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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意图之一，即探究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具有非常浓厚的天命思想，但是他的天命思想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有时他相信天命，有时怀疑天命的公正性，有时更加强调人事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天命的存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天命观；究天人之际
作者简介：张华伟（1989-），男，汉族，河北平泉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其中“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里所说的“天”的含义之一就是指天命，是指某种超乎人力的、不可抗拒的而能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司马迁感受到了这种力量，却无法解释它，只好借助于传统的观念，而称之为“天”。司马迁的天命思想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他相信天命，有时怀疑天命的公正性，有时更加强调人事的作用，但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总体来说，他还是相信天命的。
一、相信天命
司马迁具有非常浓厚的天命思想，他认为天命对历史变革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改朝换代是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司马迁对战国末期秦国如何能够统一六国解释不清，便将原因归之于天：“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天所助焉。”（《六国年表》）而在《魏世家》中，司马迁也表达的同样的观点：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他认为秦并天下，是得到了天的帮助。秦朝灭亡，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却能在风起云涌、云蒸龙变的乱世中登上天子之位，司马迁认为这也是天命，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他用两个“岂非天哉”感叹刘邦践祚，称刘邦为“大圣”，都说明这是由天命决定的。
《史记》中还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刘邦做皇帝为上天注定。《留侯世家》中司马迁借张良之口道出“沛公殆天授”，他认为刘邦杰出的才能也是天生的。司马迁认为迎立代王刘恒为孝文帝，也是因为天命。《外戚世家》记载：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非天命孰能当之”？司马迁进一步地申明天的意志性，正是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天命思想。
二、怀疑天命的公正性
司马迁的天命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评论中体现出的怀疑态度。司马迁察觉到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将这种超出个人主观愿望的力量归结为天命。司马迁因“遭李陵之祸”而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巨大的迫害，更主要是根据历史上大量不合理的事实，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伯夷列传》集中地表现了司马迁对天命的这种怀疑态度：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代表了道家的天命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对先秦时期出现的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等六大主要流派的思想特点都作了概括，对其他五家都各有褒贬，唯独对道家的评论皆为溢美之词。司马谈临死时曾经说过：“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说明司马谈或多或少是信奉道家的天命观的。司马迁全盘收录其父的《论六家要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是赞同其父的观点。
司马迁看到历史上这类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太多。有些人虽然竭尽全力，却始终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李广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记述了李广的事迹，推许李广的勇略，同情李广的遭遇，并为李广的不幸而不平。李广的一生，“不遇时”是一个中心线索，贯彻始终。李广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平发出“岂非天哉”的感嘆。这是李广的愤慨之言，他从一生不幸的遭遇中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了质询。其中也包含着司马迁自己的思想。
三、对人事的重视
司马迁相信天命，但是他同时强调人事的作用，能够以理性思维仔细地釐清二者的差异。对于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的事件，特别是有关个人命运的事件，司马迁尽可能用人事来说明人事。人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然而，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最终结局却有很大的不同。《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垓下突围后至东城时，对他的部下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司马迁却从人事的角度为项羽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项羽兵败身死是因为人事而非天命。项羽的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说是天要亡他，是荒谬的，所以司马迁批评项羽“岂不谬哉”。
司马迁虽然相信天命，但是并不迷信天命，他反对将天命和人事混淆。蒙恬归结自己被赐死的原因为“绝地脉”。司马迁则强调了蒙恬遇诛，是因为他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一味地阿谀奉承秦始皇帝，而和是否挖断地脉并无关系。《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赐剑令白起自裁，白起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但是白起仔细思考之后，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于是自杀。而司马迁评价其“死而非其罪”。这都反映了司马迁用人事来说明人事的思想。 总的来说，司马迁批评项羽“天亡我”之谬，指责蒙恬“罪地脉”，认可白起，都体现了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成败命运的分析上注重人事的观念。在司马迁看来，天命和人事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能对某些事情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但是不能将二者混淆。
综上所述，司马迁天命思想中既有对天命的信服，又有对天命的公正性的怀疑。司马迁怀疑天命的公正性，但是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而对于可以用人事来解释的事件，司马迁也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反对将天命和人事相混淆。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契合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体现了其相信天命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潘啸龙：《司马迁对“天命”的矛盾认识》，《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二期。
[8]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第二期。
[9]王明泽：《关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六期。
[10]陈业新：《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四期。
[11]杨光熙：《论司马迁之天命观及神义论問题的解决》，《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4年，第三期。
[12]李彤：《论司马迁的命运观》，《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三期。
[13]张克锋，李艳华：《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与信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
