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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守御千户所城
明初，倭寇猖獗，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央朝廷诏命沿海备倭，在全国沿海海防要塞设置卫所，筑城镇守，防倭寇侵袭，保境安民。明崇祯十年(1637年)《廉州府志·备倭》载：“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陆侯吴杰、永定张金宝等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以备倭，是时方有备倭之名，天下镇守凡二十一处”。其中的永安守御千户所是我国最南端的明代海防要塞。《廉州府志·军备》载：“永安城守御千户所旧在石康安仁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海寇出没奏迁于合浦海岸乡，千户牛铭始建城”，是时建有“城濠、窝铺、门楼。城周围四百六十一丈、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窝铺一十八间，城楼四座，濠周环五百丈。”北部湾海边，扼“高、雷、琼海道咽喉”，海防军事战略地位重要。
明成化五年(1469年)重修永安城并增建防御设施。“(永安城)岁久倾圮，成化五年佥事林锦始凿池以便巡守，又造通盖串楼四百一十五间，其四门楼、敌楼各八座，角楼、月城楼各四座，有正厅、吏目厅，有左右厢房，有重门，有鼓楼。”现在永安所城中的大士阁即是当时修建的鼓楼。
经过多年经营，永安守御千户所城城高濠深，设施齐备，颇具规模。永安所城成为有明一代雄踞北部湾的海防军事重镇。
民国版《合浦县志·杂志》中收录的明游击将军马绍良的《永安营所题名碑记》记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游击将军从涠洲移驻永安城，统辖钦州龙门卫、廉州卫、乾体把总和涠洲一带的海防军务，麾下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鲸鲵”。
据《廉州府志·军卫》记载，永安城内明代曾设“永安守备公馆，旧委指挥一员专驻哨守”，又云：“永安珠也公馆，为内使(采珠太监)设”。《合浦县志·廨署》记载，县丞署“雍正元年移驻县东永安城”，又廉防同知署在康熙年间曾移驻永安城。
从这些记载可知，明清时期在永安城内曾设有游击将军、守备指挥、釆珠内使、廉防同知、县丞等军政要员的衙门。
之后随着军事地位逐渐下降，永安所城遂废。
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军侵略，国民政府于1941年通令沿海拆除城池、碉堡，永安城城墙城门等大部分被拆毁，仅存南门、西门、鼓楼(大士阁)及部分民居。
1951年“大跃进”时期，南门、西门又遭拆除。
经实地勘测，永安城平面呈方形，边长各380米左右，城墙基宽约5米。城内外檐墙为青砖砌筑，长方形条砖长45.5厘米、宽22.5厘米、厚14厘米。墙心用黄土、碎砖分层夯实，一层黄土(厚约30厘米)，一层碎砖(厚约15厘米～20厘米)，城墙通高约6米。现仅存城墙的夯土残垣，其中南城墙残垣保存较好，最高处3米～6米，部分护城濠仍清晰可见。
现古城内不少居民是明代卫所戍兵后裔，城内仍存部分明、清时期的民居。
大士阁
大士阁，当地俗称“四排楼”，原是明成化五年(1469年)重修永安城时修建的起报警功能的军事设施——鼓楼，人清以后，随着永安城军事地位逐渐下降，鼓楼的功能也随之减弱，成了供奉观音大士的宗教场所。“大士阁”即因供奉观音大士而得名。现存阁内的清道光六年(1826年)廉州知府何天衢《永安城重修大士阁碑记》载：“(永安城)创于明代……中城旧有大士阁，上奉大士，下为四达之衢”，可知在清道光六年前即已改称大士阁。
大士阁居于永安古城的中心位置，正好位处贯通古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两条主要通道的交叉点上，与四个城门的距离基本相等。
其坐北朝南，由前后两座二层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相连而成。台基平面呈长方形，长18.20米、宽11.30米、高0.51米，占地面积205.66平方米，地坪铺墁红阶砖，前后明间设三步青石踏跺。底层面阔三间，进深八间；二层前座面阔变为一间，后座仍为三间，平面呈“凸”字形。两座内部相贯通，前座比后座稍低。
