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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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门关系着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之命运的学问。此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意义的根本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历史流于说热闹故事,那就会成为文艺中的一科。说到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因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定位和看法。对多元的取向,我们应当正视和平等相待。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刊于当年的《求是》第2期),与当下相关的,着重说到了两点:一是“大力开展当代史研究”,其中提到:大力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研究大力开展建国以后历史的研究特别强调了要“开拓追踪史学”。因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分层、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处于大变动之中。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具有新闻感和历史感,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瞄准社会运动的轨迹,开展追踪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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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是中华书局于1933年创办的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在1930年代,它“与《东方杂志》、《申报月刊》齐名”,是当时“三大综合性杂志之一”[吴永贵主编:《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目前,学界对《新中华》的研究较为薄弱,陈江《从大中华到新中华——漫谈中华书局的两本杂志》(《编辑学刊))1994年第2期)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新中华》的论文,且详《大中华》,略《新中华》。本文拟对1933~1937年《新中华》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相当活跃。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或就江南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地域特征进行历史透视和解读,或就江南文化的有关现象展开具体考察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过,有一点似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问题。事实上,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内陆文化的文明特质和屙陛,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2012年11月16~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The Robert H. Smi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at Monticello)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美国史研讨会,有三十余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的主题是"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与会学者围绕"杰斐逊与民主问题"、"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三个专题展开讨论。专题讨论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组织了两场圆桌讨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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