[14]赵琪：《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史学集刊》，2012年，第三期。
[15]陆精康：《司马迁信不信天命？》，《教育研究与评论》，2014年，第四期。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天命观；究天人之际
作者简介：张华伟（1989-），男，汉族，河北平泉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其中“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里所说的“天”的含义之一就是指天命，是指某种超乎人力的、不可抗拒的而能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司马迁感受到了这种力量，却无法解释它，只好借助于传统的观念，而称之为“天”。司马迁的天命思想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他相信天命，有时怀疑天命的公正性，有时更加强调人事的作用，但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总体来说，他还是相信天命的。
一、相信天命
司马迁具有非常浓厚的天命思想，他认为天命对历史变革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改朝换代是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司马迁对战国末期秦国如何能够统一六国解释不清，便将原因归之于天：“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天所助焉。”（《六国年表》）而在《魏世家》中，司马迁也表达的同样的观点：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他认为秦并天下，是得到了天的帮助。秦朝灭亡，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却能在风起云涌、云蒸龙变的乱世中登上天子之位，司马迁认为这也是天命，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他用两个“岂非天哉”感叹刘邦践祚，称刘邦为“大圣”，都说明这是由天命决定的。
《史记》中还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刘邦做皇帝为上天注定。《留侯世家》中司马迁借张良之口道出“沛公殆天授”，他认为刘邦杰出的才能也是天生的。司马迁认为迎立代王刘恒为孝文帝，也是因为天命。《外戚世家》记载：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非天命孰能当之”？司马迁进一步地申明天的意志性，正是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天命思想。
二、怀疑天命的公正性
司马迁的天命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评论中体现出的怀疑态度。司马迁察觉到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将这种超出个人主观愿望的力量归结为天命。司马迁因“遭李陵之祸”而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巨大的迫害，更主要是根据历史上大量不合理的事实，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伯夷列传》集中地表现了司马迁对天命的这种怀疑态度：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代表了道家的天命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对先秦时期出现的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等六大主要流派的思想特点都作了概括，对其他五家都各有褒贬，唯独对道家的评论皆为溢美之词。司马谈临死时曾经说过：“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说明司马谈或多或少是信奉道家的天命观的。司马迁全盘收录其父的《论六家要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是赞同其父的观点。
司马迁看到历史上这类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太多。有些人虽然竭尽全力，却始终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李广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记述了李广的事迹，推许李广的勇略，同情李广的遭遇，并为李广的不幸而不平。李广的一生，“不遇时”是一个中心线索，贯彻始终。李广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平发出“岂非天哉”的感嘆。这是李广的愤慨之言，他从一生不幸的遭遇中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了质询。其中也包含着司马迁自己的思想。
三、对人事的重视
司马迁相信天命，但是他同时强调人事的作用，能够以理性思维仔细地釐清二者的差异。对于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的事件，特别是有关个人命运的事件，司马迁尽可能用人事来说明人事。人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然而，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最终结局却有很大的不同。《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垓下突围后至东城时，对他的部下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司马迁却从人事的角度为项羽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项羽兵败身死是因为人事而非天命。项羽的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说是天要亡他，是荒谬的，所以司马迁批评项羽“岂不谬哉”。
司马迁虽然相信天命，但是并不迷信天命，他反对将天命和人事混淆。蒙恬归结自己被赐死的原因为“绝地脉”。司马迁则强调了蒙恬遇诛，是因为他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一味地阿谀奉承秦始皇帝，而和是否挖断地脉并无关系。《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赐剑令白起自裁，白起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但是白起仔细思考之后，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于是自杀。而司马迁评价其“死而非其罪”。这都反映了司马迁用人事来说明人事的思想。 总的来说，司马迁批评项羽“天亡我”之谬，指责蒙恬“罪地脉”，认可白起，都体现了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成败命运的分析上注重人事的观念。在司马迁看来，天命和人事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能对某些事情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但是不能将二者混淆。
综上所述，司马迁天命思想中既有对天命的信服，又有对天命的公正性的怀疑。司马迁怀疑天命的公正性，但是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而对于可以用人事来解释的事件，司马迁也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反对将天命和人事相混淆。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契合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体现了其相信天命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潘啸龙：《司马迁对“天命”的矛盾认识》，《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二期。
[8]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第二期。
[9]王明泽：《关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六期。
[10]陈业新：《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四期。
[11]杨光熙：《论司马迁之天命观及神义论問题的解决》，《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4年，第三期。
[12]李彤：《论司马迁的命运观》，《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三期。
[13]张克锋，李艳华：《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与信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
[14]赵琪：《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史学集刊》，2012年，第三期。
[15]陆精康：《司马迁信不信天命？》，《教育研究与评论》，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