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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外资企业大量地涌入国内形成外资主导型的产业集群。目前，这些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低成本，处于集群发展的低端道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影响着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从跨组织资源视角出发，以苏州IT产业集群为例，针对外资主导型的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基于跨组织资源平台拓展集群创新路径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外资主导；跨组织资源；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钱德勒的观点。集群网络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性。这是因为大企业在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生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在企业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苏州IT产业集群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以外资企业为主的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比如，明基电脑、华硕电子、三星电子、富士通、达方电子、罗技电脑、富士康等。这些龙头企业的引入一方面促进了苏州IT产业集群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本地配套企业的迅速成长。以苏州相城区黄桥镇为例，目前全镇共有民营企业1 300余家，其中为明基电脑、达方电子、三星电子等配套的中小企业超过300家，涌现出了一批像春菊电器、新安电器、康普来电镀、华宇精密铸造、迪飞达电子、华亚电讯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优秀民营企业。其中。春菊电器2007年创汇8 000万美元，新安电器2007年销售额达到3.5亿元，10余家企业销售额上亿元。
Kaolinsky、Sehmitz等学者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分为“低端路径”(The Low Road)和“高端路径”(The High Road)，加入价值链方式影响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和潜在的升级能力。低端路径是一种贫困式增长路径，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面临愈发剧烈的竞争。出口或产出水平增加的同时经济活动的收益在降低，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也随之降低。经笔者调查。苏州以外来资本为主导的IT产业集群走得是一条“低端路径”：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虽然对于当地GDP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及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总体上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外资企业对当地配套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产生了“挤出效应”，致使这些中小配套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层，普遍面临着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差、企业效益持续下降的严峻局面，严重地影响着苏州IT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苏州IT企业集群中当地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国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依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势必难以为继，而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内基于跨组织资源的技术、物流、融资、人才等平台，促进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共生互补。这样，一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促使其不断地将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资源和知识融入到集群中，辐射和带动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基于跨组织资源平台，不断地学习、消化和吸收新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尽快地实现技术和产品的升级。
二、跨组织资源与产业集群创新
跨组织资源是一种基于企业合作关系的战略性资源。企业所在的网络使其从环境中获得关键的资源，如信息、渠道、资本、服务等可以保持或提升竞争优势的资源(Gulati，2000)，由此，企业正不断地嵌入更为广大及相互重叠的网络中以获取超出企业边界的跨组织资源(Galaskiewicz and Zaheer，1999)。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跨组织资源是由每个企业基于合作网络关系进行专用性投资形成并嵌入合作网络中的资源，具有关系型专用性资产的性质，可以分为基于地点的专用性、基于实物的专用性，以及基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Saxenian，1994；Zishiguchi，1994；Asanuma，1989)。
企业通过专用性投资来实现高度专业化的同时，却面临着增大交易成本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可剥削租金的增加。组织间关系理论认为，跨组织资源只有与其他企业的资源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而创造价值，即合作网络中各主体所提供的跨组织资源相互之间具有依赖性与互补性，当其与其他的资源隔离开来后，就会降低自身的价值。基于此，跨组织资源可以控制并降低机会主义的发生。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由不同主体共生互补形成的网络，其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从集群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和知识。并加以消化，从而创造属于自己的创新要素。在集群网络中，当跨组织资源对网络关系依赖性不强时。其性质为企业自身的私人物品，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关系趋于市场交易关系，灵活性较强而稳定性较差：当跨组织资源更多地依赖于合作企业之间的学习互动时，跨组织资源是由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创造出的新资源而被大家所共有，如技术共同体中所累积创造的知识(Powell et aL.，1996)，这时，跨组织资源就从最初的私人物品演变为网络中所共享的准公共品，也是奥尔森眼中的“集体产品”。这种共有的资源将合作企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创造价值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苏州中小型IT企业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其主要客户－外资企业对于其产品质量、成本、管理等方面的压力，它们主要通过模仿的方式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总体上还处于由低端模仿阶段向模仿创新阶段过渡时期。目前，苏州黄桥镇的当地IT企业中80％以上没有独立的研发和设计部门，大多数企业在接受客户的定单后，由工程部按照客户的要求，在客户提供的工艺方案基础上稍加调整后即开始生产，基本没有更多的研发和设计活动，只是赚不到产品售价5％的加工费。同时，当地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买专门设备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以至被对方“锁定”而导致可剥削租金的增加。
