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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热情接待来湘调查的彭德怀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1961年5月，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到湘潭兼任地委第一书记。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
1961年3月，党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发出认真调查研究号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下去调查研究。
11月，彭德怀经毛泽东批准回家乡湖南湘潭石潭区彭家围子调查。1日，彭德怀到了长沙，省委只派省委书记胡继宗很有分寸地介绍了湖南农村情况，其他的人都没有出面。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正住在九所，听到彭德怀来的消息，过来看他。彭德怀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惘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多时。
2日中午，彭德怀到了湘潭，受到华国锋热情接待。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因彭德怀与华国锋不熟悉，没有吭声，心里想：如果他是真心话，说明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实很严重。
这时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德怀吃饭，并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已在饭厅等候。饭后，华国锋又向他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下午，华国锋安排湘潭县委、石潭区委的负责人向彭德怀汇报工作，要湘潭县委、石潭区委配合彭德怀的调查研究，并要求保证其安全和生活。
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蹲点姜畲公社清联大队，纠正“共产风”，试行按劳分配、定额包工，政治上甄别
1961年12月，华国锋到后进大队——湘潭姜畲公社清联大队蹲点。姜畲就在县城到韶山的路上，离彭家围子不远，群众生活困难。他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工作组一户一户调查。
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引起农民不满，而根源还是“共产风”。华国锋落实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所有制上制止纠正了“共产风”。华国锋知道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仅纠正“共产风”是不够的，还要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按劳分配主要分配粮食等实物，因为生产队除粮食外其他收入很少。分配粮食是以人口为标准，这样劳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反而不如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他进行试点，取消基本口粮，改为按工分分配加照顾，这样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又适当照顾困难户的生活。
彭德怀得知华国锋进行这个试点，赶到姜畲和华国锋长谈。
华国锋虽然是在一个大队试点，但是有示范作用，表明了他对分配问题的态度和认识。后来“文革”中，湖南形势安定后，他担任省里的主要负责人，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他调到国务院后，经过到全国调查研究后，向周恩来建议坚持按劳分配。一直到林彪事件后，中央才下发文件，重申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劳分配是华国锋一贯的看法。
1962年1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大会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一系列的政策，华国锋信心十足回到湘潭。3月20日，他再次到姜畲公社清联大队就如何办好生产队问题，作了深入调查。
他带工作组到谷沙塘、枣子园等生产队组织座谈，帮助大家改变观念，认识到办好集体，不仅要粮多，而且钱和其他产品也要多的重要。接着，具体摆出增加副业对各方面的好处、有利条件，同时，结合本队的特点，找出一些比较可靠的副业门路。一笔笔算账，算下来，每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一元多，每人可以分到500斤粮食，大家的情绪高涨，异口同声说：“还是集体好。”人们打消了包产到户的想法。华国锋一直重视社队企业，他说：“增加集体收入，充实集体力量，在目前有迫切重要的意义。”他还说：“农民，想问题，办事情，都是很现实的。”“如果在他们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榜样，用事实显示出集体经济确实比单干优越，用事实告诉他们怎样办就能办好，他们亲眼看到了，亲身体验了，而且自觉行动起来，这样，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他强调典型示范，办好几个生产队。他身体力行，深入到谷沙塘、枣子园生产队，帮助拟定《加强劳动管理办法》。
湘潭地委下达华国锋起草的《关于办好生产队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社时期不少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打乱了。以后虽然我们在调整社队规模和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于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还没有普遍的认真去做。”“今年，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头一年，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表现出来。”《指示》提出：“各级党委的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应该深入到生产队去，亲自蹲点，深入调查，仔细研究，总结经验，武装自己，指导全面，争取成为‘办队’的专家。”他特别提到劳动管理很重要，肯定“定额包工”这种生产责任制，“适合当前的生产水平，能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便于检查监督，加强责任心，保证工作质量。”
