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禾老师的长篇小说《戏台》有个副标题——“1952年漳州歌仔戏故事”，这个副标题里有两个关键词：“1952年”和“歌仔戏”。“1952年”，暗示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叙述动力”——非常年代的非常故事；“歌仔戏”，暗示了这部小说的大致内容——讲述歌仔戏剧团里的是是非非。
　　在谈论这部小说之前，有必要说说这两个关键词，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那已经是遥远的事了。“1952年”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年份，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运动”，其中有一个运动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改造和清除残存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让他们成为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知识分子，但因运动操之过急，方式简单粗暴，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身心造成了伤害。“歌仔戏”，是以闽南歌仔——也称锦歌，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为基础，吸收梨园戏、北管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流行于台湾、厦门、漳州等闽南语系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侨居住的地方。
　　《戏台》讲述的是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背景下的故事。1952年，台湾歌仔戏团“艺光班”与漳州歌仔戏剧团“水仙班”合并成新剧团，受政府指派的文艺干部林方正、高少君等人领导，剧团一面开展群众演出——解决剧团生存问题，一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解决艺人的思想问题。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政治为首的林方正、高少君与艺术为首的赵敏、笑三春等人难以磨合；台湾艺人与漳州艺人在适应新社会新生活上难以融合。故事也因此产生：戏台上，围绕剧本《义偷》探讨、排演；戏台下，讲清社会关系、批判旧思想、“洗手洗澡”、树立榜样、演员挑选等情节大戏也轮番上演。小说将难分彼此的舞台之戏与人生之戏交替讲述，两岸艺人以及文艺干部的困惑、苦恼、徘徊、纠结、磨合、友谊与爱情便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戏台》是一部内容丰富，叙述紧凑，吸引力十足的长篇佳作，它不仅仅是在描述记忆，更是在指涉现实：一方面它展示了闽南歌仔戏的文化魅力，让我们沉浸于地方风情的回忆与回味之中；另一方面它记录了思想改造运动中歌仔戏艺人的种种表现和情状，让我们在小说的虚构现实中得以重新审视那段非常的历史，无论慨叹不已还是戏谑一笑，它都为我们脚下的路提供了人生选择的参照系。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个镜头，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那么长篇小说则是一个世界。世界是庞大的、复杂的、多角度的、多时空的，作为读者的我们，从一个小说世界里便会读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和人生。从《戏台》里，我至少读到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讀到了闲笔之处的异样人生。小说里有两个次要人物让我念念不忘，一个是“我”的舅舅，舅舅命运的无助和奇特令人唏嘘。还有一个是青莲姑，她突然决定出家，且风波连连。这两个作者信手而书的人物，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人物成功的范例。二是读到了对艺术看法的“有趣”分歧。赵敏编剧的《义偷》，从艺术角度看是一部很出色的戏，情节曲折，人物塑造有血有肉，但在戴着政治有色眼镜的文艺干部林方正看来，却有问题了：对地主阶级的反抗，用一个小偷来反是否合适？诱使小姐脱下内衣，是不是有点低级趣味？这种分歧无疑是有趣而滑稽的，成了美国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过度阐释”了。对艺术的过度阐释是对美的感觉力的一种丧失，除此以外的过度阐释是一种政治陷阱。三是读到了人性在非常事件中的残酷显现，如同一张胶片在显影液中才出现画面。凤仙本是一位纯真的艺人，思想改造让她陷入恐惧的深渊中，一是怕人无端地揭发，二是怕自己深挖自己不够，又要保守自己的私情秘密，又找不到信任的人。恐惧带给人两种后果，要么用自闭甚至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要么用恶毒去攻击他人以自保。作者对凤仙等一批人的恐惧内心描述得极为深刻。这是一个编者在《戏台》里读到的，您会读到什么呢？
　　还值得提到的是，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小说用两种编序来叙述故事，一种是“一”，一种是“（1）”。“一”是“我”的叙述角度，“我”是原水仙班艺人笑三春的儿子——一个五六岁小男孩的视角；“（1）”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这两种视角交替叙述，形成了一种“同一时间，两个空间”的叙述效果，让小说变得活泼、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