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世界各国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对把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提出批评，并开始探索把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由“幸福悖论”激发的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推动了对发展的深刻反思，并形成了幸福发展观，致力于提高社会整体幸福。
【关键词】幸福发展观 发展主义 国民幸福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GDP不是一个可以衡量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世界各国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把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的质疑。例如新西兰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玛丽莲·韦林（Marilyn Waring）就批评说，追求GDP，不是让一艘油轮安全停靠港口，而是撞上礁石。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也说，一棵树如果不被砍伐，对GDP没有任何贡献，一旦砍掉才会进入GDP的计算，因此，GDP所反映的财富增长有可能是负面的、坏的增长。
不少学者不同意把GDP作为人们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认为生活质量比经济产出宽泛得多，一些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服务没有进入GDP核算，而家庭经济活动、休息和休闲等内容也无法在GDP中得到真实反映，GDP太强调生产而忽略了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配。对GDP不满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对资源消耗的忽略，也就是说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责任，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完全被忽略，GDP不是一个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真是基于上述质疑，有人提出了新的发展测度方式，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不丹推行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和法国“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研究。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时仅有理念，逐渐发展出一套评估体系，这个指数包含了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和教育九个方面。“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是由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人领衔组建的，主要进行发展的测度研究。这个委员会在2009年9月提交了一份近300页的报告，把生活质量分为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重点是从时间分配看休息、休闲）、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人身和经济安全等。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也曾经尝试构建测度发展的新指数，1994年克利夫·科布（Cliff Cobb）领导的一个名为“重新定义发展”（Redefining Progress，简称RP）的团队开发了一个“美国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简称US GPI），这个指数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发展，反映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真实的进步，这个指数中包含了GDP中无法统计的志愿者、家务劳动等没有报酬的工作，并扣除了能源消耗、空气污染、失败的人际关系等“遗憾成本”，他们发现从1950-1995年间美国的GDP逐年增长，但GPI在1950-1973年处于上升阶段，到1973年达到了峰值，然后逐年下降。马克·安尼尔斯基借鉴了“美国真实发展指数”，并在加拿大的艾伯塔进行了实践，发展出了艾伯塔真实发展指数。他的这一指数的理念基础是“真实财富”，他提出的真实财富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种，他选了51个指标来核算经济、社会、健康和环境的福利状况。
这些新的发展测度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民幸福作为新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报告中指出，“如今，越来越需要涉及范围更广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进步和社会幸福”；国民幸福指数GNH把人的生活质量概括为“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和安详地死去”；真实发展指数GPI则利用幸福程度感知、生活质量调查以及五项资本的统计信息来评价真实财富，从而判断个人、企业、组织或社会整体幸福状况。
幸福悖论：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感并非正相关
最早提出“幸福悖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他们在研究适应水平时发现，人们总是很容易适应各种变化，收入增加会在短期内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使幸福感增强，但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收入和消费水平，额外的幸福感很快消失，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对个人的幸福没有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利用心理学家坎贝尔在14个国家满意度调查和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里，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呈一定正相关，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这就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也被人简称为“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激发了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兴趣，并进而推动幸福经济学研究和对发展的深刻反思，使得“幸福最大化”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观。
这种新的发展观也影响着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核心，GDP也成了衡量国家和各地经济的重要指标，并演变为考核各级政府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但中国GDP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也伴随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等。虽然个人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得到了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得到同步的增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把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把国民的幸福明确为政府执政的目标，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一切都说明中国逐渐接受幸福发展观。
幸福发展观以社会整体幸福为目标
幸福发展观的出现是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批判，是发展理论重建的一种标志。“二战”之后，增长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成为一种“技术科学”，经济增长被普遍接受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增长被视同发展，后发国家也毫不怀疑这种信念。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批评说，“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宗教的元素。然而，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同步增强，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反而遭受破坏，人们开始反思发展主义，发展研究回归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一道经历着重建。
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奇利把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社会进步的现象称为“扭曲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发展是规划社会变化的过程，旨在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协同下促进所有人的福祉。以这样的观点看来，西方社会经历进步的思想受到许多挑战，有人甚至认为正相反，现在的社会变化是社会退步。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发展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这一前提，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了。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在回归人的发展终极目标上，虽然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在发展路径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除了前面提到的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和安尼尔斯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幸福指数或发展指数。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等提出的幸福指数包括个人幸福指数（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7个方面）和国家幸福指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
这种新的发展观建构的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福利，把社会发展看做是促进人们福利（或社会福祉）的一种途径。詹姆斯·米奇利认为“社会福利”不应该被理解为狭义的社会福利，而是指一种社会幸福、满足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社会福利状况难以找到精确的标准来衡量，但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来说，社会福利状况反映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问题得到控制的程度，二是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三是改善机会得到提供的程度。
幸福研究的变化正暗合了这样一种变化，从关注个体主观幸福感，到整体的幸福感，到幸福作为一种指标，再到关注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幸福发展观也从关注个体的幸福转为致力于提高社会整体幸福（福祉）。
