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大草原上，曾生息着众多的游牧民族，它们繁衍、迁徙、壮大、灭亡，自有一套生存法则。它们中有强势且为人熟悉的匈奴、柔然、突厥、粟特、回鹘，也有不那么出名但同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葛逻禄、黠戛斯、巴尔蒂斯坦。
　　它们在几大帝国之间徘徊，随大国势力消长而生灭。它们也建立自己的帝国，尽管昙花一现。它们投入战争，攻城略地，到處留下足迹，很快又被新的足迹覆盖。它们影响了大国的命运，也见证了大国的骄傲与衰颓。
　　在公元7—8世纪时，它们将参与中亚格局的一次重要洗牌。牌桌两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葛逻禄同盟军竟然临阵倒戈，转而与阿拉伯军队一起对唐军形成夹击之势。

狭路相逢

　　公元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从东亚、中亚到西亚，同时发生了几件大事。唐朝振兴、吐蕃兴起、波斯衰落、阿拉伯（大食）开始对外扩张，几股新兴的势力不停地向外探寻，后来都在中亚相遇了。
　　故事要从它们相遇前讲起。
　　从国际地理格局来看，在古代，欧亚大陆从西到东可以大致分为三大政治文明区域，三个区域中都有一个传统帝国，西边是罗马、中间是波斯、东边是中国。
　　罗马的兴起和秦汉几乎同一时期，到了南北朝中国大分裂时，也就是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也衰落了，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然而，很快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只剩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延续着往日余晖。
　　波斯方面，继阿契美尼德王朝（古波斯帝国）、安息王朝（帕提亚帝国）之后，第三个完全统一伊朗东西部的王朝—萨珊王朝在公元224年建立。它和东罗马帝国相邻，差不多是今天伊朗和土耳其的位置关系。
　　两大帝国挨得近，又没有找到和平的相处之道，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改朝换代，也不影响它们接着打。长期的战争无尽地消耗着两国国力，鹬蚌相争之际，阿拉伯帝国悄然崛起了。
　　阿拉伯人以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商人为主，本来很分散，部落之间也连年打仗，但在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帝国凝聚的过程，并不纯然依靠宗教的感召力或武力强迫。在经济上，阿拉伯人对穆斯林做出种种优待，比如免缴包括人丁税在内的税负，享有各种福利，规定在节日时去清真寺做礼拜能得到两个钱币，而非穆斯林则地位低下，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很多人出于社会经济原因，改信伊斯兰教。
　　在凝聚起一个强大帝国后，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和削弱了此前的两个顶级强国—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被灭。之后不久，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也被围，被打得几乎丧失了还手之力，只是凭借强大的防御工事才勉强守住。
　　未能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欧洲的阿拉伯人，转向南走，改道北非，一路经过埃及、利比亚，直到征服西班牙，建立起一个世界性大帝国。
　　在东边，阿拉伯帝国灭掉萨珊波斯之后继续扩张，试图控制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但正当此时，东边的中国也迎来了李唐王朝的鼎盛时期。
　　在汉之后，唐是第一个对西域的经略达到了极致的中国王朝。太宗李世民时代，唐已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并与西南的吐蕃和亲。在这之后，唐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控制天山南北和咸海以东，疆域最广时有近1600万平方公里（说法之一）。
　　不过，野心勃勃且实力不弱的吐蕃，一直是唐在中亚的眼中钉。吐蕃甚至一度攻陷了西域18个羁縻州，致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22年之久。但总的来说，公元7世纪之后，中亚已进入唐朝的实际控制范围，中亚诸国不得不把王室子弟送到唐朝作为人质。

　　因为战争，大批的中亚战俘被迫进入唐帝国，西域人士也纷纷来到长安经商、定居。这些人也把来自异域的宗教文化艺术，带到汉族聚居区。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在长安建立宗教设施。当时长安流行的音乐、舞蹈、绘画、饮食、服饰等，也都沾染了浓浓的中亚色彩。

　　唐朝军事上的接连失败，让安禄山看清了所谓大唐的外强中干。

　　据相关研究，西域各国和唐朝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最紧密时，长安有1/10的人口都是外国人。
　　被灭国的波斯王子卑路斯就逃到了唐朝，被唐高宗收留。他一度被唐高宗任命为波斯都督府（治所在波斯疾陵城）都督，但因为无法收回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他只好又逃回长安，一直到去世。
　　卑路斯王子失去了家园，而波斯的陷落也让势头正盛的两大帝国失去了中间屏障，一场不会愉快的相见终将发生。

