现着墓葬主人的出身及家庭背景。
　　关于赫舍里氏的家族背景，索尼、索额图均为清初重臣，《清史稿》中有传。此墓葬主人为索额图之女，入葬之时正是索额图任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风头最盛之际，因此其女墓中得以有数量众多的精美器物随葬。
　　且根据前面对于此墓葬出土玉器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索额图本人虽为满清贵族，对于古玩及汉文化确是非常有研究的。
　　索额图、明珠并相时，权势相侔，互相仇轧。后索以事伏法，明为郭制府磅所劾罢，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绝技。索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明相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以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
　　此轶闻指出索额图不仅收藏古物，并且具有鉴别真伪的知识和能力。而从其女儿黑舍里氏墓葬中出土的多件前朝文物也印证了这种情况。
　　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文玉卮是此墓葬中的最为重要、最为精美的玉器之一，其雕刻的“子刚”款识，表明其出自明晚期琢玉大师之手。
　　二、陆子刚及“子刚”款玉器
　　陆子刚系明代苏州府太仓人，其生卒年无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玉器资料，可以说陆子刚是中国玉器史上第一位在玉器上留下名字的玉雕大师。根据史料推测，陆子刚应主要活动于明嘉靖、万历年问。据传，他的玉雕技艺享称“吴中绝技”，堪与同时代唐伯虎的仕女画相提并论。根据文字记载，陆子刚的名字有“子刚”和“子冈”两种写法，而存世玉器实物上的款识基本有“子刚”“子冈”“子刚制”三种。
　　从陆子刚生活的明代晚期开始，他的玉雕作品和技艺就陆续出现在时人笔记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如明高濂所著《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记载：
　　水注：有玉为圆壶、方壶者……又见吴中陆子冈制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上嵌青绿石片，法古旧形，滑熟可爱。有玉蟾蜍注，拟宝晋斋旧式者。
　　水中丞：近有陆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
　　印色池：有陆子冈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
　　高濂此书刊印于万历十九年（1591），当与陆子刚同一时代。他在著作中将陆氏的名字写作“陆子冈”，见过或收藏的陆氏玉器至少有这几件：白玉嵌青绿石辟邪水注，玉蟾蜍水注，玉兽面锦地水丞，白玉带盖螭纹印盒。
　　陈继儒《妮古录》中载：
　　乙未（萬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初四日，于吴伯度家见百乳白玉觯，觯盖有环，贯於把手上，几十三连环，吴人陆子刚所制。
　　文中所记的这件“子刚”款玉觯，亦为仿青铜酒器所作。觯这种酒器，商代形制多为圆腹、侈口、带盖，至西周开始出现体扁而四角略圆的形式，但带耳或把的很少见。而陈继儒记录的这件白玉百乳觯，盖有环，贯于把手上，形制较为特殊。
　　高濂与陈继儒都是与陆子刚基本同时期的江南文人，他们对笔记中记载的陆子刚玉器的器型和纹饰都作了比较清晰的描述。想其来源应是已经被当时文人或收藏家购买、收藏的作品，或许有些直接得自于陆氏本人也未可知。高濂与陈继儒提及的五件玉器，全部是文房摆设用品，有盒、水注、水丞、觯，器形多仿效前代器物。而且其中一些作品在当时已经受到追捧，出现了仿品。
　　从明人笔记对这几件器物的描述中，大致可以得知陆子刚玉器在纹饰及雕刻风格上具有以下特点：（一）“兽面锦地”“百乳”“连盖滚螭”说明纹饰精致、细密。（二）“滑熟可爱”“法古旧形”“工致侔古”等说明其雕玉好做仿古器物，工艺纯熟。（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濂笔记中描述兽面锦地水中丞时，用了一个“碾”字，说明陆氏在制作时应是使用了砣具的。
　　大约五十年之后，在崇祯十五年（1642）《太仓州志》（卷五）“物产”篇记载到：
　　雕玉器，凡玉器类砂碾，五十年前州人有陆子刚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支值五六十金。子刚死，技亦不传。
　　这段话不仅说明陆子刚所制作器物珍贵、价高，更提及陆子刚拥有“用刀雕刻”的绝技。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玉器的琢磨碾制乃是用砣具配合解玉砂完成的。而传言陆子刚的绝技则是用刀雕刻其款识。根据邓淑苹的研究，以刀雕刻款识的绝技此应为时人的误读。但这进一步神化了陆子刚的琢玉技艺，也使得他的作品价格更高。
　　三、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及细部纹饰分析
