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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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加诺总统首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5年前后,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4年4月,印尼苏加诺总统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南亚5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上接受了印尼方面的提议。
  1954年10月底,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总统倡议的亚非会议,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在尼赫鲁访华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也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郑重地对他说:“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中国当时与東南亚的很多国家尚无外交关系,建交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8个。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当时中国也亟须改善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在这种冷战局势的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开会,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会上出现了分歧。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最后各国达成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人人折服于周恩来的个人品格
  1955年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会议。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个由近70人组成的“记者团”。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开始,会场上充满着友好的气氛。但是,从18日下午开始,会议上出现了矛盾,有国家的代表开始发出攻击中国的论调,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按照会议安排,19日上午头一个发言的就应该是周恩来,但是他却迟迟没有讲话。
  直到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的发言除首尾两段外,其他都由译员浦寿昌用英文宣读。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优雅的外交风度,加上年轻潇洒的浦寿昌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一下震动了全场。
  18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两天来的乌云。从此,“求同存异”的精神一直主宰着会议进程。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三次力挽狂澜,树立起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也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诞生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美国记者鲍大可说:“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曾说过:“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4月24日,亚非会议胜利闭幕。
  7天只睡13个钟头
  在万隆期间,周恩来除参加安排得很紧张的会议外,还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周恩来出国前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尚未完全康复。从17日抵达万隆到24日会议闭幕的8天中,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随行的陈毅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对你非常佩服,我不但工作不如你,熬夜也不如你!”
  7天里,总理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谈话10次,宴请活动15次,7天一共只睡了13个钟头。在与各国代表交往和接触中,中国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会后的短短数年中,中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等10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截至1961年,我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6个发展到16个。
  亚非会议还在会外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其一是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有力证明了中国毫无利用侨民来颠覆他国政府的意图,从而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
  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周恩来不仅在会上重申了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一严正立场,而且在会下先后向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做工作,发表了69个字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不仅在亚非会议广大与会国代表团中和世界上赢得了广泛支持和强烈反响,而且使美国十分被动和孤立。亚非会议后不久,美国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举行会谈。
  万隆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走向世界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并对此后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自《时代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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