福祸相倚

　　公元747年，是唐将高仙芝的福年。生长在安西的军伍之家，他自小就展露出不凡的军事天赋，小小年纪便被拜为游击将军，后来他的军事生涯随着上级的变更时有浮沉，直到在公元747年出征小勃律，终于一举扬名。
　　小勃律在如今的克什米尔地区，这里在唐朝就已经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在当时，小勃律一度臣服于吐蕃，吐蕃也以小勃律为踏板，控制了丝绸之路南线。高仙芝的三任上级都曾出兵试图夺回小勃律，但都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玄宗决定再次出兵小勃律，令高仙芝为统帅，率步骑一万人，翻越帕米尔高原。这一战以勃律王战死，小勃律被平定、改名为归仁而告终。 　　因为这场胜利，高仙芝被封为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节度使，成为安西大都护府实际的最高长官。
　　紧接着3年后，也就是公元750年，高仙芝答应与唐亲近的拔汗那（中亚古国，汉代称大宛）求援，以石国（如今的塔什干）无蕃臣礼节为由，再次跨越帕米尔高原，征讨“心怀不轨”、欲谋划“反唐联盟”的石国。
　　一如之前的战争，这场征伐高仙芝再次大胜，生擒石国国王、吐蕃酋长、突骑施可汗、朅师王。打了胜仗的高仙芝，带着捷报和一众俘虏到长安报喜，玄宗自然也是大喜过望。可正在这时，一场针对唐王朝的联合行动已经在酝酿之中。
　　消息传来，西边有情况。
　　原来，高仙芝在攻打石国时背约杀降，掳掠抢劫，屠杀老弱，令唐军的名声降到了谷底。石国王子奔走于昭武九姓间，向中亚诸国控诉，又向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求援。原本依附于唐朝或者持中间立场摇摆的民族，有许多不再支持唐朝。
　　公元751年，一场战争必不可免了。
　　刚刚从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变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派出了两万人左右的军队。高仙芝率领数万远征军和拔汗那、葛逻禄两支盟军迎战，战役在怛罗斯（大约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东南角）打响。
　　一开始，唐军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几天之后，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令高仙芝意想不到的是，与之并肩作战的葛逻禄同盟军竟然临阵倒戈，转而与阿拉伯军队一起对唐军形成夹击之势。
　　战况急转直下。
　　受到夹击后，唐军步兵与唐军主力失去联络。阿拉伯联军趁唐军士兵混乱之时，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军步兵猛攻。唐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兵士死伤的死伤，被俘的被俘，最后只有高仙芝等将领和数千名唐兵逃回安西都护府。回逃的路上，副将李嗣业惟恐阿拉伯追兵将及，还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以率先通过。
　　这场较量，也终以唐军的奔袭问罪始、狼狈溃逃终。

余波难平

　　单从一场战役来看，怛罗斯之战好像并没有多么显眼。它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天，事后的欧亚大陆格局也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场战役只是一次小冲突，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太大。

　　但将目光拉长，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在同一年，唐帝国在三个方向的军事行动都遭到了惨败。除了怛罗斯之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六万士兵战死;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北边的游牧部落契丹。
　　而仅仅4年后，安禄山起兵造反，这之间，不能不说有着某种蝴蝶效应般的联系。或许，正是唐朝军事上的接连失败，让安禄山看清了所谓大唐的外强中干，才决心颠覆了它。
　　而安史之乱，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国运。唐的国力大大衰弱，不仅无力出兵控制西域，为了平息安史之乱，还得将驻扎在安西等地的军队调回内地，帮助平乱。
　　怛罗斯之战之后，高仙芝离开了安西都护府，后来死于安史之乱。之前唐对西域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仙芝个人的军事才能，现在失去了高仙芝，更是回天乏力。
　　而再也无力控制西域的唐，渐渐被吐蕃压制，只能将对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对于中亞出现的权力真空，阿拉伯帝国并没有迅速填上（中亚核心区的伊斯兰化，是后来的事）。也许，它也看到了扩张的边界，知晓再往东走，将不得不面对当时世界上与它势力相当的大帝国，所以也不再积极向前，并在战后依然与唐保持了克制的往来。
　　用《丝绸之路》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话说，这场战役“把穆斯林带到一个天然边界，意味着至少在短时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荡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
　　当然，在文明交往的意义上，怛罗斯之战也有深远的影响。
　　据阿拉伯史料说，在这次战役中有两万中国人被俘虏，其中不仅有知识分子，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族、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还有不少能工巧匠—正是他们把以精湛的造纸术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和生产方法，传到了西方。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先进的造纸技术，并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座造纸工厂。之后，造纸技术又陆续传播到伊拉克、埃及乃至欧洲，取代了那里的羊皮纸和莎草纸，帮助西方文明走出了漫长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