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均贫富”，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要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解决的是因体制不公导致的市场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我们诟病的是机会的不平等，而不是结果的不平等。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登台亮相。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第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也就是说，一项酝酿8年之久的改革终于有了最终的时间表，值得期待。
　　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传出调整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号。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随后，改革总体方案的时间表几经敲确，又一再推迟公布。这项改革之所以如此难产，是因为它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改革使命。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了权力主导下的大锅饭式公平，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推动国家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源是什么？这当然不是改革带来的副产品。从理论上讲，可归结为“公平”和“效率”之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但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则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经过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1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近25%，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这充分说明了，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分配失衡。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再加上户籍制度带来的就业求学的机会不均等、垄断部门坐丰厚利、行政垄断大量滋生“灰色收入”等因素，导致二次分配不是弥补一次分配的不足，而是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对部分地区的调研显示，有的地区一次分配结果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是2.9：1，二次分配后达到3.4：1。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不外乎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在当下中国，缺少慈善文化，加上企业家们和富人群体刚刚建立起来，财富的基础还不扎实，指望第三次分配，也就是通过慈善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不现实的。因此，出路还是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虽然迟迟没有公布，但从透露的信息来看，“提低、扩中、控高”的主线，也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过高是改革的主要政策基调。在这方面，政府一直是有所作为的，如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但为什么差距的鸿沟没有缩小而仍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收入的分配一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是科学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均贫富”，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要承认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解决的是因体制不公导致的市场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我们诟病的是机会的不平等，而不是结果的不平等。
　　再者，收入差距的产生，其根本在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分配的失衡，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让利于民。最有效的是政府财政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投入民生领域，可以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领域，中国2003年的财政支出占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而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财政收入占52%，日本是63%，中国台湾是53%，北欧更高。从这点看，中国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仍远远不够。
　　但仅仅加大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资还不够，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打破国有企业行业的垄断，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同时加快服务业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在带动就业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了80%以上城镇就业岗位。而充分的就业是提高收入分配的前提，也是“提低、扩中”的基本。
　　10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以结构性减税推动结构调整与改革，以营改增为重要抓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推工业创新转型，加快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改革与完善财税体制。
　　可见，启动财税体制改革已达成社会共识，条件也最成熟。我们期待着启动财税体制改革，以破解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最终使收入分配改革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