4月4日，湖南省委转发了《湘潭地委〈关于办好生产队的指示〉》和华国锋《关于目前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在抓好生产队的同时，华国锋组织湘潭、临湘等10个县的11个重点公社进行调查，从1957年到1960年整风整社以来，在这11个公社共批判处理党员、干部、社员群众3939人，占11个公社成年劳力73098人的5.93%。其中生产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1423人，占同级党员干部7661人的18.6%；社员2516人占社员群众成年人65437人的3.8%。受批判处理的干部中，有党员582人，占党员总数1714人的33.9%。
华国锋很重视此事，指定地委一个书记具体抓，各级党委成立甄别办公室，全力做这项工作，在9月份已将这11公社的甄别工作完成，其他公社的甄别工作准备分批进行，12月完成。
甄别开始后，有的同志想不通，埋怨说：“过去搞批判斗争是上级叫搞的，现在又要我们平反，打倒‘菩萨’是我们，扶起‘菩萨’又是我们。上面作好人，难怪群众说‘上面政策好，就是你们搞糟了’。”
由于八届十中全会批评了“翻案风”，甄别工作停止，没有按计划全部完成。不仅湘潭如此，湖南如此，全国都如此。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身体力行，深入生产队，研究问题。他不仅关心阶级政策、所有制、分配问题，而且关心影响生产的每一个问题。1963年，他发现：近几年来，湘潭地区的耕牛一直在下降。1962年底全区存栏27.2万多头，比1957年减少4.3万头，比1961年减少5200头。全区现有1.3万多个生产队（占全区生产队数的16.6%）严重缺牛。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
湖南的丘陵与山区历来是出牛的，每年都有耕牛和菜牛出售。而现在为什么耕牛减少呢？
华国锋分析了耕牛下降的原因：（一）“饲养员选择不当，不是选择那些有养牛经验、责任心强的社员，而是当做一种照顾困难户的办法去安排”。（二）“责任制度没有建立或者不健全，报酬不合理，责任不清，奖罚不明”。（三）“奖励繁殖耕牛政策没有很好确定”。（四）“没有认真解决牛的饲料和栏舍”。（五）“民间兽医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很大程度削弱，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安排没有很好解决”。（六）“老疫区近两年来没有认真采取防疫措施，疫情复发，向外蔓延。”（七）“耕牛所有权下放到队后，……经济手续没有办妥。”他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抓紧作好的几项工作，首先第一条，“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耕牛的所有权，调动生产队养护、繁殖耕牛的积极性。耕牛归生产队所有以后，饲养权、使用权、处理权都归生产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1963年3月21日，他给省委报告了关于耕牛的问题。
正因为他对耕牛等影响农业生产的问题有过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心中有数，所以才敢于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
1962年10月，毛泽东提出岳阳地区从湘潭地区单独划出来，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岳阳当地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不同意成立岳阳地区，就让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首先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胡耀邦比华国锋大6岁，湖南浏阳文家市人。他是红军时期干部，是有名的红小鬼，与苏振华都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行军打仗都不忘读书。胡耀邦勤勉苦读给华国锋留下深刻的印象。湘潭暑天又热又潮，当时没有空调，家里最凉快的地方是浴室，胡耀邦铺个席子，躺在地上读书。胡耀邦工作到1964年7月回京，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合作得很愉快。
1963年１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因下乡时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恢复农业要四五年”。“农具恢复要5年，耕牛要7至10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国锋是老实人，不但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湖南省委的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经常表扬华国锋，说他“年轻有为”，“老实人”。
对富裕中农政策直言不讳，赢得毛泽东肯定
1962年12月，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省委决定：“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黑风”即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夺走田地、农具，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破坏社会治安，破坏水利设施，进行迷信活动，单干、分田分地，弃农经商，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招工人，开办黑厂黑店。
那一代共产党干部担心随着雇工，放高利贷，买卖房屋、自留地而产生剥削，出现两极分化。当中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消灭剥削，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时，大家都拥护。
湘潭地委重点仍然是湘潭县姜畲区委，自始至终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有的干部有急躁情绪，说：“教育是稀泥巴塞涵洞，作用不大，要把台搭得高一点，开个斗争会，关一批，杀一批，才可以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华国锋和胡耀邦启发大家，回顾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情况要明，决心要大，政策要稳，方法要好，工作要细，不许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这次运动是以阶级教育为主，强调依靠贫下中农。谁是地富，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何看待新的富裕起来的农民？是定为富农还是定为富裕中农？定为富农，必然成为打击对象。定为富裕中农，运动起来后在打击了地主、富农之后，也会成为打击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对各生产队进行阶级调查时，依据是什么呢？是土改划定的成分和合作化内定的成分。有的干部不满足于此，想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内定一次阶级成分。定阶级成分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以目前生活富裕的程度为标准，有的以目前的政治表现为标准，有的以是否有轻微的剥削为标准。有人想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贫下中农排挤在领导之外，或者将他们列为运动的对象，甚至想重新分他们的财产，就像当年土改斗地主一样。
