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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1993年就已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五届“老委员”（其间担任过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在28年的参政议政经历中提交了180多份建议，并且很多都得到了落实。
长期以来，刘永好始终关注现代农业、脱贫攻坚、民营企业发展三大方向，进言尽责。
近年来，如何发展我国养猪产业、实现种猪种源不被“卡脖子”的问题引起全社会重视，刘永好在2021年递交的6项建议中，就有两项涉及养猪产业。
刘永好建议，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要鼓励种业企业多形式、跨行业跨国“引技”“引智”，解决当前“猪芯片”问题;同时，科学引导生猪养殖产业转型升级，缓解“猪周期”波动。
“我们很多老百姓，尤其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讲什么时候才有猪肉自由啊？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非洲豬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我们的生猪育种相对落后有关。”刘永好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在养猪方面与西方最大的差距，在于长期以来对育种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导致育种相对滞后。但是，这样的现实不仅与中国生猪养殖消费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符，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
“中国应当要像重视手机芯片一样重视猪育种，必须攻克‘猪芯片’难关。”刘永好说，目前中国在生猪育种方面有一些优势经验，比如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影像分析等先进技术，可以进行“猪脸识别”，马上就能知道某一头猪的“父母”“曾祖”是谁，和其他猪配种后效果怎样，可大大加快育种进展。
“最近，很多互联网行业、房地产行业都转型来养猪了。”刘永好表示。
作为中国最早从事养猪行业的从业者，刘永好介绍说，我国的养猪业从历史上一向都是主要依靠广大农户，规模相对小，大企业参与育种相对较少。而发达国家多为大企业规模化养殖，并且经过200多年发展，培育出很多世界领先的品种。
因此，生猪育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此，刘永好建议：首先，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种业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计划，先行投入力量、先行培育项目、先行组织攻关，推动种业加快发展。国家根据项目情况，定期开展评估、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按照项目基础建设成本、购买种源、生物成本、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等软硬件总投入全成本的50%，给予综合补贴，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的原则，保障科研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以推动种猪产业的快速良性发展。同时，也要发挥现代种业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的作用，以支持、鼓励、引导、推动生猪育种事业的有序进行。
其次，对核心育种场、保种场提供非洲猪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种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育种事业往往投入巨大，非洲猪瘟难以在短期内根治，育种场一旦感染将是灭顶之灾，因此核心育种场的选址比一般育肥场更严、征地面积更大，运营维持的成本开支也更高。为此，建议加大对国家核心育种场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建设种业产业园，明确将育种场配套的饲料自产及洗消用地纳入养猪建设用地审批范围，实施区域性的主要疾病净化，扩大生物安全范围、提升育种效果。支持核心育种场持续做好生猪生产性能测定，建立真正可商业化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种猪”选育—扩繁—推广产业体系。
第三，鼓励种业企业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引技”“引智”结合，奖励跨行业跨国攻关“猪芯片”的紧缺人才。当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加快破译“猪芯片”，需要国家层面支持、鼓励种业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入股国际先进育种企业等形式，快速获得行业先进经验、核心技术，经过评估符合相关政策的，以企业参股并购资金的50%额度给予“引进后补贴”;也要支持企业“请进来”一批大数据、生物工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化人才，特别是对养殖育种紧缺人才给予落户、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对从事新品种扩繁、技术推广的基层科研人员予以奖励和表彰，提升从业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
此外，“猪周期”也是困扰中国养猪业的一大难题。
刘永好建议，为减少“猪周期”波动，今后应在继续支持家庭小户养猪的同时，对养猪大户、大型养殖场实行准入机制。
“不能有钱就随便养，而要看技术、人员、环境保护等方面是否符合要求。此外，还应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实现饲料、育种、养殖、屠宰、加工、消费终端各环节数据共享，引导理性投资。”刘永好表示。
