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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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贯穿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整个发展历程,被广大资本输入国视为维护国家外资规制权的重要工具.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资需求的上升,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逐渐被资本输入国放弃,但是在近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该原则又有“回归”的趋势.在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采取何种态度,成为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投资协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中亚国家对是否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主要有宽松和收紧两种态度.对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持宽松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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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1701;喀什大学 法政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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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贯穿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整个发展历程,被广大资本输入国视为维护国家外资规制权的重要工具.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资需求的上升,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逐渐被资本输入国放弃,但是在近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该原则又有“回归”的趋势.在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采取何种态度,成为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投资协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中亚国家对是否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主要有宽松和收紧两种态度.对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持宽松态度的国家,中国应积极主张放弃用尽当地司法救济的要求,保障中国投资者将争议直接提交国际仲裁的权利;对于持收紧态度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应尽可能地保证现行中乌双边投资协定的有效实施,同时也要做好修订中乌双边投资协定的准备,保障在中乌投资者的程序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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