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在山东金乡县城关供销社照相馆工作，9月的一天下午，县委通知供销社，让我和一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县委大院里拍合影。当时金乡县只有我们一家照相馆，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我又担任着城关镇西门街道团支部书记，曾有一年多时间，被抽调到县公安局整理敌伪档案。由于我比较能吃苦，大家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属于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另外，我当时26岁，已从事了8年的照相工作，业务技术也比较好，所以县里点名让我去，同时要求再去一名摄影师，要求政治上可靠、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的党员或团员。
　　当时金乡县城关供销社照相馆共有7个人，包括经理在内的其他6人或是因为组织关系问题或是因为成分问题和技术问题，都不符合要求。考虑来考虑去，我就向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徐震提出让中农成分的杨惠昌去，徐震说要回去向领导汇报，由领导研究决定。第二天下午，徐震通知我们，说领导经过研究同意让杨惠昌去，但不能让他照相，只能让他帮着提照相器材，打打下手。同时要求我们在明天上午6点之前赶到位于圣庙里的县委大院里去拍照。当时受照相材料以及技术条件限制，在强烈的阳光下拍摄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比较差，所以大型的集体照大都选择在早晨日出前后和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拍摄。
　　当天下午，我就赶到县委大院布置拍照场地，指挥人在县委大院的圣庙大殿前面摆放椅子。椅子摆放了有四五排，摆放好了就不能再移动了，晚上由公安人员值班看着。第二天早晨6点，我和杨惠昌就带着三脚架和照相器材赶到县委大院，在圣庙大殿前等着。7点半左右，领导们陆续来到，胡耀邦也在县委领导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胡耀邦当时正值中年，衣着俭朴，他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偏黄色的旧皮鞋，身材瘦小，但看上去很精神。当时保密工作做得很严，我只知道他是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却不知是地区的还是省里的领导，更不知道他是谁。
　　大家于是按照安排好的位置坐好，我给相机调焦准备拍照，这时，我发现胡耀邦的两条腿摆放的不太合适，就对他喊：“同志，请你把两条腿并在一起，把两只手放在腿上。”胡耀邦听见了，就改变了一下姿势，可还是不太合适。我就走上前去，帮他纠正了一下。胡耀邦挺配合，微笑着让我帮他摆姿势，这时，我突然听到徐震在我的身后喊：“没事，没事，都退回去！”我扭头一看，只见四五个身穿便衣的小伙子从我身后向我包围了过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枪，枪口对着我。听到徐震的话，他们就转身退了下去。杨惠昌事后告诉我说，他当时站在照相机旁边，当我给胡耀邦摆姿势时，身后的几名便衣掏出手枪冲着我就追了过去，当时把他吓得都愣住了。可我却对身后的情形一无所知。以后我才了解到，当时刚经历了“大跃进”运动，阶级斗争很激烈。在这次拍照时，现场周围安排了几十名身穿便衣的保卫人员，保卫人员看我接近胡耀邦，由于不了解我的情况，担心出意外，所以才做出了掏枪包围我的举动。
　　当我回到照相机旁准备拍照时，徐震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小康，这是中央领导，你不能随便接近。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团中央的胡耀邦书记。”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以后又听人说，他这次是来金乡县看望下放的团中央干部的。
　　这次参加拍照的人很多，既有济宁专员公署和菏泽专员公署的专员、副专员，也有来自各县的县委书记、县团委书记等人，大家都按照顺序和胡耀邦合影，我先后拍了10多张合影，合影的人数多的达上百人，少的有10多个人。由于拍照的人数比较多，还要不时增加、撤掉椅子，布置场地，把我忙活得不轻。
　　等拍完照时已是上午10点多了。拍完照后，大家回到了县委办公室，县委书记王德光、县长朱华光都走过来和我握了手，当时许多干部也都争着伸出手来上前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走过我的身边，主动向我伸出手来，微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师傅，今天照相你累得不轻，辛苦了，谢谢，谢谢！”当时在场的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王允科事后羡慕地对我说：“小康，你可真厉害，中央领导都主动和你握手。我跟着忙活了一阵子，也没能和中央领导握上手！”我回去后，供销社和照相馆的同事们也都听说了胡耀邦主动和我握手的事，都很羡慕我。这次和胡耀邦接触，他平易近人、热情待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受岳父家地主成分的株连被单位开除回家，因为我的照相技术不错，以后我一直在金乡县、鱼台县供销系统照相馆里主持工作，身份却是临时工。1979年，当地政府也承认当时把我岳父家的成分划为地主是错误的，又把我岳父家的成分甄别为中农。为了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当时在鱼台县供销系统干临时工的我多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可鱼台县让我去金乡县落实政策，金乡县又让我去鱼台县落实，就这样两地互相推脱，一直拖了好几年，也没能给我落实政策。我多次向市里、省里去信反映，也都没有回音。
　　1984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件事，同时也提到了我曾在1961年他到金乡县时给他拍过照片。大约20多天后，鱼台县供销社主任陈保田找到了我，上来就吃惊地问我：“老康，你怎么还认识胡耀邦？”一句话也把我给问愣住了。陈保田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县里来了信，说胡耀邦总书记亲自过问我的事了，要求县里按照程序办理。他问我是怎么认识的胡耀邦，我就向他介绍了我为胡耀邦拍照的事。可是由于当时落实政策的工作已快结束了，有时一年时间还研究不了一次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关部门虽答复“尽快研究办理”，但始终没有兑现，一直到1988年，我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
　　在我落实政策这件事上，我多次写信给市里、省里多个部门都没有回音，而我给胡耀邦去信反映问题，他很快就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出了回应，也让我亲身领略到了胡耀邦认真负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附注：本文作者康登勤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供销社退休职工，国家特一级摄影师，山东鱼台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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