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常态、新秩序、新动力，我从市场、政府、社会三个主题切入讲三点。首先是新常态的制度需求，要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其实我们国家的GDP开始降下来了。第二个是经济结构从低端成为中高端，这是个好消息。第三个是经济动力从要素资本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政府在创新卖地、卖信用、卖项目，通过每个人的创新来驱动经济发展，这三个特点我觉得是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转型。
　　原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的密集型经济发展，依靠全民劳动力，实现将近30年的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对此也很惊讶。但市场的开放很有限，其实大量的资源、土地、生产要素、资金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所以要做点生意不是特别容易。是什么造成了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的现象？比如说现在的雾霾很严重，我觉得这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再不经过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也会落空。所以需要政府带头、社会参与，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保证我们政府从一个控制型的政府转向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市场从有限开放向全面开放演变。这是制度的需求，我们需要这样的政府、市场、社会，当然也需要新制度的产生。
　　新秩序其实就是一个总体的制度需求，由一系列宏观制度构成，决定新秩序发展成败的不光是宏观顶层的制度设计，也包括微观制度细节的打磨。就宏观的制度设计而言，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意见的决定》、《依法治国若干意见的决定》，这是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创新设计。很多人对中国制度现代化饱含了积极的期待，通过改革的抓手来实现制度方面的需求，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具体化。具体的内容很多，包括立法方面要与改革对接，公共参与科学化、司法公正、公信力、全民守法等等。现在特别强调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内心的接受，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中央全会提出了很多改革的规定，提到立案定级制度，只要去法院立案，就一定要登记。所以，一些著名的学者评论认为这是法治中国工程的行令，如果这个法治工程顺利实施，新的秩序也一定可以形成。落实到地方的法治建设，就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具体的制度改革，来积极地跟进。杭州要适应新常态，应该在发展新秩序的过程中树立什么样的制度追求？中国政府的权力比较集中，所有地方的党委、政府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条件，全面落实中央的要求，在制度的落实细节上创新，杭州必须在制度发展上别具一格，强调落实式的制度，强调充实式的制度。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应该有能力领先中国一步。
　　就杭州而言，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社会纠纷的妥善解决，比如杭州的和事佬、大调解中心等等，都是地方优势。因为和事佬是老百姓自身发展起来的，对解决一些经济困难者的纠纷，起到了很大效果，也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这种制度还是非常有益的。再一个从开放型政府的转型来说，落实式的制度很重要。如果在规范市场方面能建立保证市场信用的法律条文就更好了。我相信将来的法治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在法治现代化上，杭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