（作者为西安石油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俊秀：《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12期。
②钟祥财：《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宋扬
【关键词】幸福发展观 发展主义 国民幸福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GDP不是一个可以衡量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世界各国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把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的质疑。例如新西兰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玛丽莲·韦林（Marilyn Waring）就批评说，追求GDP，不是让一艘油轮安全停靠港口，而是撞上礁石。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也说，一棵树如果不被砍伐，对GDP没有任何贡献，一旦砍掉才会进入GDP的计算，因此，GDP所反映的财富增长有可能是负面的、坏的增长。
不少学者不同意把GDP作为人们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认为生活质量比经济产出宽泛得多，一些无法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服务没有进入GDP核算，而家庭经济活动、休息和休闲等内容也无法在GDP中得到真实反映，GDP太强调生产而忽略了收入、消费和财富的分配。对GDP不满意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对资源消耗的忽略，也就是说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责任，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完全被忽略，GDP不是一个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真是基于上述质疑，有人提出了新的发展测度方式，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不丹推行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和法国“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研究。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时仅有理念，逐渐发展出一套评估体系，这个指数包含了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和教育九个方面。“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是由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人领衔组建的，主要进行发展的测度研究。这个委员会在2009年9月提交了一份近300页的报告，把生活质量分为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重点是从时间分配看休息、休闲）、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人身和经济安全等。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也曾经尝试构建测度发展的新指数，1994年克利夫·科布（Cliff Cobb）领导的一个名为“重新定义发展”（Redefining Progress，简称RP）的团队开发了一个“美国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简称US GPI），这个指数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发展，反映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真实的进步，这个指数中包含了GDP中无法统计的志愿者、家务劳动等没有报酬的工作，并扣除了能源消耗、空气污染、失败的人际关系等“遗憾成本”，他们发现从1950-1995年间美国的GDP逐年增长，但GPI在1950-1973年处于上升阶段，到1973年达到了峰值，然后逐年下降。马克·安尼尔斯基借鉴了“美国真实发展指数”，并在加拿大的艾伯塔进行了实践，发展出了艾伯塔真实发展指数。他的这一指数的理念基础是“真实财富”，他提出的真实财富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种，他选了51个指标来核算经济、社会、健康和环境的福利状况。
这些新的发展测度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民幸福作为新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报告中指出，“如今，越来越需要涉及范围更广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进步和社会幸福”；国民幸福指数GNH把人的生活质量概括为“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和安详地死去”；真实发展指数GPI则利用幸福程度感知、生活质量调查以及五项资本的统计信息来评价真实财富，从而判断个人、企业、组织或社会整体幸福状况。
幸福悖论：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感并非正相关
最早提出“幸福悖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他们在研究适应水平时发现，人们总是很容易适应各种变化，收入增加会在短期内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使幸福感增强，但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收入和消费水平，额外的幸福感很快消失，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对个人的幸福没有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利用心理学家坎贝尔在14个国家满意度调查和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里，幸福水平与收入水平呈一定正相关，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并无显著正相关，这就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也被人简称为“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激发了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兴趣，并进而推动幸福经济学研究和对发展的深刻反思，使得“幸福最大化”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观。
这种新的发展观也影响着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核心，GDP也成了衡量国家和各地经济的重要指标，并演变为考核各级政府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但中国GDP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也伴随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等。虽然个人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得到了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得到同步的增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把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把国民的幸福明确为政府执政的目标，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一切都说明中国逐渐接受幸福发展观。
幸福发展观以社会整体幸福为目标
幸福发展观的出现是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批判，是发展理论重建的一种标志。“二战”之后，增长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成为一种“技术科学”，经济增长被普遍接受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增长被视同发展，后发国家也毫不怀疑这种信念。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批评说，“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宗教的元素。然而，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同步增强，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反而遭受破坏，人们开始反思发展主义，发展研究回归社会理论，与社会理论一道经历着重建。
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奇利把这种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社会进步的现象称为“扭曲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发展是规划社会变化的过程，旨在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协同下促进所有人的福祉。以这样的观点看来，西方社会经历进步的思想受到许多挑战，有人甚至认为正相反，现在的社会变化是社会退步。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发展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这一前提，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了。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在回归人的发展终极目标上，虽然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在发展路径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除了前面提到的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和安尼尔斯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幸福指数或发展指数。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等提出的幸福指数包括个人幸福指数（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7个方面）和国家幸福指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
这种新的发展观建构的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福利，把社会发展看做是促进人们福利（或社会福祉）的一种途径。詹姆斯·米奇利认为“社会福利”不应该被理解为狭义的社会福利，而是指一种社会幸福、满足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社会福利状况难以找到精确的标准来衡量，但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来说，社会福利状况反映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问题得到控制的程度，二是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三是改善机会得到提供的程度。
幸福研究的变化正暗合了这样一种变化，从关注个体主观幸福感，到整体的幸福感，到幸福作为一种指标，再到关注社会整体的幸福指数，幸福发展观也从关注个体的幸福转为致力于提高社会整体幸福（福祉）。
（作者为西安石油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俊秀：《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12期。
②钟祥财：《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