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天皇明仁在2017年发表谈话，希望在其有生之年传位给太子德仁。其后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获得通过，日本政界开始紧密筹备天皇退位、新年号颁布和改元日期等重要举措。
　　天皇的“生前退位”在日本古代史上并非罕见，但却是迄今200年来的首次。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新年号“令和”，寓意“美丽的和平”。明仁天皇在4月底正式退位，结束长达31年的平成时代。5月1日改元，开始令和新时代。

存立机制

　　天皇制是日本的君主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我们能从记载日本古史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典籍中，找到天皇制的起源。
　　这些典籍中关于天皇谱系的记录，夹杂着很多神话传说，譬如说天皇一系的始祖“天孙”来自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等等。从其记录的公元前7世纪的神武天皇算起，到明仁天皇，一共传承了125代、2600余年，可谓“万世一系”。其中当然具有史实，但也不乏神话和传说。
　　日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起源较晚，最早可能在引进汉字书写系统的古坟时代（3世纪中到8世纪初）中晚期出现。比较可靠的是同时期的中国典籍—如《三国志》、新旧两部《唐书》和《通典》等—所引据的史料。
　　早期日本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倭”，《魏书》有《倭人传》记载史家的见闻。《新唐书》的《日本国志》载：“（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条“使者自言”的记载应该是靠得住的，证实了改名的理由及其新名的由来，可信日本国得名是在唐高宗咸亨年间稍前。

　　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信仰领域，一直维系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国家正名之后，当然也会给君主正名。两汉时日本岛诸国林立，君主初称“王”“大王”或“天王”等。7世纪中，以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为发端的“大化改新”，从华夏全面导入律令制度，实行朝廷冠位制，日皇改称“天皇”，天皇成为朝廷的核心，天皇制正式成形。8世纪初，大和朝廷颁布《大宝·公式令》（701年），用的就是“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的名义，表明“天皇”称号其时已经成立。
　　天皇制在从8世纪末到12世纪末的奈良、平安两个时期，达到运作的顶峰期。即便如此，天皇制也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经常是通过指导具体执政的摄政和关白，实行间接统治。而在其后期，由于武家政治的兴起，天皇甚至开始失去政治实权。
　　此后，天皇制在镰仓、室町两个时代，长期处于劣势;到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皇室不绝如缕，很多时候需要有力诸侯的接济才能苟延残喘。如织田信长就曾经耀武威胁当时的正亲町天皇，逼迫其让位于诚仁亲王，因为亲王是织田信长养子的生父，织田希望养子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天皇。
　　在260余年的江户时代，天皇一族受到德川幕府的严格管制，投闲置散，与权力决策完全无缘，几乎名存实亡。
　　不过，由于天皇制的神格性质，任何执掌实权的武家或者幕府，都需要天皇制为其统治的正当性背书。也就是说，在古代日本，天皇制也许并不是权力本身的载体，却是任何权力结构的正当性源泉。天皇制的存立机制，在于其作为一种超权力的信仰类型，至少受到当权者的表面拥戴和尊重。所以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信仰领域，一直维系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江户幕府晚期，日本社会处在西洋列强武力威胁之下，朝野有识之士对幕府的因应举措充满忧患意识，开始兴起“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使得天皇制绝处逢生，最终夺回统治权力。
　　倒幕成功后，明治政府实施君主立宪制，制定帝国宪法，确立天皇为实际统治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国家神道”定位后，天皇制原本具有的神格性质，被强化为“现人神”，成为新興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太平洋战争”之前及其战时，天皇制被日本政府用来有效动员和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战后经历了存废的严峻考验。

　　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其战后的全球布局谋略，在其主导的日本战后新宪法中，通过让天皇制重归虚位的办法，将其保存下来。此后，天皇制作为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因素，继续成为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基石。

