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粮液公车拍卖行动不仅吸引众多竞拍者参与，成交价格也广受热议。据悉，该公司将公开拍卖集团340余辆公务车辆，只保留必需的生产用车、生活用车、特种车和少数接待用车。
　　在国内白酒业领域，五粮液集团是拥有公务车最多的企业，每年要为公车的保养、保险、折旧损耗等花费一千多万元。新年伊始，在中央重拳反腐的背景下，五粮液公开拍卖大量公车是对限制“三公”消费政策的积极响应，也会起到一定示范作用，故而此举颇受关注。其实，除了社会宣传效应之外，五粮液拍卖公车也与其一路下滑的经营业绩不无关系。作为国内高端白酒的代表品牌，五粮液销售同样受到近年来公款宴请市场萎缩的波及，库存量不断攀升，资金回笼压力渐显。就此而言，通过公车拍卖盘活资产不失为经营困境下的一项变通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五粮液的确在市场上激起不小波澜，甚至有竞拍者从西藏、广东、上海、云南等地长途跋涉奔赴四川宜宾，且竞拍价格也屡屡突破业内人士的心理底线，频频以高价成交，其中一辆二手捷达的拍卖成交价竟然超过新车价。因此，五粮液公车拍卖难免被质疑为一场宣传作秀之举。
　　五粮液拍卖公车的真实目的无法让人确切知晓，但作为一家大型国企理应在杜绝“车轮上的浪费”过程中作出表率，是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之举。需要指出的是，以五粮液为代表的大型国企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全体国民的慷慨支持，在土地、资金等资源使用中也享受低价优惠，并往往能够凭借天然的垄断地位轻松掌握市场定价主动权，由此形成的巨额盈利理当通过全民分红的形式反哺社会，而不应大量留存在系统内部滋生腐败病灶。


　　當前，中国正在积极完善教育、卫生、养老等社会保障网络，资金稀缺成为一项常态，国企盈利结余应当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民生项目，以此彰显大型国企应有的社会担当。就此而言，收紧公车消费缰绳堪为国企夯实内部管理的一项突破口。不可否认，无论是营销受困还是行政监管加码都是促动五粮液压缩公车使用规模的重要原因，但均属于外部施压下的被动选择。未来只有让放弃公车奢靡消费成为众国企的主动行为，公车管理才可谓走上正轨。
　　无独有偶，除了五粮液等国企向公车消费举起改革大刀外，日前湖北省荆州市房产管理局也向该市财政局上交了18台超编超配的公务车辆，向公众显示了反腐的勇气和魄力。这些主动压缩公务用车的行为理应得到肯定和鼓励，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众多的公车在被拍卖或上交后都不会影响既有单位的正常运转，那么为何会在此前长期得以维系？
　　更进一步讲，目前各单位合理配备的公车数量究竟应该是多少、超标配置应当由谁来担责等核心信息均难以从公开渠道寻求到答案。有数据显示，公车消费一直位居“三公”经费之首，全国公车约有200万台，每台公车每年的使用费用约为10万-15万元，公务车每年的开支超过2000亿元。虽然工信部等部门数次发文予以规制，但囿于既得利益者难以割舍这一隐性福利而迟迟未能到位执行，以至于包括GPS定位、特定标签、节假日统一封存等制度努力都难以真正奏效，公车沉疴亟待得到正视。
　　追根溯源，公车的采购及使用经费均源于广大纳税人，本应完全为公共业务所用。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约束弱化，公车被公务、领导和司机私用“三分天下”的局面屡禁不止。即便有单位主动提出改革公车制度，实际执行绩效也往往难言到位。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在于将公车消费严格纳入预算管理，赋予公众知情权，让公车使用“暗箱”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一旦公车配备数量和标准被清晰界定，每位公民都可轻松扮演起公车滥用监督者的角色，私权膨胀之弊将无处遁形。届时，无论是国企拍卖公车还是行政单位主动压缩超配用车，均被置于透明、公开的环境之中，各种质疑之声也会自动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