落在台基上的柱子共36根，计有檐柱18根、内金柱12根、角柱4根、山柱2根。每根柱底均垫石质柱础，有方唇素面鼓墩、圆素面覆盆墩、方唇莲辦覆盆墩等。莲辦覆盆墩，亦称“铺地莲华”柱础，在宋代很流行。木质柱身均为“梭柱造”，以每根柱高1／3又1／3收杀至柱顶，与宋《营造法式》规定柱子收杀之制基本相符。但柱子用材比例，以檐柱为例，柱径0.32米，与柱高3.2米的比例是10:1，是依照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柱材1:10的规制。
全阁的木构件均采用本地出产的材质细密坚实的格木制作，梁架不设天花，为“彻上露明造”，构件加工粗犷，刀砍斧削之痕清晰可见。
前座，两山施用两组穿斗式构架，构成九檩木构架，通高6.58米。四根重檐金柱、两根山柱均直通二楼屋顶，由柱头上皮承托脊檩和金檩，八根穿枋贯穿柱间，联结成一个稳固的木骨架，并且在穿上立童柱与弯月梁，联结支撑童柱上皮的檩条。前檐金柱顶部穿枋出际长75厘米作挑梁头，下面外拽出一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上的檐口檩，构成上层屋檐。底层，10根檐柱直通屋檐，柱头上皮承托檐檩，檐柱之间、檐柱与金柱之间用截面18.5厘米×7厘米的穿枋联结，穿上立矮童柱支承檐檩。联结檐柱、内金柱的穿枋均出际挑梁头(长0.98米，45度转角的长1.25米)，外拽出二跳丁头拱支承挑梁头和檐口檩，转角檐柱还45度里拽出一跳丁头拱，构成底层副檐。
后座，为主阁，梁架是抬梁式与穿斗式结合，通高7.58米。两山设对称的两组梁架，三架梁以上为抬梁式，五架梁以下为穿斗式，主体构架由两组梁架、四根重檐金柱和四根内金柱组合构成。两山五架梁下随梁枋与内槽枋之间，置五个小斗隔架，前檐五架梁之上的金檩随檩枋与内槽枋之间，置二攒一斗三升隔架科和二个丁头拱。四根角柱顶部连结内金柱的穿枋45度出际长98厘米为挑梁头，下面外拽出两跳丁头拱，里拽出一跳丁头拱，承托檐口檩，四根重檐内金柱均外拽出两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和檐口檩。三架梁上皮中间置一攒驼峰、异形拱支承脊檩和随脊檩与穿上童柱、弯月梁上皮的内金檩，以及椽子等构成后座上檐结构，前座后檐与后座前檐的重檐金柱之间施穿插枋连接，檐口交汇处设“承霤”排水，底层，8根檐柱上部均外拽出二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和檐口檩，转角檐柱45度内拽出一跳丁头拱，支承穿上的童柱和檩条，构成底层副檐。
大士阁柱头科的丁头拱，均不按《营造法式》《工程做法则例》斗拱制作的规范，为本地随意之作，唯有后座内槽一斗三升隔架科较为规整，耳、腰、底的尺寸比例1:1:2，也不按宋式、清式的2:1:2规制。拱的制作更为简易，均似挑枋形，拱头留有卷杀，但不很明显。屋顶坡度较平缓，举架比例约1／4(举高与前后檐口檩的距离比例)，基本按宋《营造法式》1／4的规制。
大士阁的下层为敞开式，四周无围护。楼楞截面14厘米×10厘米，有24根，楼板厚3厘米。门窗装修简单，一层通往二层设一简易扶手木梯，梯顶门口设置一扇单开板门。前座两山板墙置缕空细方格纹通窗，后座三面为缕空圆弧花辦纹、斜格万字纹等花窗。屋面檐口置无釉瓦当、滴水，两山均设博风板，上施排山沟滴(无悬鱼、惹草)，前后座的正脊、垂脊、岔脊、翘角均饰以着色灰塑，有圆雕也有浮雕。形象生动，种类丰富，计有龙、凤、鳌鱼、草龙、蝙蝠、“暗八仙”、卷草、花卉、鸟兽等。
大士阁的外观前后两座相对独立，似是两座，而内部采用隋、唐以后已不多见的“承霤”做法衔接前后两座，使之贯通为一个整体，取得较大的进深，解决了木构件大跨度中的不利因素，设计构思非常巧妙。屋脊装饰的岭南风格非常浓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大士阁是一个反映岭南地区明代前期沿用宋《营造法式》的规制中逐渐转变为明、清风格的范例。