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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除了部分最保守的人依旧抱残守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开明的，因此，指望十八大换届后的新决策层会逆大势而行，回归计划经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能引发决策者对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担忧，不得不加强相关领域管制，但指望以此进行全面管制，也不太现实。
不过，成功本身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虽然每届党代会换届之后，都有若干改革措施出台，但实际落实，得看情势而定。因为对于改革，危机才是契机。2012年换届的新一代决策者承接的是繁荣局面，按照前几届换届的情形推论，在短期内难以看到大动作。只有在经济繁荣周期结束之后，我们才可能看到制度改革和行业坚冰被真正打破。
必选：经济转型
有些固然无可选择，但有些，则是换届上台的新一任领导们可以选择落实的。
近期李克强指出节能环保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这预示经济结构转型，是下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经济转型中，将成为下届政府大力扶植的对象。
王岐山表示，将努力为外企营造更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这表明中央为外企营造良好环境以便于国际产业资本和技术流入的战略意图，并以此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外储和FDI，都同时出现同比负增长的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反而连续创出历史新高，这预示着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都不可能再以汇率贬值为手段刺激外贸出口增长。“扩大内需” 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口头禅，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工作，就是国内市场统一。近期商务部在内的诸多中央部委不停地发红头文件，出台发展物流行业、抑制国内商贸物流成本等诸多政策，显示各方谋求强大出口生产能力与庞大国内市场对接的努力，正在进行。
可选：新加坡还是香港模式
诸多进退失据、自相矛盾的政策组合，显示出很多政策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所云。在各种矛盾问题上，无论是决策者和技术官僚阶层，都是根据其前后上下政策套餐观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难以在制度上做到标本兼治，而地方政府却有多种选择供各方参考。
新加坡榜样：“大政府小社会”
新加坡是全球“大政府，小社会”的典范；我们会发现，政府用行政手段将农民全部变成城镇户籍居民，以社保和工作的代价，将农民土地全部掌握，政府因此成为最大的地主；政府整治土地发展工业园和房地产，引进外资大项目，坐收地租和财税；政府消除社会民间一切自发组织社团，防止相关从业者坐地起价，抬高务工成本，最后资本流出的局面发生。
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举世公认。人们或许对其清廉高效的政府印象深刻，但有谁记得那里有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再或者有影响的文学影视作品？或者有特色的工业服务业？甚至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都从未听说过。
不管中国怎么选择，“大政府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关键，就是全球生产链重新配置的过程仍在持续，产业转移压力持续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为降低成本不断向中西部转移，谁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大成功者？
这是中国的一个选择。
香港模范：“有限政府大社会”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学习香港，实行“有限政府大社会”，要求政府将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更多的是要创造平台、制定政策、对直接管理者进行管理和服务。
之所以选择学习香港，就在于中国目前城镇化与户籍制度的矛盾的压力日益突现，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东南沿海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城镇人口高度集聚之后，再继续以前的乡土社会管理手段，已经不可能了。此时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分摊政府压力，逐步分担现代社会需要的各项功能。
同时日益增大的成本压力，也逼迫企业不得不搬迁，环境污染也逼迫政府不得不“腾笼换鸟”搞产业升级。然而庞大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能否落叶生根融入当地社会，是整个社会以及产业平稳过渡升级的关键所在。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焕发旺盛的创新精力，也同时需要和谐有序的法治环境。否则产业转移之后，既有的“笼子”空了，却没有“鸟”进来，经济转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其他地区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不同，而都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即使有别于二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急选：地方债的破局
虽然十八大后有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慢慢摸索，但有些问题几乎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其中最火烧眉毛的，就是财政体制改革。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虽然有关方面表态，地方债务规模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债，到点就要还的。而从2012年开始，各地方政府开始进入还债高峰期。还债的钱，从何而来？
靠卖地卖资产，当然是地方政府筹资的重要方式，但即使卖光家底，地方政府财政今后日子怎么过呢？如果中央财政也困窘不堪，那么大家都一起勒紧裤腰带再想办法。但现在情况是，中央财政分明非常好过，每到年底各部委账面的钱多到花不完。此情此境下，财政机制改革几乎是势在必行之事。