在这样的集群网络中，显然缺乏跨组织资源这一“集体产品”。进而产生了机会主义和可剥削租金增加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集群网络的创新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外资企业的战略定位致使集群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资源。苏州IT产业集群中的外资企业多数定位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即在苏州设立生产工厂，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资源往往掌握在外资企业的母公司手中，导致集群缺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资源；(2)集群内各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不均衡，相互之间无法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苏州当地中小IT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使外资企业无法与其通过知识分享产生跨组织资源。为此，外资企业宁愿通过复制产业链的方式，将其在海外的配套企业搬迁至附近地区。如苏州的吴江、太仓等地：或者通过参股方式新设供应商，如由明基设立的达方电子公司等。这样，就进一步将当地企业挤出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核 心圈，使其陷入低成本、低收益的恶性循环之中。(3)集群内部缺乏完善的产业链规制资源，主要是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所制定的对产业链规制的法律法规。这样就致使主导企业和一级供应商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进行内部治理，以严格控制下级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为节省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外资企业更愿意与其原有的供应商维持合作关系。(4)集群各主体间缺乏互信，致使跨组织资源的专用性投资不足。机会主义行为不断产生。比如，苏州IT产业集群中外资企业纷纷倡导实施“零库存”，但实质上将库存转移至了底层供应商处。处于产业链底层的当地企业本来利润就很微薄，面临这样的情形无异于雪上加霜：再如，目前随着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外资企业在给当地企业结算时一般以美元结算，并通常将付款期延长至4个月～6个月，使当地企业极其痛苦，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缺乏互信，一方面，当地企业严格控制外资企业订货量占全年订货量不超过30％，并主动积极地寻求国内客户，另一方面。购置通用性设备，提高生产柔性和增加产品品种，防止外资企业的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基于跨组织资源的产业集群创新路径
1．科学制订产业集群创新战略规划，鼓励企业开展不同层面的创新活动。创新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以模仿为主的创新，也包括以原发性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对于我国产业集群来说。这两方面的创新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么，在制订集群创新战略时，应对哪些企业在哪个阶段以开展模仿创新为主、哪些以原发性创新为主在哪个阶段形成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与技术平台进行规划，并对其给予相应的引导、扶持、激励与控制。
2．政府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面向产业集群的技术研究院、风险投资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物流园、专利代理机构、人才培训中心等跨组织资源平台。这些平台作为集群网络的共享资源，可以促进当地企业技术、产品、管理水平及人才资源的升级，逐步增强与外资企业接轨的创新能力。同时，可以使外资企业“引进来、留得住”，促进其主动提升技术和产品档次，并逐步辐射和带动当地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3．加强集群网络制度要素建设，营造区域创新文化环境，促进集群系统的资源联结。一是政府要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质量监管、诚信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而提高集群内部成员间的信任度：二是政府要积极倡导创新型文化，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三是政府应鼓励集群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加快形成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良性互动：四是当地政府应积极组织和参与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对话，为本土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五是打破行政区划锁定状态，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和集群价值链，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的竞争。
关键词：产业集群；外资主导；跨组织资源；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钱德勒的观点。集群网络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性。这是因为大企业在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生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在企业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苏州IT产业集群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以外资企业为主的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比如，明基电脑、华硕电子、三星电子、富士通、达方电子、罗技电脑、富士康等。这些龙头企业的引入一方面促进了苏州IT产业集群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本地配套企业的迅速成长。以苏州相城区黄桥镇为例，目前全镇共有民营企业1 300余家，其中为明基电脑、达方电子、三星电子等配套的中小企业超过300家，涌现出了一批像春菊电器、新安电器、康普来电镀、华宇精密铸造、迪飞达电子、华亚电讯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优秀民营企业。其中。春菊电器2007年创汇8 000万美元，新安电器2007年销售额达到3.5亿元，10余家企业销售额上亿元。
Kaolinsky、Sehmitz等学者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分为“低端路径”(The Low Road)和“高端路径”(The High Road)，加入价值链方式影响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和潜在的升级能力。低端路径是一种贫困式增长路径，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面临愈发剧烈的竞争。出口或产出水平增加的同时经济活动的收益在降低，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也随之降低。经笔者调查。苏州以外来资本为主导的IT产业集群走得是一条“低端路径”：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虽然对于当地GDP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及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总体上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外资企业对当地配套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产生了“挤出效应”，致使这些中小配套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层，普遍面临着产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差、企业效益持续下降的严峻局面，严重地影响着苏州IT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苏州IT企业集群中当地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国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依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势必难以为继，而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内基于跨组织资源的技术、物流、融资、人才等平台，促进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共生互补。这样，一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促使其不断地将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资源和知识融入到集群中，辐射和带动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基于跨组织资源平台，不断地学习、消化和吸收新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尽快地实现技术和产品的升级。
