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1月21日以《“全球化2.0”——将要改变世界的革命》为题发表文章称，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到现在已持续了35年，这一进程可以追溯至邓小平实施自由市场改革之时。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这一进程的影响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不过，这是一项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因为虽然中国现在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它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讲仍是封闭的。对西方来说，一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另一方面对资本账户加以限制所产生的不协调是一个极其影响稳定的因素，为金融危机和现代社会的其他许多弊病埋下了祸根。
　　因此中国近期朝着资本自由化方向采取的试探性举措——允许资金更自由地进出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意义。正如英格兰银行所言：“今后十年，几乎没有什么事件会比中国撤销金融管制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更大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资本加以控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控制举措更便于政府将本国货币的汇率控制在较低水平，这反过来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引导的增长模式起到了支撑作用。其次，这些举措通过防止可能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资本外逃，发挥了某种政治控制作用。第三，这有助让中国不受西方干预的影响，目前西方正通过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来进行这种干预，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中国最高决策层来说，这些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重要属性。不过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意识到，过去的增长方式已基本上寿终正寝。未来，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家庭消费和越来越富裕的中产阶层的渴望。为了促成这样的转换，中国需要从内部和外部都实现金融自由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将让人民币开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
　　对西方来说，这样做所带来的收益与中国本身获得的收益一样多。中国经济更均衡的增长会给其他地方带来一种对金融体系的震荡较少的增长形式，同时中国对西方的投资水平也有可能大幅提升。
　　据英格兰银行估计，如果中国资金能自由投资，那么在10年内，中国总的国际投资头寸会从当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5%左右增至高达30%，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资本再分配。就像各种具有转型意义的变革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种麻烦走了，另一种麻烦就来了。当水闸打开时，不可能知道水会向哪个方向流，资本会自由地流入中国，也会自由地流出中国。在此过程中金融危机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一旦完成这一进程，全球经济将看上去更稳固，而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也会变得明朗得多。如果不能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各国之间爆发经济战这一非常令人烦恼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