十八大换届后的新任中国领导层，在接受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十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发展引发的诸多问题，他们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同时受限于既有条件，也不可能大刀阔斧深入产权体制市场化改革——除非出现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不过，成功本身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虽然每届党代会换届之后，都有若干改革措施出台，但实际落实，得看情势而定。因为对于改革，危机才是契机。2012年换届的新一代决策者承接的是繁荣局面，按照前几届换届的情形推论，在短期内难以看到大动作。只有在经济繁荣周期结束之后，我们才可能看到制度改革和行业坚冰被真正打破。
必选：经济转型
有些固然无可选择，但有些，则是换届上台的新一任领导们可以选择落实的。
近期李克强指出节能环保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这预示经济结构转型，是下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经济转型中，将成为下届政府大力扶植的对象。
王岐山表示，将努力为外企营造更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这表明中央为外企营造良好环境以便于国际产业资本和技术流入的战略意图，并以此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外储和FDI，都同时出现同比负增长的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反而连续创出历史新高，这预示着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都不可能再以汇率贬值为手段刺激外贸出口增长。“扩大内需” 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口头禅，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工作，就是国内市场统一。近期商务部在内的诸多中央部委不停地发红头文件，出台发展物流行业、抑制国内商贸物流成本等诸多政策，显示各方谋求强大出口生产能力与庞大国内市场对接的努力，正在进行。
可选：新加坡还是香港模式
诸多进退失据、自相矛盾的政策组合，显示出很多政策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所云。在各种矛盾问题上，无论是决策者和技术官僚阶层，都是根据其前后上下政策套餐观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难以在制度上做到标本兼治，而地方政府却有多种选择供各方参考。
新加坡榜样：“大政府小社会”
新加坡是全球“大政府，小社会”的典范；我们会发现，政府用行政手段将农民全部变成城镇户籍居民，以社保和工作的代价，将农民土地全部掌握，政府因此成为最大的地主；政府整治土地发展工业园和房地产，引进外资大项目，坐收地租和财税；政府消除社会民间一切自发组织社团，防止相关从业者坐地起价，抬高务工成本，最后资本流出的局面发生。
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举世公认。人们或许对其清廉高效的政府印象深刻，但有谁记得那里有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工程师？再或者有影响的文学影视作品？或者有特色的工业服务业？甚至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都从未听说过。
不管中国怎么选择，“大政府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关键，就是全球生产链重新配置的过程仍在持续，产业转移压力持续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为降低成本不断向中西部转移，谁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大成功者？
这是中国的一个选择。
香港模范：“有限政府大社会”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学习香港，实行“有限政府大社会”，要求政府将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更多的是要创造平台、制定政策、对直接管理者进行管理和服务。
之所以选择学习香港，就在于中国目前城镇化与户籍制度的矛盾的压力日益突现，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东南沿海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城镇人口高度集聚之后，再继续以前的乡土社会管理手段，已经不可能了。此时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分摊政府压力，逐步分担现代社会需要的各项功能。
同时日益增大的成本压力，也逼迫企业不得不搬迁，环境污染也逼迫政府不得不“腾笼换鸟”搞产业升级。然而庞大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能否落叶生根融入当地社会，是整个社会以及产业平稳过渡升级的关键所在。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焕发旺盛的创新精力，也同时需要和谐有序的法治环境。否则产业转移之后，既有的“笼子”空了，却没有“鸟”进来，经济转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其他地区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不同，而都在这两种方式中选择，即使有别于二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急选：地方债的破局
虽然十八大后有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慢慢摸索，但有些问题几乎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其中最火烧眉毛的，就是财政体制改革。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虽然有关方面表态，地方债务规模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债，到点就要还的。而从2012年开始，各地方政府开始进入还债高峰期。还债的钱，从何而来？
靠卖地卖资产，当然是地方政府筹资的重要方式，但即使卖光家底，地方政府财政今后日子怎么过呢？如果中央财政也困窘不堪，那么大家都一起勒紧裤腰带再想办法。但现在情况是，中央财政分明非常好过，每到年底各部委账面的钱多到花不完。此情此境下，财政机制改革几乎是势在必行之事。
十八大换届后的新任中国领导层，在接受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十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发展引发的诸多问题，他们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同时受限于既有条件，也不可能大刀阔斧深入产权体制市场化改革——除非出现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