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有时候别无选择，只好让他作品里的主角死掉，因为他们死了，才能取得发言的正当性。例如，文豪雨果无疑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但却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大革命时没落贵族，甚至在道德极端主义挂帅下也杀死同志，使他很有意见。于是，在他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杰作《一七九三年》里，他还设定了这几个主角：
　　——一个是保皇党的将军朗德纳克侯爵，他能征善战，打仗时绝不手软，但有次他被革命党追击，他已从古堡中逃掉了，古堡着火燃烧，有3个小孩被困火堆中呼救，于是他又折回火救小孩，结果他被革命党俘辱。
　　——当地革命党最高的司令官郭文乃是个子爵，他是朗德纳克侯爵的侄子，他虽然也是贵族，但忠于共和政府，而且也战功彪炳。他看到侯爵为了救3个小孩而宁愿自己被捕处死这一幕而深受感动，认为“在革命之上，还有人的无限仁惑”，于是他私下将侯爵释放，将自己关起来请罪。
　　——在司令之上，有个更高阶的执政公安委员会代表西摩达因，西摩达因出身农夫及牧师，还做过郭文的家教老师，他不得不判郭文死罪，但就在郭文上断头台的同时，西摩达因这个革命家也击枪自尽。
　　《一七九三年》这部著作，将郭文子爵及西摩达因这两个杰出的革命家都安排了死亡的下场，其实这部小说里他们还真的非死不可，因为只有他们死亡，他们两人那种高尚的人道含义才得以凸显。在小说里，主角的死亡乃是他们取得发言地位的契机。
　　不久前，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籍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Yasmina Khadra）写了一部讨论恐怖主义的小说《攻击》。一个出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医生，他表现优异，进入了以色列人的主流社会，成为了特拉维夫医院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有一天特拉维夫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他还参加了抢救。但过后警方才通知他，那个炸弹客乃是他挚爱的妻子。由于他们夫妇都已进入了主流社会，他根本不相信妻子会去做炸弹客，一定是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于是他遂展开了他的追踪之旅，他一步步深入，对自己族人的悲惨命运了解愈来愈深入，最后终于明白了他的妻子好日子不过，却宁愿去当个牺牲自己也要炸死别人的自杀炸弹客的原因。最后这个医生躬逢其会地参加了以色列杰宁的巴勒斯坦人宗教集会，当时发生了所谓的“杰宁大屠杀”。以色列出动武装直升机、以飞弹火箭攻击群众，医生也死了。
　　《攻击》这部小说，乃是探索恐怖主义炸弹客心路历程的作品。卡黛哈如果不把主角医生安排成死亡，这本著作一定会被抨击为是在替恐怖主义张目。只有将他安排成死亡，人们才会以怜悯之心去看待恐怖主义的来龙去脉。
　　因此，在小说叙述上，让主角死掉是有意义的，让主角死掉，人们的怜悯心才会被激发，这个怜悯心等于替已死的主角搭建起了说话的平台。怜悯是死者才会有的特权，它帮助死的人占住了发言位置。
　　而这种小说中的叙述策略，在真正的现实里亦然。历史上有些重要人物，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才能够成为伟大的明星。切·格瓦拉因为死亡才得以不朽。基于同理，美国将本·拉丹杀掉，他们以为除掉了心腹大患，殊不知由此一来等于帮助本·拉丹取得了不朽的受难名声，本·拉丹从此进入历史，变成了一个记号。本·拉丹在活着时打不过美国的卫星和特种海豹部队，但这场仗在他死后还会一直打下去，美国可以赢得今天，但未必会赢得永远。死亡对有种人不是生命的结束，反而是生命转个弯又活了回来，而且活到永远。
　　1967年美国及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俘虏了切·格瓦拉这个当年的头号公敌，他们决定“这个人不可以让他活着，他必须立刻死亡消失”，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乱枪射死，今天美国又以同样的理由将本·拉丹打死，美国不知道，它们其实是培植了一个永远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