对于研究岭南地区传统建筑发展史，是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作为永安城保留下来非常完整的军事设施——鼓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海防军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初，倭寇猖獗，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央朝廷诏命沿海备倭，在全国沿海海防要塞设置卫所，筑城镇守，防倭寇侵袭，保境安民。明崇祯十年(1637年)《廉州府志·备倭》载：“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陆侯吴杰、永定张金宝等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以备倭，是时方有备倭之名，天下镇守凡二十一处”。其中的永安守御千户所是我国最南端的明代海防要塞。《廉州府志·军备》载：“永安城守御千户所旧在石康安仁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海寇出没奏迁于合浦海岸乡，千户牛铭始建城”，是时建有“城濠、窝铺、门楼。城周围四百六十一丈、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窝铺一十八间，城楼四座，濠周环五百丈。”北部湾海边，扼“高、雷、琼海道咽喉”，海防军事战略地位重要。
明成化五年(1469年)重修永安城并增建防御设施。“(永安城)岁久倾圮，成化五年佥事林锦始凿池以便巡守，又造通盖串楼四百一十五间，其四门楼、敌楼各八座，角楼、月城楼各四座，有正厅、吏目厅，有左右厢房，有重门，有鼓楼。”现在永安所城中的大士阁即是当时修建的鼓楼。
经过多年经营，永安守御千户所城城高濠深，设施齐备，颇具规模。永安所城成为有明一代雄踞北部湾的海防军事重镇。
民国版《合浦县志·杂志》中收录的明游击将军马绍良的《永安营所题名碑记》记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游击将军从涠洲移驻永安城，统辖钦州龙门卫、廉州卫、乾体把总和涠洲一带的海防军务，麾下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雄视海天鲸鲵”。
据《廉州府志·军卫》记载，永安城内明代曾设“永安守备公馆，旧委指挥一员专驻哨守”，又云：“永安珠也公馆，为内使(采珠太监)设”。《合浦县志·廨署》记载，县丞署“雍正元年移驻县东永安城”，又廉防同知署在康熙年间曾移驻永安城。
从这些记载可知，明清时期在永安城内曾设有游击将军、守备指挥、釆珠内使、廉防同知、县丞等军政要员的衙门。
之后随着军事地位逐渐下降，永安所城遂废。
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军侵略，国民政府于1941年通令沿海拆除城池、碉堡，永安城城墙城门等大部分被拆毁，仅存南门、西门、鼓楼(大士阁)及部分民居。
1951年“大跃进”时期，南门、西门又遭拆除。
经实地勘测，永安城平面呈方形，边长各380米左右，城墙基宽约5米。城内外檐墙为青砖砌筑，长方形条砖长45.5厘米、宽22.5厘米、厚14厘米。墙心用黄土、碎砖分层夯实，一层黄土(厚约30厘米)，一层碎砖(厚约15厘米～20厘米)，城墙通高约6米。现仅存城墙的夯土残垣，其中南城墙残垣保存较好，最高处3米～6米，部分护城濠仍清晰可见。
现古城内不少居民是明代卫所戍兵后裔，城内仍存部分明、清时期的民居。
大士阁
大士阁，当地俗称“四排楼”，原是明成化五年(1469年)重修永安城时修建的起报警功能的军事设施——鼓楼，人清以后，随着永安城军事地位逐渐下降，鼓楼的功能也随之减弱，成了供奉观音大士的宗教场所。“大士阁”即因供奉观音大士而得名。现存阁内的清道光六年(1826年)廉州知府何天衢《永安城重修大士阁碑记》载：“(永安城)创于明代……中城旧有大士阁，上奉大士，下为四达之衢”，可知在清道光六年前即已改称大士阁。
大士阁居于永安古城的中心位置，正好位处贯通古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两条主要通道的交叉点上，与四个城门的距离基本相等。
其坐北朝南，由前后两座二层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相连而成。台基平面呈长方形，长18.20米、宽11.30米、高0.51米，占地面积205.66平方米，地坪铺墁红阶砖，前后明间设三步青石踏跺。底层面阔三间，进深八间；二层前座面阔变为一间，后座仍为三间，平面呈“凸”字形。两座内部相贯通，前座比后座稍低。
