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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有一位很“牛”的北京小伙，他可以出入包括卡尔扎伊总统府在内的许多政府机关，经常深入部落地区与头人们见面，甚至与塔利班坐在一起喝着红茶讲条件，各方都对他非常客气和信任。这就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因精通普什图语az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往坎大哈代表处工作的王夕越。他是近20年来在ICRC里出现的唯一一名中国人。从为难民提供食物药品到安葬无人认领的尸体，甚至到美军监狱看望被关押的犯人等等，这一切都需要他的翻译和协调。在战火纷飞的异国，这位80后男孩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人道救援工作的呢？
挑战人生，从香港来到阿富汗
王夕越是位土生土长的北京男孩，因为家人在移民局工作，他经常接触的多是些讲英语的外事人员。受这种氛围的熏陶，他从小就对国际关系、地区文化和宗教等充满兴趣。19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系，几年后又获得哈佛大学俄罗斯南亚和中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
哈佛的金字招牌，使王夕越很容易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做律师的工作，年薪不下百万。然而仅仅一年，备感空虚和枯燥的他就选择了出去，目的地是阿富汗。因为从上大学到工作，他一直关注在阿富汗周边地区的问题，从来没有中断对当地语言的学习。
在联合国工作的校友建议他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机构投简历，因为那是国际组织中最有效率的“海豹突击队”。成立于1863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以公正、独立、人道为组织原则。交上简历的第二天，驻阿富汗代表处的长官就给王夕越打电话，约他面谈。就这样，王夕越成为了ICRC在阿富汗唯一的中国籍雇员。2009年4月23日，当大型客机降落在停满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的喀布尔机场时，王夕越才明白自己已经到了神秘的阿富汗。接着他又来到ICRC驻坎大哈的代表处报到。
坎大哈市是阿南部重镇也是第二大城市，有21万人口，绝大多数是普什图族。因塔利班在这一带活动频繁，市区内经常有枪战和自杀性爆炸之类的恐怖事件发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持枪的保安和全副武装的北约士兵。王夕越发现，街道两旁高一点的建筑也就五六层，一般都是两三层，附近的山坡上还有许多土房子。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许多建筑被炸成一堆废墟，整个城市很难看到花草树木之类的绿色植物，到处尘土飞扬，阳光却很刺眼。
王夕越和其他来自十几个国家的30多名工作人员，居住在一座带有花园看似相当豪华的二层别墅，其实里面的生活条件非常一般。虽然有网络，但网速慢得惊人，并经常停电。
不惧生死，开展人道工作
整个坎大哈只有一家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至今当地人还习惯称之为“中国医院”，而其正式名称“米尔维斯医院”却很少有人知道。ICRC自1996年起为该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有近20名外籍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在医院工作。
王夕越和保护部门的同事常常到医院采访受伤平民和家属。如果发现是由盟军或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的伤亡，就要记录细节，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与盟军或塔利班进行官方交涉。
一场军事冲突之后，常有尸体在野外数日无人认领。根据伊斯兰传统习惯，人死之后应及早入土为安，所以出于人道考虑，ICRC会出资，负责把冲突中死伤的塔利班士兵或政府大兵、警察或普通平民的尸体运回原籍安葬。未能辨别身份的尸体，就送到米尔维斯医院的太平间。
王夕越还经常到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去看望关押在那里的犯人。
ICRC工作人员每6周去一次，和美方交涉，探访战俘等非参战人员。
“至于你是不是塔利班，或者说干了什么坏事，都不是我们的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在美军关押下，你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足够的水喝；如果是穆斯林，能不能祈祷，有没有宗教权利；有没有看病权利，医生给不给药，有没有和自己家人见面的权利等等。”王夕越说。
探访监狱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被关押者重建家庭联系。他们被逮捕时的情况各异，其中很多人的亲属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被拘捕。王夕越和同事们通过对被关押者的注册和密谈，帮助他们与家人重建联络，并尽力保持这种联络，成为他在漫长的拘禁期间的一种精神支柱。
一身正气，和战地各方交谈
以坎大哈市为代表的阿富汗南部地区，是塔利班的发源地和传统势力范围。王夕越所在的坎大哈办事处，是ICRC与塔利班接触最频繁的机构。塔利班代表出于安全考虑，都在当地雇员下班后才会到访。与他们沟通成了会普什图语的王夕越一项重要职责。
阿富汗各派政治武装，特别是塔利班，惯于化身平民打游击，常常白天还是扛锄头种地的农民，晚上却成了背着AK-47的“圣战者”去袭击政府或盟军基地。