长期以来，刘永好始终关注现代农业、脱贫攻坚、民营企业发展三大方向，进言尽责。
大家都想实现猪肉自由，必须攻关“猪芯片”
近年来，如何发展我国养猪产业、实现种猪种源不被“卡脖子”的问题引起全社会重视，刘永好在2021年递交的6项建议中，就有两项涉及养猪产业。
刘永好建议，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要鼓励种业企业多形式、跨行业跨国“引技”“引智”，解决当前“猪芯片”问题;同时，科学引导生猪养殖产业转型升级，缓解“猪周期”波动。
“我们很多老百姓，尤其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讲什么时候才有猪肉自由啊？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非洲豬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我们的生猪育种相对落后有关。”刘永好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在养猪方面与西方最大的差距，在于长期以来对育种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导致育种相对滞后。但是，这样的现实不仅与中国生猪养殖消费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符，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
“不能有钱就随便养，而要看技术、人员、环境保护等方面是否符合要求。此外，还应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实现饲料、育种、养殖、屠宰、加工、消费终端各环节数据共享，引导理性投资。”
“中国应当要像重视手机芯片一样重视猪育种，必须攻克‘猪芯片’难关。”刘永好说，目前中国在生猪育种方面有一些优势经验，比如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影像分析等先进技术，可以进行“猪脸识别”，马上就能知道某一头猪的“父母”“曾祖”是谁，和其他猪配种后效果怎样，可大大加快育种进展。
对养猪大户实行准入机制，不能有钱就随便养
“最近，很多互联网行业、房地产行业都转型来养猪了。”刘永好表示。
作为中国最早从事养猪行业的从业者，刘永好介绍说，我国的养猪业从历史上一向都是主要依靠广大农户，规模相对小，大企业参与育种相对较少。而发达国家多为大企业规模化养殖，并且经过200多年发展，培育出很多世界领先的品种。
因此，生猪育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此，刘永好建议：首先，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种业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计划，先行投入力量、先行培育项目、先行组织攻关，推动种业加快发展。国家根据项目情况，定期开展评估、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按照项目基础建设成本、购买种源、生物成本、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等软硬件总投入全成本的50%，给予综合补贴，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的原则，保障科研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以推动种猪产业的快速良性发展。同时，也要发挥现代种业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的作用，以支持、鼓励、引导、推动生猪育种事业的有序进行。
其次，对核心育种场、保种场提供非洲猪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种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育种事业往往投入巨大，非洲猪瘟难以在短期内根治，育种场一旦感染将是灭顶之灾，因此核心育种场的选址比一般育肥场更严、征地面积更大，运营维持的成本开支也更高。为此，建议加大对国家核心育种场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建设种业产业园，明确将育种场配套的饲料自产及洗消用地纳入养猪建设用地审批范围，实施区域性的主要疾病净化，扩大生物安全范围、提升育种效果。支持核心育种场持续做好生猪生产性能测定，建立真正可商业化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种猪”选育—扩繁—推广产业体系。
第三，鼓励种业企业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引技”“引智”结合，奖励跨行业跨国攻关“猪芯片”的紧缺人才。当前，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科技革命。加快破译“猪芯片”，需要国家层面支持、鼓励种业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入股国际先进育种企业等形式，快速获得行业先进经验、核心技术，经过评估符合相关政策的，以企业参股并购资金的50%额度给予“引进后补贴”;也要支持企业“请进来”一批大数据、生物工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化人才，特别是对养殖育种紧缺人才给予落户、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对从事新品种扩繁、技术推广的基层科研人员予以奖励和表彰，提升从业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
此外，“猪周期”也是困扰中国养猪业的一大难题。
刘永好建议，为减少“猪周期”波动，今后应在继续支持家庭小户养猪的同时，对养猪大户、大型养殖场实行准入机制。
“不能有钱就随便养，而要看技术、人员、环境保护等方面是否符合要求。此外，还应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实现饲料、育种、养殖、屠宰、加工、消费终端各环节数据共享，引导理性投资。”刘永好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