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富于创意的文章中,让—路易·博德里象本书中的许多人一样,运用了一种类推法来扩展自己论点的内涵。博德里主张,电影中的社会矛盾和差别的伪装相似于由运动幻觉造成的我们对静态影象知觉的伪装。博德里通过详述外在运动的基本概念建立了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理论观点。他从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中引出一个观念,即与真实状况的关系并不能使我们意识到这些关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些关系事实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缺乏在生产它们的过程中本应随之而来的那种“认识效果”。这一观念使博德里断定,电影事实上基于一种运动的幻觉,而我们却把这种幻觉误认为是实际的运动,由此可见,电影是以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为基础的。博德里还求助于雅克·拉康的理论,用以说明这种意识形态效果包括将观影者构造成一个先验的主体或想象中的统一体。在电影院,一个世界在我们眼前连续展开。这一事实确证了我们的中心性:当我们的想象力从身体中释放出来,自由自在地漫游,这个世界就是为它而存在的。我们的想象力是这个世界的起源,也是它的凝聚力的源泉。博德里概述了拉康关于镜子阶段的见解,把镜子阶段比作我们在电影院中的体验:在那儿,我们不仅与人物认同,而且也与摄影机认同——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对秩序、组织和统一的向往。我们想要一种能理顺全然不同的各种经历的叙事,这种叙事把自我确证为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自我是先验的。无所不知的。转向拉康和精神分析探讨也使我们转向意识形态,但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讲离开了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舞台上的特定场合。这是一种主体的和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它支持着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和民族的特定意识形态,然而它也会独自导向那种离开特定历史条件的唯心主义主体观或自我观。有些人,如尼克·布朗,认为这种一般化的论述并未说明在本文分析的那些特殊层面上各种各样、相互抵触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型式。尽管布朗是对的,但博德里的描述还是显示出阿尔特曼对于类推法的审慎运用的正确性。这种描述以假设一种令人着迷的类推法为电影建构了一种假想的凝聚力。在这种类推法中,电影伪装差异的方式类似于镜子阶段中伪装差异的方式。博德里的论点正是由于自身的效果而使人无话可说和差强人意。这个论点就是为电影生产一种假想统一体的观点。即使博德里的类推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他也可能是对的,因为就认识的生产而言,电影的潜力可以说被机器的本性所严格限定了。正如博德里所暗示的,对这种机器根本不可能有助于认识的产生这一提法,仍旧有很多疑问。〔此处发表的译文是刊登于《电影季刊》(1974—1975冬季号)上的同一译文的修订稿。英译者:艾伦·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