最近一次和塔利班沟通，是为了运送平民伤员的事情。在很多偏远地区，路况很糟糕，交通工具有限，经常有受伤平民不能尽快被送到有医疗设施的省会城市而耽搁救治。在ICRC努力下，阿富汗卫生局同意开通一条救护车专线，从交战地区向外运送伤员。ICRC希望得到塔利班的安全保证，而塔利班在承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希望ICRC能对塔利班交战地区境内的流民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交战双方，你们怎么打仗，我们不管，ICRC只关注你们什么时候暂时停火，我们的救护车辆怎么安全进去，再安全地把伤员带出来。”王夕越说。
塔利班在交战区埋了大量炸弹和地雷，如果ICRC的车辆绕不开，塔利班会把地雷先挖出来，等ICRC救完人后再埋上。如果在某一地区，埋设的炸弹和地雷对平民造成伤害，违反人道原则，王夕越和同事们也会去交涉，建议塔利班改变一下斗争策略。
塔利班代表也常常向ICRC提供流民信息，ICRC也总是尽可能提供一段时间的基本物资，帐篷、食品、简单药品等。
然而，作为唯一和塔利班等阿反政府武装公开保持联络并受到尊重的国际组织，ICRC也经常会陷入舆论质疑之中。
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5月曾报道，ICRC被曝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急救培训，并向他们赠送大量急救包。卡尔扎伊政府对此表示愤怒，坎大哈一位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行为恶劣，那些人不值得获取帮助。”阿富汗国防部和内政府说，不想对这种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做出评论。北约发言人则表示：“北约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工作，承认人道救援工作应该公平执行。北约军队也对冲突中受伤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包括对敌人。”
令王夕越兴奋的是，9月初他还见到了两名从北京来的老乡——《环球时报》的两位记者，他们是经过联军最高司令部批准，到坎大哈做战地采访的。当电视上出现他们拍摄到的美军与塔利班用迫击炮相互攻击的激烈战斗场面时，许多外国人都感叹，中国记者真牛！
王夕越说，尽管联军装备有导弹、武装直升机等先进武器，可与塔利班交手时却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因为对方采取的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他们瞅准机会就开火，而且昼夜不停地展开袭扰。但你要拉开阵势向他们决战时，对方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9月8日，美军王牌101空中袭击师的一支部队，进攻一个只有数十名塔利班防守的村庄时，苦战两天硬是拿不下来。因为这里到处是葡萄园和石榴树，便于隐蔽。而且农民庄园多是10米多高、2~3米厚的土墙包围着，普通枪弹根本打不穿，如果用飞机将村庄摧毁，势必会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这是ICRC和国际人权机构无法容忍的。所以联军只能硬着头皮同对方打消耗战。
日前王夕越回北京办事，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尽管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但他不会离开。“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跟塔利班谈笑风生呢！”王夕越打算在阿富汗再工作两年，毕竟ICRC里只有他一名中国人。
责编/紫君
E-mail：zijun009@163.com
挑战人生，从香港来到阿富汗
王夕越是位土生土长的北京男孩，因为家人在移民局工作，他经常接触的多是些讲英语的外事人员。受这种氛围的熏陶，他从小就对国际关系、地区文化和宗教等充满兴趣。19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系，几年后又获得哈佛大学俄罗斯南亚和中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
哈佛的金字招牌，使王夕越很容易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做律师的工作，年薪不下百万。然而仅仅一年，备感空虚和枯燥的他就选择了出去，目的地是阿富汗。因为从上大学到工作，他一直关注在阿富汗周边地区的问题，从来没有中断对当地语言的学习。
在联合国工作的校友建议他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机构投简历，因为那是国际组织中最有效率的“海豹突击队”。成立于1863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以公正、独立、人道为组织原则。交上简历的第二天，驻阿富汗代表处的长官就给王夕越打电话，约他面谈。就这样，王夕越成为了ICRC在阿富汗唯一的中国籍雇员。2009年4月23日，当大型客机降落在停满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的喀布尔机场时，王夕越才明白自己已经到了神秘的阿富汗。接着他又来到ICRC驻坎大哈的代表处报到。
坎大哈市是阿南部重镇也是第二大城市，有21万人口，绝大多数是普什图族。因塔利班在这一带活动频繁，市区内经常有枪战和自杀性爆炸之类的恐怖事件发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持枪的保安和全副武装的北约士兵。王夕越发现，街道两旁高一点的建筑也就五六层，一般都是两三层，附近的山坡上还有许多土房子。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许多建筑被炸成一堆废墟，整个城市很难看到花草树木之类的绿色植物，到处尘土飞扬，阳光却很刺眼。
王夕越和其他来自十几个国家的30多名工作人员，居住在一座带有花园看似相当豪华的二层别墅，其实里面的生活条件非常一般。虽然有网络，但网速慢得惊人，并经常停电。
不惧生死，开展人道工作
整个坎大哈只有一家医院，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至今当地人还习惯称之为“中国医院”，而其正式名称“米尔维斯医院”却很少有人知道。ICRC自1996年起为该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有近20名外籍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在医院工作。