华国锋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1963年4月26日到5月1日，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5月8日，湘潭地委给省委写了《对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对待富裕中农政策界限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这些政策界线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怎样区分目前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成分，要不要全面地重新内定一次成分，用什么标准来划分？”
《报告》反对将先富起来的贫下中农划为富农，专门阐明将这些人划为富裕中农的危害。
湘潭地委的报告得到省委的肯定，省委认为都是“正确的”，6月7日转发给各地委、市委。
华国锋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明确提出：“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
发现毛田生产经验，再获毛泽东肯定
华国锋经常下乡，不仅看好的，更看困难的，帮助基层群众解决问题。1963年湖南发生罕见的大旱，有的地区连续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百分之十几的生产队没有水吃或者吃水很困难。平江县长寿公社塘坝干枯田龟裂，他来到长寿，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派来水利技术人员帮助打水测量。经过几年的奋斗修了黄金堰水库，3.8万亩地旱涝保收。
1963年10月20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蓉园宾馆，将华国锋找去，再次单独谈话。华国锋汇报经过几年的调整，贯彻农业六十条以来，农村情况好转，特别讲到毛田蹲点了解到的情况。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毛田在哪？”
“在岳阳。”
“哪个毛？”
“毛主席的毛。”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他要把情况问得明明白白。
1962年冬，华国锋到岳阳，听县委书记毛致用汇报了这个典型。他历来不光听汇报，一定要实地考察。他到毛田看到家家户户都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与其他地区的困难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区委书记许志龙向他介绍：毛田，解放前叫做“茅田”。在岳阳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穷乡僻壤。总面积20万亩山地，只有5万亩残林，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非常严重。4万多亩耕地和一些残破的村庄零星分布在大大小小8000多个山头上和5000余条沟壑中。许多田是“人下田，牛上坎，蓑衣斗笠盖半丘”。就是这样的耕地，平均每人只有7分多一点。好年景每亩产量也就是200多斤。人们常年以红薯充饥。没有一条公路，全是羊肠小道。解放后区委一直抓住生产不放，合作社、人民公社，修了水库、渠道、公路。1959年，天大旱，又遇到挫折。山上种的800亩油茶，连苗都没保住。区委组织大家四上云山，到国营林场取经、学习，终于建成了第一个林场，油茶成活了。还第一次种了梨树，建成了实验梨园。胜利鼓舞了大家，三年困难时期，大干三年。新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上千处，改造低产田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改一季稻为双季。毛田的经济恢复很快，到196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958年的28％，亩产690斤。生猪每户平均存栏1.2头。造林３万多亩，在山上种了桑树，养了蚕。原来流传一个顺口溜：毛田洞里没种花（棉花），十家种花无九家，种的花来不结果，结了果来不炸花。到1962年，全区已经种棉花1890亩，收获皮棉6万斤。群众说：“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
华国锋爬上山，站在介头水库大坝上放眼望去，四周是青山、梯田、水渠。他不由地说：“这真正叫做人定胜天！”白天，他翻山越岭，察看山、水、田、林的建设，和群众促膝谈心，晚上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将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发现这样的好经验，华国锋很高兴，随即向省委推荐。1963年春，他带领调查组再次到毛田进行全面调查，总结经验。4月2日，《新湖南报》发表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的文章《可贵的革命干劲》向全省推广毛田的经验。同时发表华国锋文章《贵在鼓劲》。他指出：“毛田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有雄心壮志。既有远大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地去干。”
找到这样一个典型，在困难时期生产没有下降，反而大发展，人民没有发生饥荒，反而生活水平有提高，毛泽东十分感兴趣，两次听华国锋汇报。
当时正在开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1963年湖南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会议主题是生产救灾、恢复经济。毛田的经验给全省树立了榜样。10月26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大家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是肯定的、满意的，到上海后将毛田的经验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推荐。柯庆施派摄影记者到毛田采访，编成宣传品印发。这年第十、十一期《红旗》合刊号转发了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的文章《可贵的革命干劲》。
