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改造国民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大课题。它是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强国之梦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强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现代化，但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没有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不会真正实现，暂时实现了也会是“沙上建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吃了许多败仗，不少人在充满屈辱与痛苦的情势下，想到了物质力量，想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想到了制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即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也没有使中国向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方向发展，其宏大的理想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尘封为一坛香醇的老酒。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素质问题，想到了“改造国民性”。例如，1925年鲁迅曾就民元以后表面上热热闹闹的政体改革活动说：“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核心不在招牌的更换、政体的变更，而在于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对这一问题，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有过精辟的论述。1907年他在考察19世纪物质文明的偏颇后严肃地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弃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十九世纪文明礼貌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由此，鲁迅联想到中国的现实，认为民族危机主要是人心和精神的危机，也是文化的危机，即所谓“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进而认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所以，鲁迅断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事举”（《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具有现代意义的，但在当时却绝不孤立，也不是空穴来风。鲁迅不过是那一代思想先驱者的一个代表。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更早的严复、梁启超等，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严复指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正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一战之败，何足云乎”（《原强》），因此他极力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努力提高国人的素质。梁启超在分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认为，“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戊戌变法论》），断定“今日之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
　　由此可见，这一代先驱者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既不取决于被甲午海战摧毁的坚船利炮，也不是维新派、革命派所力主的立宪共和，而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方向。其二，要使人的现代化能够实现，就必须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国民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以深刻的理性精神去开启蒙昧的中国心智，以现代健全的人格向民族“硬化”精神展开强有力的挑战，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这就为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提供了评估依据。其三，通过思想启蒙改变人的精神，最有效的手段当推文艺，这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杂文尤其得心应手，因为杂文的议论特性、主观感性色彩和社会批判功能，使它在沟通读者与作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不仅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迅即对思想文化的种种现实问题、种种弊端做出针砭，而且最容易进入人的精神领域，与读者形成心对心的交流，用鲁迅的话说，它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冰心弃理从文……而一大批文学精英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茅盾、聂绀弩、徐懋庸等又终生不渝地撰写杂文，这既是他们个人的自觉选择，更是历史的一种热切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