　　一直以来，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件“子刚”款夔凤纹玉卮被学界公认为陆子刚的真迹。受到邓淑苹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陆子刚玉器的研究启发，在首都博物馆技术部赵瑞廷的协助下，笔者将这件“子刚”款玉卮的局部细节在显微镜下进行了检测。通过局部的细节图片，对其特点略加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玉质佳。这表现在颜色与体量两方面：“子刚”款夔凤纹玉卮为和田白玉所制，玉质温润，色白，局部有糖色。杯身乃一块整料掏膛而成，足见此块原料的体量应该不小。且整块玉料基本无暇，足见其贵重。
　　（二）采用多种雕刻技法进行琢制。玉卮采用阴刻、透雕、浅浮雕、高浮雕等不同技法琢制而成。不过从器物上几个小兽的工艺手法来看，虽然不能否认陆的技艺十分纯熟高超，但其所制作的器物仍旧符合明代的工艺特点及风格，即仿古却不泥古，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仍保留着精致可爱的特点。
　　（三）“子刚”款阳文款识，通过显微镜下显示的照片来看，每一道刻痕都是中间比较宽，两端比较窄，与整个玉卮的其他纹饰刻法并无不同，这样的工艺痕迹表明“子刚”两字也应是使用砣具雕刻而成的。这也证实了所谓“昆仑刀”应是对陆子刚琢玉技艺的一种误读和夸张。款识的周边被剃掉，打磨得十分平滑，制造出阳文印章的效果。
　　四、关于此件文物的定名
　　此件文物在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账目上的名称，一直被称作“白玉‘子刚’款夔凤纹杯”，也有一些出版物称其为“‘子刚’款玉樽”。但笔者认为此件玉器从造型、体量以及功能上来说，应称为“卮”更为恰当。
　　卮为一种酒器，产生于战国末期，到秦时杯、卮并用，流行于汉代。材质非常广泛，有银、铜、漆、陶等，以陶及漆的材质比较多见，以玉卮最为珍贵。卢兆荫在《玉卮漫谈》一文中，曾引用《韩非子》的记载来说明玉卮值千金，极为珍贵。这种情况一致延续至汉朝：
　　九年（公元前198）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日：“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可见玉卮是在重大场合或宴会中使用的，且使用者一般身份等级较高。
　　（一）汉代玉卮
　　目前所知，墓葬中出土的汉代玉卮共有五件，分别为：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勾连云纹玉卮，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带盖朱雀纹玉卮，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镶铜玉卮以及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龙凤纹玉卮。这几件汉代玉卮中，除了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镶铜玉卮卮身是由玉片及铜托拼镶而成，其他玉卮卮身皆是用一整块玉料雕琢而成。分为盖（有些缺盖）、身两个部分，卮身呈圆桶形，高度一般在11厘米至13厘米之间，上下大小略有差异。盖顶正中有环形钮或带花瓣的圆形捉手，卮身一侧有环形耳。纹饰一般以云纹或勾连云纹为底纹，上面或饰有象生纹饰（如朱雀纹、龙凤纹等）。
　　传世的汉代玉卮有两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代玉卮，卮身纹饰与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卮大致相同，都是在谷纹基础上加饰夔凤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汉代玉卮卮身则高浮雕双身朱雀，并在其中穿插五只螭虎，其研究人员认为这件玉卮可能由新石器时代的玉琮改制而成。
　　（二）明代仿古（汉代）玉卮
　　玉卮到唐宋时期仍有少量使用，后逐渐衰微。一直到了明中晚期，由于文臣儒士的地位不断提高，市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使得民间手工业得以快速发展。为迎合文人审美和市场需要而生产的仿古玉器逐渐多了起来，开始有了仿古（汉代）玉卮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白玉夔龙纹卮，通高11厘米，口径6.9厘米，无论尺寸还是形制都与小西天出土的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颇为相似。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这种形制的明代仿古玉卮。可见这是明中晚期较为流行的一种仿古器物造型。无疑，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带有“子刚”款玉卮也是属于此类明代仿古（汉代）玉卮中的一件。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卮，这一存世佳作，以其精美的纹饰、高超的工艺和古朴大气的风格，让今人得以领略明代琢玉大师陆子刚的精湛技艺。而其背后的故事和陆子刚玉器仍然留存許多未解之谜，使得这件玉卮愈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