为了加强基层工作，1961年5月，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到湘潭兼任地委第一书记。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
1961年3月，党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发出认真调查研究号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下去调查研究。
11月，彭德怀经毛泽东批准回家乡湖南湘潭石潭区彭家围子调查。1日，彭德怀到了长沙，省委只派省委书记胡继宗很有分寸地介绍了湖南农村情况，其他的人都没有出面。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正住在九所，听到彭德怀来的消息，过来看他。彭德怀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惘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多时。
2日中午，彭德怀到了湘潭，受到华国锋热情接待。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因彭德怀与华国锋不熟悉，没有吭声，心里想：如果他是真心话，说明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实很严重。
这时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德怀吃饭，并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已在饭厅等候。饭后，华国锋又向他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下午，华国锋安排湘潭县委、石潭区委的负责人向彭德怀汇报工作，要湘潭县委、石潭区委配合彭德怀的调查研究，并要求保证其安全和生活。
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蹲点姜畲公社清联大队，纠正“共产风”，试行按劳分配、定额包工，政治上甄别
1961年12月，华国锋到后进大队——湘潭姜畲公社清联大队蹲点。姜畲就在县城到韶山的路上，离彭家围子不远，群众生活困难。他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工作组一户一户调查。
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引起农民不满，而根源还是“共产风”。华国锋落实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所有制上制止纠正了“共产风”。华国锋知道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仅纠正“共产风”是不够的，还要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按劳分配主要分配粮食等实物，因为生产队除粮食外其他收入很少。分配粮食是以人口为标准，这样劳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反而不如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他进行试点，取消基本口粮，改为按工分分配加照顾，这样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又适当照顾困难户的生活。
彭德怀得知华国锋进行这个试点，赶到姜畲和华国锋长谈。
华国锋虽然是在一个大队试点，但是有示范作用，表明了他对分配问题的态度和认识。后来“文革”中，湖南形势安定后，他担任省里的主要负责人，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他调到国务院后，经过到全国调查研究后，向周恩来建议坚持按劳分配。一直到林彪事件后，中央才下发文件，重申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劳分配是华国锋一贯的看法。
1962年1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大会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一系列的政策，华国锋信心十足回到湘潭。3月20日，他再次到姜畲公社清联大队就如何办好生产队问题，作了深入调查。
他带工作组到谷沙塘、枣子园等生产队组织座谈，帮助大家改变观念，认识到办好集体，不仅要粮多，而且钱和其他产品也要多的重要。接着，具体摆出增加副业对各方面的好处、有利条件，同时，结合本队的特点，找出一些比较可靠的副业门路。一笔笔算账，算下来，每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一元多，每人可以分到500斤粮食，大家的情绪高涨，异口同声说：“还是集体好。”人们打消了包产到户的想法。华国锋一直重视社队企业，他说：“增加集体收入，充实集体力量，在目前有迫切重要的意义。”他还说：“农民，想问题，办事情，都是很现实的。”“如果在他们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榜样，用事实显示出集体经济确实比单干优越，用事实告诉他们怎样办就能办好，他们亲眼看到了，亲身体验了，而且自觉行动起来，这样，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他强调典型示范，办好几个生产队。他身体力行，深入到谷沙塘、枣子园生产队，帮助拟定《加强劳动管理办法》。
湘潭地委下达华国锋起草的《关于办好生产队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社时期不少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打乱了。以后虽然我们在调整社队规模和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于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还没有普遍的认真去做。”“今年，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头一年，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表现出来。”《指示》提出：“各级党委的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应该深入到生产队去，亲自蹲点，深入调查，仔细研究，总结经验，武装自己，指导全面，争取成为‘办队’的专家。”他特别提到劳动管理很重要，肯定“定额包工”这种生产责任制，“适合当前的生产水平，能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便于检查监督，加强责任心，保证工作质量。”
