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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广西的融县（今融安与融水两县）、三江、柳城、罗城、中渡（今鹿寨县）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战斗，取得了重要战绩，为解放柳北地区和广西作出了贡献。笔者当年曾是柳北人民解放总队队员，作为亲历者，很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香粉——“河西走廊”战略要地
解放战争期间，柳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烽火已熊熊燃烧在融江两岸。1949年夏秋，以融县永乐乡为中心的革命游击区已向四面扩展。但融县南区与北区、融县与三江等根据地仍被国民党统治区所阻隔。中共融县工委决定，迅速开辟香粉苗山游击区，使柳北中心永乐游击区经四联直至香粉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联成一片，打通融县南区与北区、融县与三江这条“河西走廊”。而香粉苗族地区则是这条“河西走廊”的中心，它以元宝山为依托，东临融江，西靠桂黔边境，横宽近100公里，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攻守自如，进退有回旋余地，是柳北地区的战略要地。
随后，中共融县工委派出河西工委委员莫可量，带领路聪、周修共3人，配备了3支手枪，穿过敌入封锁线，潜入香粉苗山地区。当时香粉周围几十个村屯，大部分为苗族聚居的苗寨，少部分为壮、汉、苗杂居的地方。它背靠元宝山，地势险要。长期以来，这里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并且都是汉族人为头领，苗族同胞受到民族歧视，被深深压在底层，民族关系复杂。特别是通向香粉苗山的四联、南团，是反动当局的重要据点，是我们打通“河西走廊”的绊脚石，要点燃苗山上的红色火焰，必须扫清外围据点。
拿下四联，拔掉“钉子”
当莫可量等3人潜入香粉苗山地区时，当地苗、壮、汉族穷苦群众顾虑很大，他们说：“邻近县城的四联、南团等据点你们都拿不下来，光我们苗区举旗起义又有多大用处。”于是，莫可量等人回头做四联乡的工作。他们3人兵分两路，莫可量、周修到四联乡的黎邓、上村坡、稽村，路聪到古鼎等地，建点串连，组织地下农会，发展武工队员。当他们得知在新安、落九一带有一批知识青年和地方群众自发组织了自卫队时，莫可量利用与长赖屯周济光的关系，建立新的据点，做好自卫队领导人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结果这支刚建立的自卫队大部分改编为柳北总队的新安武工队，使我们得以控制贝江河口，截断了敌人通往苗山的水路交通线，让四联乡的据点陷入孤立。
四联乡是进入香粉苗山的主要通道，国民党四联乡公所则是开辟苗山的重要绊脚石。因此，柳北总队司令部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四联乡公所虽离融县县城不远，但县城大部分地区已被我柳北总队所控制，他们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莫可量决定巧取，而不强攻。经过我武工队员黄太和、廖世经与四联乡伪乡长覃寿椿多次谈判，晓以大义，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我柳北总队实行武装包围，以里应外合的办法，迫使其缴枪投降。
1949年8月17日深夜，我柳北独立中队和十一中队实行武装包围，并四面鸣枪佯攻，伪四联乡公所立即表示投诚，缴出机枪1挺、步枪7支、驳壳枪1支。四联乡宣布为我解放。
攻下南团，打开门户
南团离融县县城只有7公里，但却是通向香粉苗山的战略要地，是另一个大门。这里驻扎有反动当局的一个特编中队，队长李英是个反动骨干。1949年9月2日，柳北总队司令部决定派独立中队拔掉这个据点。当晚深夜，游击战士悄悄地先把南团通向融水县城的电话线剪断，然后摸营突袭。但当战士摸到南团村口时，被敌人哨兵发现，经过短暂交火，独立中队立即撤退。考虑到李英曾在高街被我游击队打败，这次遭到夜袭，可能会迅速把他的队伍撤回县城。于是独立中队队长杨保当机立断，连夜把队伍拉到小荣埋伏。当晚月淡星稀，浓霜湿衣，战士们忍受着寒冷和疲劳，埋伏在路边的竹林中。当太阳升上头顶时，战士浑身发热，肚又饿、口又渴。正在这时，40多个背枪的敌兵进入到伏击圈，杨保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上几十个手榴弹扔向敌人，接着机枪、步枪“哒哒哒”地响个不停，敌兵被打得蒙头转向，拼命向四处逃散。