天皇制与血统

　　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1927-2016）在1965年出版的《归化人》一书中，写到第50代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的生母是朝鲜半岛百济国“武宁王”的后裔。
　　这一论证遭到当时右翼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叫嚣“天皇家怎么可能混入朝鲜人的血统”，纷纷给上田氏写信打电话，责骂其为“国贼”（日语版“汉奸”），诅咒其“必有天罚”，要其“滚出京大”。肃杀的气氛，让上田氏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不寒而栗。
　　2001年年底，明仁天皇曾经发表谈话说：“对《续日本纪》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子孙这一记载，我身感与韩国的由缘。” 　　“由缘”一词和中文“血亲”比较接近，英语可以译成“kinship”;天皇的说法比起上田的客观持论，带有更多的感性色彩。《朝日新闻》和韩国的媒体对天皇谈话释出的善意，反应积极热烈，而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似乎协调过一般，对天皇“由缘”的说法反应冷淡，呈现出一派诡谲氛围。
　　持传统保守观念和右翼见解的一部分日本政客和論客，强调天皇制的血统根据，主张皇族“高贵的血统不可断绝”。东大教授东乡和人曾经论述“天皇缘何‘万世一系’”这一主题，认为不单单是天皇制，而是在整个日本社会，血统概念向来稀薄。
　　他说，在日本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家”的观念与“血统”并无必要联系。他以日本社会的“养子”制度为例：儿子当然继承父业，但在没有儿子的家庭，女儿甚至女婿继承家业的事例频繁发生;没有子女的家庭，就会迎入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女继承家业。
　　日本人的家业传承，原则上并不受血统束缚。学者新保博曾以德川幕府家臣（旗本）中约5000人为例，指出其中23%为养子继承家业。另一学者坪内玲子也以18世纪加贺望族前田氏的家臣举例，指出其养子继承率高达36%。这些事例都表明日本社会普遍轻视血统;标榜皇族的纯粹血统论，只是右翼的一厢情愿罢了。
　　皇族血统里一定会有非皇族的血缘，甚至还会掺杂邻国人种的血缘。读一下《源氏物语》，就会对古代天皇一族的血缘关系有感性的认识了。

缘何存续？

　　由个人组成的民族国家，需要具备统一的国格生存于世，而这种统一国格的维持，需要一个凝结点，这在美国大体由宪法担当，而在日本，天皇制被认为是一种最大的民族凝聚力。
　　天皇制与欧洲皇室制度的不同在于：日本人将天皇视作道德楷模，需要先民之忧而忧，后民之乐而乐。天皇所体现的，不像很多欧洲皇室那样成为时尚流行的楷模和尘世娱乐的焦点，而是国民全体的生活理想之道，为民族之理想的投射。所以很多日本学者认为：“精神天皇制”为“象征天皇制”的本质。

　　不单单是天皇制，而是在整个日本社会，血统概念向来稀薄。

　　天皇制在历史上遭遇的最大难关，无过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的体制改革了。天皇制最终被保存下来，一般认为有以下原因：
　　其一，昭和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断”，避免了“一亿玉碎”和“本土决战”的最惨结局。当时，日本国内驻军仍有300万，海外驻军200万，大部分可以继续参战。鉴于塞班岛和冲绳日军的激烈顽抗，美军曾认为占领日本一定会付出很大代价。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当初以为至少需要100万士兵才能占领日本，结果美军几乎未损失一兵一卒，就顺利实施了占领。麦克阿瑟遂对天皇存续之于战后日本民主化与和平化的贡献作出积极评价，称赞“（昭和）天皇比任何日本人都身体力行民主的思考方式”。
　　其二，保存天皇制，也符合战后日本民众的主要民意。
　　其三，战后天皇本人深刻反省，负起责任，以其巨大的象征意义，巡视地方、激励国民，成为日本再建的精神支柱。麦氏《回忆录》提到他与天皇的多次会见，称赞天皇“对日本的精神复活发挥了巨大作用，天皇真挚的合作和影响力，是占领成功的极大要素”。
　　其四，天皇成为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被再度塑造成一种超越集团和党派利益的道德符号，即所谓公平无私、慈悲宽容和反省精神。“象征天皇制”对很多日本民众而言，就像富士山一般的存在，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向心力。虽然昭和天皇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去神化”，还发表过“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为“凡人”，但天皇制尤其是“象征天皇制”，在日本民间的“半神半人”（战前战时叫作“现人神”）宗教性权威，根深蒂固，依然具有超出任何个人和党派的号召力。
　　基于这些原因，加上日本皇族努力保持与时代互动，塑造内敛、亲民的积极形象，天皇制在日本社会，尤其是在超越政党和群体利益、维持国家团结和政治稳定方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凝合力量，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