4月4日，湖南省委转发了《湘潭地委〈关于办好生产队的指示〉》和华国锋《关于目前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在抓好生产队的同时，华国锋组织湘潭、临湘等10个县的11个重点公社进行调查，从1957年到1960年整风整社以来，在这11个公社共批判处理党员、干部、社员群众3939人，占11个公社成年劳力73098人的5.93%。其中生产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1423人，占同级党员干部7661人的18.6%；社员2516人占社员群众成年人65437人的3.8%。受批判处理的干部中，有党员582人，占党员总数1714人的33.9%。
华国锋很重视此事，指定地委一个书记具体抓，各级党委成立甄别办公室，全力做这项工作，在9月份已将这11公社的甄别工作完成，其他公社的甄别工作准备分批进行，12月完成。
甄别开始后，有的同志想不通，埋怨说：“过去搞批判斗争是上级叫搞的，现在又要我们平反，打倒‘菩萨’是我们，扶起‘菩萨’又是我们。上面作好人，难怪群众说‘上面政策好，就是你们搞糟了’。”
由于八届十中全会批评了“翻案风”，甄别工作停止，没有按计划全部完成。不仅湘潭如此，湖南如此，全国都如此。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身体力行，深入生产队，研究问题。他不仅关心阶级政策、所有制、分配问题，而且关心影响生产的每一个问题。1963年，他发现：近几年来，湘潭地区的耕牛一直在下降。1962年底全区存栏27.2万多头，比1957年减少4.3万头，比1961年减少5200头。全区现有1.3万多个生产队（占全区生产队数的16.6%）严重缺牛。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
湖南的丘陵与山区历来是出牛的，每年都有耕牛和菜牛出售。而现在为什么耕牛减少呢？
华国锋分析了耕牛下降的原因：（一）“饲养员选择不当，不是选择那些有养牛经验、责任心强的社员，而是当做一种照顾困难户的办法去安排”。（二）“责任制度没有建立或者不健全，报酬不合理，责任不清，奖罚不明”。（三）“奖励繁殖耕牛政策没有很好确定”。（四）“没有认真解决牛的饲料和栏舍”。（五）“民间兽医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很大程度削弱，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安排没有很好解决”。（六）“老疫区近两年来没有认真采取防疫措施，疫情复发，向外蔓延。”（七）“耕牛所有权下放到队后，……经济手续没有办妥。”他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抓紧作好的几项工作，首先第一条，“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耕牛的所有权，调动生产队养护、繁殖耕牛的积极性。耕牛归生产队所有以后，饲养权、使用权、处理权都归生产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1963年3月21日，他给省委报告了关于耕牛的问题。
正因为他对耕牛等影响农业生产的问题有过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心中有数，所以才敢于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
1962年10月，毛泽东提出岳阳地区从湘潭地区单独划出来，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岳阳当地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不同意成立岳阳地区，就让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首先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胡耀邦比华国锋大6岁，湖南浏阳文家市人。他是红军时期干部，是有名的红小鬼，与苏振华都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行军打仗都不忘读书。胡耀邦勤勉苦读给华国锋留下深刻的印象。湘潭暑天又热又潮，当时没有空调，家里最凉快的地方是浴室，胡耀邦铺个席子，躺在地上读书。胡耀邦工作到1964年7月回京，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合作得很愉快。
1963年１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因下乡时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恢复农业要四五年”。“农具恢复要5年，耕牛要7至10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国锋是老实人，不但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湖南省委的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经常表扬华国锋，说他“年轻有为”，“老实人”。
对富裕中农政策直言不讳，赢得毛泽东肯定
1962年12月，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省委决定：“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黑风”即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夺走田地、农具，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破坏社会治安，破坏水利设施，进行迷信活动，单干、分田分地，弃农经商，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招工人，开办黑厂黑店。
那一代共产党干部担心随着雇工，放高利贷，买卖房屋、自留地而产生剥削，出现两极分化。当中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消灭剥削，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时，大家都拥护。
湘潭地委重点仍然是湘潭县姜畲区委，自始至终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有的干部有急躁情绪，说：“教育是稀泥巴塞涵洞，作用不大，要把台搭得高一点，开个斗争会，关一批，杀一批，才可以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华国锋和胡耀邦启发大家，回顾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情况要明，决心要大，政策要稳，方法要好，工作要细，不许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这次运动是以阶级教育为主，强调依靠贫下中农。谁是地富，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何看待新的富裕起来的农民？是定为富农还是定为富裕中农？定为富农，必然成为打击对象。定为富裕中农，运动起来后在打击了地主、富农之后，也会成为打击对象。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对各生产队进行阶级调查时，依据是什么呢？是土改划定的成分和合作化内定的成分。有的干部不满足于此，想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内定一次阶级成分。定阶级成分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以目前生活富裕的程度为标准，有的以目前的政治表现为标准，有的以是否有轻微的剥削为标准。有人想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贫下中农排挤在领导之外，或者将他们列为运动的对象，甚至想重新分他们的财产，就像当年土改斗地主一样。