此役我们打得漂亮，毙敌4人、伤敌2人、俘敌5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5支，还有手榴弹、子弹10多箱。李英领着残兵缩回到县城。从此通向苗山的大门落在我们手中。
苗山策反，统战上层
香粉苗山地区属四荣乡，其武装力量主要依靠伪香粉自卫队，这支队伍有50人枪，配有轻机枪、步短枪，弹药也充足。乡长和伪自卫队长都是汉族，他们既反共，也帮助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欺压苗、壮等少数民族，当地百姓对他们都很痛恨。
莫可量潜入香粉时，秘密居住在当地的开明士绅梁甫仁家。梁家是当地首富，但不霸道、不欺压人，虽田地和山林很少，但沿贝江河的大小造纸厂都是他家经营的。梁甫仁的大儿子梁任宽在抗日时期在桂林师范学院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之后一直在南宁从事地下工作。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梁甫仁和他的几个儿女思想上有了觉悟，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梁家早就成了柳北总队在香粉的交通站。
莫可量、周修在此工作时，首先请梁甫仁和当地有影响的苏炳南先生去策动伪香粉自卫队起义，摧垮四荣乡政府。正好当时伪香粉自卫队被伪县政府派遣，参加“围剿”柳北总队永乐游击区，被我游击队击毙一人，陈尸荒野，使伪香粉自卫队人心动摇，垂头丧气。经他俩多次谈判，几经周折，最后由莫可量出面，表明柳北总队对于起义人员的政策，晓以利害关系，迫使伪自卫队长梁瑾宣布起义，交出枪支。
伪香粉自卫队经教育和整编后，留下队长梁瑾、梁为津等少数人编入武工队，其余回家务农。此时伪四荣乡政府和邻近的伪安陲乡政府也要求投靠柳北总队，交出驳壳枪2支、步枪18支，宣布解体。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莫可量立即在雨卜村东兴屯举办苗、壮以及汉族的青年培训班，参加的有20多人。学习结束后，梁波、林培生、梁翠松、马贤（苗族）、贾中（苗族）等一批青年被吸收为柳北总队香粉武工队员。
与此同时，柳北总队司令部先后派出粟子权、周民震、我、谢贤、施伟孙、路训礼、梁任珑等骨干，同时又派总部文工队龚建武等20多人，充实到香粉工作。我们分别在雨卜、卜令、雨梅、雨伞、都景等十几个苗寨开展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内容的宣传教育，组建地下农会和民兵组织。在卜令村组织了以杨惠忠为组长的第一个苗族农会小组；在大方村组织了以宋国成为组长的民族杂居农会小组；随后，雨卜村成立了由苗族马老六为会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香粉苗区革命烽火熊熊燃烧起来。 此时，柳北总队司令部所在地永乐已经与四联—新安—香粉—安陲以及三江县的游击区连成一片，宣告这一“河西走廊”已打通。在此基础上，在香粉雨卜苗寨宣布成立柳北总队第十二中队，队员多为当地的苗、壮、侗等少数民族青年，堪称“苗山上的子弟兵”，由路聪任中队长，周民震任政治指导员，柳北总队终于在香粉苗山扎下了根基。
苗山打“虎”，红旗飘扬
此前，香粉苗族同胞生活很苦，他们深受双层压迫，一是阶级压迫，一是民族歧视和压迫。苗胞种稻的梯田和种杉树的山林大都是汉族地主所有，有的地主是长安镇或融水镇人。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山霸的追租迫债，让苗族同胞苦不堪言。
苗族同胞很善良、很纯朴，他们认为穷和苦是命运造成的。我香粉武工队刚开始在苗寨访贫问苦时，他们常常躲开，或者不讲话，他们认为我们是汉族人，非常戒备。于是我们搬进寨子，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一同上山伐木，下田剪禾把。并且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地主山霸为什么富？为什么我们要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什么不一样？共产党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等等。经过我们耐心的启发教育，苗胞思想很快觉醒。刚开始在他们的家里住时，我们吃的是木薯粑和红薯、玉米，后来他们常常给我们蒸糯米饭，还有苗胞珍贵的酸鱼、酸肉。有时他们还拿出芦笙吹奏苗家情歌，这种感情的变化，让我们深受感动。后来几个苗族寨民谈起当年红军路过苗山的情况时，还唱起流行在贝江的民歌：
红军威武过贝江，
草木百姓都安祥；
纪律严明世少见，
工农的兵真坚强。
男女百姓爱红军，
打倒土豪为穷人；
忧国忧民今北去，
盼望早日来安民。