王夕越和保护部门的同事常常到医院采访受伤平民和家属。如果发现是由盟军或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的伤亡，就要记录细节，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与盟军或塔利班进行官方交涉。
一场军事冲突之后，常有尸体在野外数日无人认领。根据伊斯兰传统习惯，人死之后应及早入土为安，所以出于人道考虑，ICRC会出资，负责把冲突中死伤的塔利班士兵或政府大兵、警察或普通平民的尸体运回原籍安葬。未能辨别身份的尸体，就送到米尔维斯医院的太平间。
王夕越还经常到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去看望关押在那里的犯人。
ICRC工作人员每6周去一次，和美方交涉，探访战俘等非参战人员。
“至于你是不是塔利班，或者说干了什么坏事，都不是我们的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在美军关押下，你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足够的水喝；如果是穆斯林，能不能祈祷，有没有宗教权利；有没有看病权利，医生给不给药，有没有和自己家人见面的权利等等。”王夕越说。
探访监狱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被关押者重建家庭联系。他们被逮捕时的情况各异，其中很多人的亲属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被拘捕。王夕越和同事们通过对被关押者的注册和密谈，帮助他们与家人重建联络，并尽力保持这种联络，成为他在漫长的拘禁期间的一种精神支柱。
一身正气，和战地各方交谈
以坎大哈市为代表的阿富汗南部地区，是塔利班的发源地和传统势力范围。王夕越所在的坎大哈办事处，是ICRC与塔利班接触最频繁的机构。塔利班代表出于安全考虑，都在当地雇员下班后才会到访。与他们沟通成了会普什图语的王夕越一项重要职责。
阿富汗各派政治武装，特别是塔利班，惯于化身平民打游击，常常白天还是扛锄头种地的农民，晚上却成了背着AK-47的“圣战者”去袭击政府或盟军基地。
最近一次和塔利班沟通，是为了运送平民伤员的事情。在很多偏远地区，路况很糟糕，交通工具有限，经常有受伤平民不能尽快被送到有医疗设施的省会城市而耽搁救治。在ICRC努力下，阿富汗卫生局同意开通一条救护车专线，从交战地区向外运送伤员。ICRC希望得到塔利班的安全保证，而塔利班在承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希望ICRC能对塔利班交战地区境内的流民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交战双方，你们怎么打仗，我们不管，ICRC只关注你们什么时候暂时停火，我们的救护车辆怎么安全进去，再安全地把伤员带出来。”王夕越说。
塔利班在交战区埋了大量炸弹和地雷，如果ICRC的车辆绕不开，塔利班会把地雷先挖出来，等ICRC救完人后再埋上。如果在某一地区，埋设的炸弹和地雷对平民造成伤害，违反人道原则，王夕越和同事们也会去交涉，建议塔利班改变一下斗争策略。
塔利班代表也常常向ICRC提供流民信息，ICRC也总是尽可能提供一段时间的基本物资，帐篷、食品、简单药品等。
然而，作为唯一和塔利班等阿反政府武装公开保持联络并受到尊重的国际组织，ICRC也经常会陷入舆论质疑之中。
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5月曾报道，ICRC被曝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急救培训，并向他们赠送大量急救包。卡尔扎伊政府对此表示愤怒，坎大哈一位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行为恶劣，那些人不值得获取帮助。”阿富汗国防部和内政府说，不想对这种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做出评论。北约发言人则表示：“北约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工作，承认人道救援工作应该公平执行。北约军队也对冲突中受伤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包括对敌人。”
令王夕越兴奋的是，9月初他还见到了两名从北京来的老乡——《环球时报》的两位记者，他们是经过联军最高司令部批准，到坎大哈做战地采访的。当电视上出现他们拍摄到的美军与塔利班用迫击炮相互攻击的激烈战斗场面时，许多外国人都感叹，中国记者真牛！
王夕越说，尽管联军装备有导弹、武装直升机等先进武器，可与塔利班交手时却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因为对方采取的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他们瞅准机会就开火，而且昼夜不停地展开袭扰。但你要拉开阵势向他们决战时，对方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9月8日，美军王牌101空中袭击师的一支部队，进攻一个只有数十名塔利班防守的村庄时，苦战两天硬是拿不下来。因为这里到处是葡萄园和石榴树，便于隐蔽。而且农民庄园多是10米多高、2~3米厚的土墙包围着，普通枪弹根本打不穿，如果用飞机将村庄摧毁，势必会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这是ICRC和国际人权机构无法容忍的。所以联军只能硬着头皮同对方打消耗战。
日前王夕越回北京办事，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尽管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但他不会离开。“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跟塔利班谈笑风生呢！”王夕越打算在阿富汗再工作两年，毕竟ICRC里只有他一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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