华国锋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1963年4月26日到5月1日，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5月8日，湘潭地委给省委写了《对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对待富裕中农政策界限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这些政策界线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怎样区分目前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成分，要不要全面地重新内定一次成分，用什么标准来划分？”
《报告》反对将先富起来的贫下中农划为富农，专门阐明将这些人划为富裕中农的危害。
湘潭地委的报告得到省委的肯定，省委认为都是“正确的”，6月7日转发给各地委、市委。
华国锋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明确提出：“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
发现毛田生产经验，再获毛泽东肯定
华国锋经常下乡，不仅看好的，更看困难的，帮助基层群众解决问题。1963年湖南发生罕见的大旱，有的地区连续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百分之十几的生产队没有水吃或者吃水很困难。平江县长寿公社塘坝干枯田龟裂，他来到长寿，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派来水利技术人员帮助打水测量。经过几年的奋斗修了黄金堰水库，3.8万亩地旱涝保收。
1963年10月20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蓉园宾馆，将华国锋找去，再次单独谈话。华国锋汇报经过几年的调整，贯彻农业六十条以来，农村情况好转，特别讲到毛田蹲点了解到的情况。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毛田在哪？”
“在岳阳。”
“哪个毛？”
“毛主席的毛。”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他要把情况问得明明白白。
1962年冬，华国锋到岳阳，听县委书记毛致用汇报了这个典型。他历来不光听汇报，一定要实地考察。他到毛田看到家家户户都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与其他地区的困难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区委书记许志龙向他介绍：毛田，解放前叫做“茅田”。在岳阳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穷乡僻壤。总面积20万亩山地，只有5万亩残林，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非常严重。4万多亩耕地和一些残破的村庄零星分布在大大小小8000多个山头上和5000余条沟壑中。许多田是“人下田，牛上坎，蓑衣斗笠盖半丘”。就是这样的耕地，平均每人只有7分多一点。好年景每亩产量也就是200多斤。人们常年以红薯充饥。没有一条公路，全是羊肠小道。解放后区委一直抓住生产不放，合作社、人民公社，修了水库、渠道、公路。1959年，天大旱，又遇到挫折。山上种的800亩油茶，连苗都没保住。区委组织大家四上云山，到国营林场取经、学习，终于建成了第一个林场，油茶成活了。还第一次种了梨树，建成了实验梨园。胜利鼓舞了大家，三年困难时期，大干三年。新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上千处，改造低产田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改一季稻为双季。毛田的经济恢复很快，到196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958年的28％，亩产690斤。生猪每户平均存栏1.2头。造林３万多亩，在山上种了桑树，养了蚕。原来流传一个顺口溜：毛田洞里没种花（棉花），十家种花无九家，种的花来不结果，结了果来不炸花。到1962年，全区已经种棉花1890亩，收获皮棉6万斤。群众说：“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
华国锋爬上山，站在介头水库大坝上放眼望去，四周是青山、梯田、水渠。他不由地说：“这真正叫做人定胜天！”白天，他翻山越岭，察看山、水、田、林的建设，和群众促膝谈心，晚上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将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发现这样的好经验，华国锋很高兴，随即向省委推荐。1963年春，他带领调查组再次到毛田进行全面调查，总结经验。4月2日，《新湖南报》发表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的文章《可贵的革命干劲》向全省推广毛田的经验。同时发表华国锋文章《贵在鼓劲》。他指出：“毛田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有雄心壮志。既有远大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地去干。”
找到这样一个典型，在困难时期生产没有下降，反而大发展，人民没有发生饥荒，反而生活水平有提高，毛泽东十分感兴趣，两次听华国锋汇报。
当时正在开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1963年湖南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会议主题是生产救灾、恢复经济。毛田的经验给全省树立了榜样。10月26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大家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是肯定的、满意的，到上海后将毛田的经验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推荐。柯庆施派摄影记者到毛田采访，编成宣传品印发。这年第十、十一期《红旗》合刊号转发了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的文章《可贵的革命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