随后他们到处为我们宣传，说柳北游击总队就是当年路过苗山的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队伍。
为了让广大苗胞更信任我们，莫可量同志要求我在苗、壮、汉杂居的大方、龙巩一带发动“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当时我与当地的武工队员覃显，在大方、龙巩迅速举办夜校，组建地下农会和妇女会、地下民兵组织。仅大方、龙巩村的地下民兵队就有14条人枪，而且都是当时较好的七九步枪。
龙巩村有个号称“母老虎”的山霸，她是当地曾任国民党区长李振刚的老婆。李拥有40多条人枪，打着“民兵”武装旗号，盘踞在邻乡安陲，为非作歹。而李的老婆是当地最大的山主，她又泼又辣，阴险狠毒，租田是倒四六分，借谷是本息对翻。因为租加租，利滚利，有些人被她夺去了肥猪和牛羊，有些苗族兄弟被迫常年无偿给她伐木、运木、做重工，当地没人不痛恨。我们决定按照《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的有关规定，开展一次“二五”减租以及减息运动，打击“母老虎”追租迫债的嚣张气焰，让广大苗、壮等各民族群众认识柳北总队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但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母老虎”气焰仍然很嚣张，她公然对来减租的农会代表说：“融县衙门还不敢进，就敢进老娘的门口，去做梦吧！”“天还没亮就想翻身，翻下粪坑里吧！”李振刚也连夜带了4个保镖来找我谈判。当晚，他一进门，就一手叉腰，一手按住腰间的快机驳壳，对着我质问：“你们干吗在此胡搞？我早就与你们上司谈好了，我们互不侵犯！”我也警惕地按住腰间左轮，正气凛然地答道：“你的人在安陲，我们在香粉，你们倒跑到香粉干预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一句话，弄得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瞠目结舌。接着我就把减租减息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作了介绍。
李振刚当时显得十分骄横，我的话尚未讲完，他就叫嚷：“不管减租减息对不对，在广西就不适合搞共产主义。”我也怒气冲冲地说：“‘二五’减租根本算不了共产主义，连国民党政府也提过这个口号，只是不愿实行而已，你当过区长难道不知道？”李振刚顿时哑口无言，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满脸怒气地站起来说：“与你这个娃娃头讲不通，我找你的上司莫可量去！”
第二天，我把李振刚的情况告诉了农会骨干，同时分折了当前形势：解放大军目前日益迫近广西，柳北游击总队武装力量已扩展到6个县，李振刚决不敢与我们公开对抗，减租减息应照常进行。
经过一番准备，农会集合20多人，与“母老虎”展开说理斗争，最后把金灿灿的稻谷挑了回来，减租减息取得胜利。龙巩这场斗争，让香粉苗山沸腾起来，大家喜气洋洋，奔走相告，都说：“莫矜（柳北总队司令员）的队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不少苗寨派代表，要求武工队派人去组建农会和民兵，反“三征”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也唱遍了苗山的村村寨寨。
铁拳出击，解放县城
“河西走廊”打通之后，香粉苗山成了我柳北游击总队的腹地，融县几个游击区与三江游击区联成一片，对融县县城融水镇和国民党十五专员公署所在地——长安镇形成了包围之势。柳北总队司令员莫矜分析了形势，决定在柳北总队四次反“围剿”战斗都大获全胜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的外线出击。柳北总队四大队由覃珍任大队长，莫可量任政治委员，负责逼近长安镇，解放融水县城的任务。1949年11月初，四大队在距县城7公里的南团集训，作了战斗布置。接着，十一中队和十二中队进入融水县城近郊的寺门、古鼎、上村坡、古选、高岭头一带，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县城。武工队则活动在落九、拉利一带，并砍倒贝江河口的电线杆，破坏融县县政府与长安伪十五专署电话联络。县城内的地下工作者在街道散发柳北总队司令部的《告同胞书》《警告伪军政头目书》等大量传单，置敌人于惊惶混乱之中，争取融县自卫总队李仲福等25人枪起义。
但不幸的是，在县城解放前夕，我武工队队员路祖安、粟神护在麻洞村与敌人遭遇而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但两位游击战士坚贞不屈，在赴刑场路上，仍沿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融水镇群众含着热泪，目送他们英勇就义。