二、跨组织资源与产业集群创新
跨组织资源是一种基于企业合作关系的战略性资源。企业所在的网络使其从环境中获得关键的资源，如信息、渠道、资本、服务等可以保持或提升竞争优势的资源(Gulati，2000)，由此，企业正不断地嵌入更为广大及相互重叠的网络中以获取超出企业边界的跨组织资源(Galaskiewicz and Zaheer，1999)。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跨组织资源是由每个企业基于合作网络关系进行专用性投资形成并嵌入合作网络中的资源，具有关系型专用性资产的性质，可以分为基于地点的专用性、基于实物的专用性，以及基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Saxenian，1994；Zishiguchi，1994；Asanuma，1989)。
企业通过专用性投资来实现高度专业化的同时，却面临着增大交易成本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可剥削租金的增加。组织间关系理论认为，跨组织资源只有与其他企业的资源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而创造价值，即合作网络中各主体所提供的跨组织资源相互之间具有依赖性与互补性，当其与其他的资源隔离开来后，就会降低自身的价值。基于此，跨组织资源可以控制并降低机会主义的发生。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由不同主体共生互补形成的网络，其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从集群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和知识。并加以消化，从而创造属于自己的创新要素。在集群网络中，当跨组织资源对网络关系依赖性不强时。其性质为企业自身的私人物品，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关系趋于市场交易关系，灵活性较强而稳定性较差：当跨组织资源更多地依赖于合作企业之间的学习互动时，跨组织资源是由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创造出的新资源而被大家所共有，如技术共同体中所累积创造的知识(Powell et aL.，1996)，这时，跨组织资源就从最初的私人物品演变为网络中所共享的准公共品，也是奥尔森眼中的“集体产品”。这种共有的资源将合作企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创造价值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苏州中小型IT企业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其主要客户－外资企业对于其产品质量、成本、管理等方面的压力，它们主要通过模仿的方式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总体上还处于由低端模仿阶段向模仿创新阶段过渡时期。目前，苏州黄桥镇的当地IT企业中80％以上没有独立的研发和设计部门，大多数企业在接受客户的定单后，由工程部按照客户的要求，在客户提供的工艺方案基础上稍加调整后即开始生产，基本没有更多的研发和设计活动，只是赚不到产品售价5％的加工费。同时，当地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买专门设备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以至被对方“锁定”而导致可剥削租金的增加。
在这样的集群网络中，显然缺乏跨组织资源这一“集体产品”。进而产生了机会主义和可剥削租金增加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集群网络的创新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外资企业的战略定位致使集群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资源。苏州IT产业集群中的外资企业多数定位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即在苏州设立生产工厂，核心技术和关键人才资源往往掌握在外资企业的母公司手中，导致集群缺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资源；(2)集群内各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不均衡，相互之间无法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苏州当地中小IT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使外资企业无法与其通过知识分享产生跨组织资源。为此，外资企业宁愿通过复制产业链的方式，将其在海外的配套企业搬迁至附近地区。如苏州的吴江、太仓等地：或者通过参股方式新设供应商，如由明基设立的达方电子公司等。这样，就进一步将当地企业挤出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核 心圈，使其陷入低成本、低收益的恶性循环之中。(3)集群内部缺乏完善的产业链规制资源，主要是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所制定的对产业链规制的法律法规。这样就致使主导企业和一级供应商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进行内部治理，以严格控制下级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为节省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外资企业更愿意与其原有的供应商维持合作关系。(4)集群各主体间缺乏互信，致使跨组织资源的专用性投资不足。机会主义行为不断产生。比如，苏州IT产业集群中外资企业纷纷倡导实施“零库存”，但实质上将库存转移至了底层供应商处。处于产业链底层的当地企业本来利润就很微薄，面临这样的情形无异于雪上加霜：再如，目前随着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外资企业在给当地企业结算时一般以美元结算，并通常将付款期延长至4个月～6个月，使当地企业极其痛苦，但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缺乏互信，一方面，当地企业严格控制外资企业订货量占全年订货量不超过30％，并主动积极地寻求国内客户，另一方面。购置通用性设备，提高生产柔性和增加产品品种，防止外资企业的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基于跨组织资源的产业集群创新路径
1．科学制订产业集群创新战略规划，鼓励企业开展不同层面的创新活动。创新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其中既包括以模仿为主的创新，也包括以原发性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对于我国产业集群来说。这两方面的创新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么，在制订集群创新战略时，应对哪些企业在哪个阶段以开展模仿创新为主、哪些以原发性创新为主在哪个阶段形成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与技术平台进行规划，并对其给予相应的引导、扶持、激励与控制。
2．政府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面向产业集群的技术研究院、风险投资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物流园、专利代理机构、人才培训中心等跨组织资源平台。这些平台作为集群网络的共享资源，可以促进当地企业技术、产品、管理水平及人才资源的升级，逐步增强与外资企业接轨的创新能力。同时，可以使外资企业“引进来、留得住”，促进其主动提升技术和产品档次，并逐步辐射和带动当地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3．加强集群网络制度要素建设，营造区域创新文化环境，促进集群系统的资源联结。一是政府要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质量监管、诚信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从而提高集群内部成员间的信任度：二是政府要积极倡导创新型文化，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三是政府应鼓励集群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加快形成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良性互动：四是当地政府应积极组织和参与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对话，为本土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五是打破行政区划锁定状态，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和集群价值链，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