落在台基上的柱子共36根，计有檐柱18根、内金柱12根、角柱4根、山柱2根。每根柱底均垫石质柱础，有方唇素面鼓墩、圆素面覆盆墩、方唇莲辦覆盆墩等。莲辦覆盆墩，亦称“铺地莲华”柱础，在宋代很流行。木质柱身均为“梭柱造”，以每根柱高1／3又1／3收杀至柱顶，与宋《营造法式》规定柱子收杀之制基本相符。但柱子用材比例，以檐柱为例，柱径0.32米，与柱高3.2米的比例是10:1，是依照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柱材1:10的规制。
全阁的木构件均采用本地出产的材质细密坚实的格木制作，梁架不设天花，为“彻上露明造”，构件加工粗犷，刀砍斧削之痕清晰可见。
前座，两山施用两组穿斗式构架，构成九檩木构架，通高6.58米。四根重檐金柱、两根山柱均直通二楼屋顶，由柱头上皮承托脊檩和金檩，八根穿枋贯穿柱间，联结成一个稳固的木骨架，并且在穿上立童柱与弯月梁，联结支撑童柱上皮的檩条。前檐金柱顶部穿枋出际长75厘米作挑梁头，下面外拽出一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上的檐口檩，构成上层屋檐。底层，10根檐柱直通屋檐，柱头上皮承托檐檩，檐柱之间、檐柱与金柱之间用截面18.5厘米×7厘米的穿枋联结，穿上立矮童柱支承檐檩。联结檐柱、内金柱的穿枋均出际挑梁头(长0.98米，45度转角的长1.25米)，外拽出二跳丁头拱支承挑梁头和檐口檩，转角檐柱还45度里拽出一跳丁头拱，构成底层副檐。
后座，为主阁，梁架是抬梁式与穿斗式结合，通高7.58米。两山设对称的两组梁架，三架梁以上为抬梁式，五架梁以下为穿斗式，主体构架由两组梁架、四根重檐金柱和四根内金柱组合构成。两山五架梁下随梁枋与内槽枋之间，置五个小斗隔架，前檐五架梁之上的金檩随檩枋与内槽枋之间，置二攒一斗三升隔架科和二个丁头拱。四根角柱顶部连结内金柱的穿枋45度出际长98厘米为挑梁头，下面外拽出两跳丁头拱，里拽出一跳丁头拱，承托檐口檩，四根重檐内金柱均外拽出两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和檐口檩。三架梁上皮中间置一攒驼峰、异形拱支承脊檩和随脊檩与穿上童柱、弯月梁上皮的内金檩，以及椽子等构成后座上檐结构，前座后檐与后座前檐的重檐金柱之间施穿插枋连接，檐口交汇处设“承霤”排水，底层，8根檐柱上部均外拽出二跳丁头拱承托挑梁头和檐口檩，转角檐柱45度内拽出一跳丁头拱，支承穿上的童柱和檩条，构成底层副檐。
大士阁柱头科的丁头拱，均不按《营造法式》《工程做法则例》斗拱制作的规范，为本地随意之作，唯有后座内槽一斗三升隔架科较为规整，耳、腰、底的尺寸比例1:1:2，也不按宋式、清式的2:1:2规制。拱的制作更为简易，均似挑枋形，拱头留有卷杀，但不很明显。屋顶坡度较平缓，举架比例约1／4(举高与前后檐口檩的距离比例)，基本按宋《营造法式》1／4的规制。
大士阁的下层为敞开式，四周无围护。楼楞截面14厘米×10厘米，有24根，楼板厚3厘米。门窗装修简单，一层通往二层设一简易扶手木梯，梯顶门口设置一扇单开板门。前座两山板墙置缕空细方格纹通窗，后座三面为缕空圆弧花辦纹、斜格万字纹等花窗。屋面檐口置无釉瓦当、滴水，两山均设博风板，上施排山沟滴(无悬鱼、惹草)，前后座的正脊、垂脊、岔脊、翘角均饰以着色灰塑，有圆雕也有浮雕。形象生动，种类丰富，计有龙、凤、鳌鱼、草龙、蝙蝠、“暗八仙”、卷草、花卉、鸟兽等。
大士阁的外观前后两座相对独立，似是两座，而内部采用隋、唐以后已不多见的“承霤”做法衔接前后两座，使之贯通为一个整体，取得较大的进深，解决了木构件大跨度中的不利因素，设计构思非常巧妙。屋脊装饰的岭南风格非常浓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大士阁是一个反映岭南地区明代前期沿用宋《营造法式》的规制中逐渐转变为明、清风格的范例。对于研究岭南地区传统建筑发展史，是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作为永安城保留下来非常完整的军事设施——鼓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海防军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