1949年11月18日，解放大军解放了三江。11月22日，我柳北总队四大队与一大队联手一举攻下融县融乐镇（今融水县）。随后，莫可量率十二中队北上长安镇，在浮石乡与解放军先头部队会师，胜利完成了我们肩负的任务。
香粉——“河西走廊”战略要地
解放战争期间，柳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烽火已熊熊燃烧在融江两岸。1949年夏秋，以融县永乐乡为中心的革命游击区已向四面扩展。但融县南区与北区、融县与三江等根据地仍被国民党统治区所阻隔。中共融县工委决定，迅速开辟香粉苗山游击区，使柳北中心永乐游击区经四联直至香粉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联成一片，打通融县南区与北区、融县与三江这条“河西走廊”。而香粉苗族地区则是这条“河西走廊”的中心，它以元宝山为依托，东临融江，西靠桂黔边境，横宽近100公里，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攻守自如，进退有回旋余地，是柳北地区的战略要地。
随后，中共融县工委派出河西工委委员莫可量，带领路聪、周修共3人，配备了3支手枪，穿过敌入封锁线，潜入香粉苗山地区。当时香粉周围几十个村屯，大部分为苗族聚居的苗寨，少部分为壮、汉、苗杂居的地方。它背靠元宝山，地势险要。长期以来，这里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并且都是汉族人为头领，苗族同胞受到民族歧视，被深深压在底层，民族关系复杂。特别是通向香粉苗山的四联、南团，是反动当局的重要据点，是我们打通“河西走廊”的绊脚石，要点燃苗山上的红色火焰，必须扫清外围据点。
拿下四联，拔掉“钉子”
当莫可量等3人潜入香粉苗山地区时，当地苗、壮、汉族穷苦群众顾虑很大，他们说：“邻近县城的四联、南团等据点你们都拿不下来，光我们苗区举旗起义又有多大用处。”于是，莫可量等人回头做四联乡的工作。他们3人兵分两路，莫可量、周修到四联乡的黎邓、上村坡、稽村，路聪到古鼎等地，建点串连，组织地下农会，发展武工队员。当他们得知在新安、落九一带有一批知识青年和地方群众自发组织了自卫队时，莫可量利用与长赖屯周济光的关系，建立新的据点，做好自卫队领导人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结果这支刚建立的自卫队大部分改编为柳北总队的新安武工队，使我们得以控制贝江河口，截断了敌人通往苗山的水路交通线，让四联乡的据点陷入孤立。
四联乡是进入香粉苗山的主要通道，国民党四联乡公所则是开辟苗山的重要绊脚石。因此，柳北总队司令部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四联乡公所虽离融县县城不远，但县城大部分地区已被我柳北总队所控制，他们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莫可量决定巧取，而不强攻。经过我武工队员黄太和、廖世经与四联乡伪乡长覃寿椿多次谈判，晓以大义，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我柳北总队实行武装包围，以里应外合的办法，迫使其缴枪投降。
1949年8月17日深夜，我柳北独立中队和十一中队实行武装包围，并四面鸣枪佯攻，伪四联乡公所立即表示投诚，缴出机枪1挺、步枪7支、驳壳枪1支。四联乡宣布为我解放。
攻下南团，打开门户
南团离融县县城只有7公里，但却是通向香粉苗山的战略要地，是另一个大门。这里驻扎有反动当局的一个特编中队，队长李英是个反动骨干。1949年9月2日，柳北总队司令部决定派独立中队拔掉这个据点。当晚深夜，游击战士悄悄地先把南团通向融水县城的电话线剪断，然后摸营突袭。但当战士摸到南团村口时，被敌人哨兵发现，经过短暂交火，独立中队立即撤退。考虑到李英曾在高街被我游击队打败，这次遭到夜袭，可能会迅速把他的队伍撤回县城。于是独立中队队长杨保当机立断，连夜把队伍拉到小荣埋伏。当晚月淡星稀，浓霜湿衣，战士们忍受着寒冷和疲劳，埋伏在路边的竹林中。当太阳升上头顶时，战士浑身发热，肚又饿、口又渴。正在这时，40多个背枪的敌兵进入到伏击圈，杨保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上几十个手榴弹扔向敌人，接着机枪、步枪“哒哒哒”地响个不停，敌兵被打得蒙头转向，拼命向四处逃散。
此役我们打得漂亮，毙敌4人、伤敌2人、俘敌5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5支，还有手榴弹、子弹10多箱。李英领着残兵缩回到县城。从此通向苗山的大门落在我们手中。
苗山策反，统战上层
香粉苗山地区属四荣乡，其武装力量主要依靠伪香粉自卫队，这支队伍有50人枪，配有轻机枪、步短枪，弹药也充足。乡长和伪自卫队长都是汉族，他们既反共，也帮助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欺压苗、壮等少数民族，当地百姓对他们都很痛恨。
莫可量潜入香粉时，秘密居住在当地的开明士绅梁甫仁家。梁家是当地首富，但不霸道、不欺压人，虽田地和山林很少，但沿贝江河的大小造纸厂都是他家经营的。梁甫仁的大儿子梁任宽在抗日时期在桂林师范学院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之后一直在南宁从事地下工作。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梁甫仁和他的几个儿女思想上有了觉悟，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梁家早就成了柳北总队在香粉的交通站。
莫可量、周修在此工作时，首先请梁甫仁和当地有影响的苏炳南先生去策动伪香粉自卫队起义，摧垮四荣乡政府。正好当时伪香粉自卫队被伪县政府派遣，参加“围剿”柳北总队永乐游击区，被我游击队击毙一人，陈尸荒野，使伪香粉自卫队人心动摇，垂头丧气。经他俩多次谈判，几经周折，最后由莫可量出面，表明柳北总队对于起义人员的政策，晓以利害关系，迫使伪自卫队长梁瑾宣布起义，交出枪支。
伪香粉自卫队经教育和整编后，留下队长梁瑾、梁为津等少数人编入武工队，其余回家务农。此时伪四荣乡政府和邻近的伪安陲乡政府也要求投靠柳北总队，交出驳壳枪2支、步枪18支，宣布解体。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莫可量立即在雨卜村东兴屯举办苗、壮以及汉族的青年培训班，参加的有20多人。学习结束后，梁波、林培生、梁翠松、马贤（苗族）、贾中（苗族）等一批青年被吸收为柳北总队香粉武工队员。
与此同时，柳北总队司令部先后派出粟子权、周民震、我、谢贤、施伟孙、路训礼、梁任珑等骨干，同时又派总部文工队龚建武等20多人，充实到香粉工作。我们分别在雨卜、卜令、雨梅、雨伞、都景等十几个苗寨开展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内容的宣传教育，组建地下农会和民兵组织。在卜令村组织了以杨惠忠为组长的第一个苗族农会小组；在大方村组织了以宋国成为组长的民族杂居农会小组；随后，雨卜村成立了由苗族马老六为会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香粉苗区革命烽火熊熊燃烧起来。 此时，柳北总队司令部所在地永乐已经与四联—新安—香粉—安陲以及三江县的游击区连成一片，宣告这一“河西走廊”已打通。在此基础上，在香粉雨卜苗寨宣布成立柳北总队第十二中队，队员多为当地的苗、壮、侗等少数民族青年，堪称“苗山上的子弟兵”，由路聪任中队长，周民震任政治指导员，柳北总队终于在香粉苗山扎下了根基。
苗山打“虎”，红旗飘扬
此前，香粉苗族同胞生活很苦，他们深受双层压迫，一是阶级压迫，一是民族歧视和压迫。苗胞种稻的梯田和种杉树的山林大都是汉族地主所有，有的地主是长安镇或融水镇人。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山霸的追租迫债，让苗族同胞苦不堪言。
苗族同胞很善良、很纯朴，他们认为穷和苦是命运造成的。我香粉武工队刚开始在苗寨访贫问苦时，他们常常躲开，或者不讲话，他们认为我们是汉族人，非常戒备。于是我们搬进寨子，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一同上山伐木，下田剪禾把。并且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地主山霸为什么富？为什么我们要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什么不一样？共产党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等等。经过我们耐心的启发教育，苗胞思想很快觉醒。刚开始在他们的家里住时，我们吃的是木薯粑和红薯、玉米，后来他们常常给我们蒸糯米饭，还有苗胞珍贵的酸鱼、酸肉。有时他们还拿出芦笙吹奏苗家情歌，这种感情的变化，让我们深受感动。后来几个苗族寨民谈起当年红军路过苗山的情况时，还唱起流行在贝江的民歌：
红军威武过贝江，
草木百姓都安祥；
纪律严明世少见，
工农的兵真坚强。
男女百姓爱红军，
打倒土豪为穷人；
忧国忧民今北去，
盼望早日来安民。
随后他们到处为我们宣传，说柳北游击总队就是当年路过苗山的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队伍。
为了让广大苗胞更信任我们，莫可量同志要求我在苗、壮、汉杂居的大方、龙巩一带发动“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当时我与当地的武工队员覃显，在大方、龙巩迅速举办夜校，组建地下农会和妇女会、地下民兵组织。仅大方、龙巩村的地下民兵队就有14条人枪，而且都是当时较好的七九步枪。
龙巩村有个号称“母老虎”的山霸，她是当地曾任国民党区长李振刚的老婆。李拥有40多条人枪，打着“民兵”武装旗号，盘踞在邻乡安陲，为非作歹。而李的老婆是当地最大的山主，她又泼又辣，阴险狠毒，租田是倒四六分，借谷是本息对翻。因为租加租，利滚利，有些人被她夺去了肥猪和牛羊，有些苗族兄弟被迫常年无偿给她伐木、运木、做重工，当地没人不痛恨。我们决定按照《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的有关规定，开展一次“二五”减租以及减息运动，打击“母老虎”追租迫债的嚣张气焰，让广大苗、壮等各民族群众认识柳北总队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但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母老虎”气焰仍然很嚣张，她公然对来减租的农会代表说：“融县衙门还不敢进，就敢进老娘的门口，去做梦吧！”“天还没亮就想翻身，翻下粪坑里吧！”李振刚也连夜带了4个保镖来找我谈判。当晚，他一进门，就一手叉腰，一手按住腰间的快机驳壳，对着我质问：“你们干吗在此胡搞？我早就与你们上司谈好了，我们互不侵犯！”我也警惕地按住腰间左轮，正气凛然地答道：“你的人在安陲，我们在香粉，你们倒跑到香粉干预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一句话，弄得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瞠目结舌。接着我就把减租减息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作了介绍。
李振刚当时显得十分骄横，我的话尚未讲完，他就叫嚷：“不管减租减息对不对，在广西就不适合搞共产主义。”我也怒气冲冲地说：“‘二五’减租根本算不了共产主义，连国民党政府也提过这个口号，只是不愿实行而已，你当过区长难道不知道？”李振刚顿时哑口无言，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满脸怒气地站起来说：“与你这个娃娃头讲不通，我找你的上司莫可量去！”
第二天，我把李振刚的情况告诉了农会骨干，同时分折了当前形势：解放大军目前日益迫近广西，柳北游击总队武装力量已扩展到6个县，李振刚决不敢与我们公开对抗，减租减息应照常进行。
经过一番准备，农会集合20多人，与“母老虎”展开说理斗争，最后把金灿灿的稻谷挑了回来，减租减息取得胜利。龙巩这场斗争，让香粉苗山沸腾起来，大家喜气洋洋，奔走相告，都说：“莫矜（柳北总队司令员）的队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不少苗寨派代表，要求武工队派人去组建农会和民兵，反“三征”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也唱遍了苗山的村村寨寨。
铁拳出击，解放县城
“河西走廊”打通之后，香粉苗山成了我柳北游击总队的腹地，融县几个游击区与三江游击区联成一片，对融县县城融水镇和国民党十五专员公署所在地——长安镇形成了包围之势。柳北总队司令员莫矜分析了形势，决定在柳北总队四次反“围剿”战斗都大获全胜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的外线出击。柳北总队四大队由覃珍任大队长，莫可量任政治委员，负责逼近长安镇，解放融水县城的任务。1949年11月初，四大队在距县城7公里的南团集训，作了战斗布置。接着，十一中队和十二中队进入融水县城近郊的寺门、古鼎、上村坡、古选、高岭头一带，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县城。武工队则活动在落九、拉利一带，并砍倒贝江河口的电线杆，破坏融县县政府与长安伪十五专署电话联络。县城内的地下工作者在街道散发柳北总队司令部的《告同胞书》《警告伪军政头目书》等大量传单，置敌人于惊惶混乱之中，争取融县自卫总队李仲福等25人枪起义。
但不幸的是，在县城解放前夕，我武工队队员路祖安、粟神护在麻洞村与敌人遭遇而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但两位游击战士坚贞不屈，在赴刑场路上，仍沿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融水镇群众含着热泪，目送他们英勇就义。
1949年11月18日，解放大军解放了三江。11月22日，我柳北总队四大队与一大队联手一举攻下融县融乐镇（今融水县）。随后，莫可量率十二中队北上长安镇，在浮石乡与解放军先头部队会师，胜利完成了我们肩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