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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主要在于农民人口太多，农民素质过低，二元结构和吏治低效。发展农村教育、减少农民数量、澄清吏治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关键措施。
［关键词］农村教育转移农民城乡一体化以法治吏
我国要在今后二十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农村作为重点。我国国情证明，“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江泽民语）。因此，分析“三农”现状，寻求科学对策，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根本问题。本文将对此作些评析。
一、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发展要缓慢得多。虽然人们都十分关注这一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推动农村发展，但总是没有明显收效，其原因在于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和解决阻碍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表现为：
第一，人口压迫资源。人口过剩造成生态失衡是限制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农村人口九亿以上，户均承包耕地仅７亩，其中有１４个省区人均耕地仅仅１亩。改革后的农户经营制虽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它建立在微薄的生产资料占有额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产生可观的效益，单凭一小块责任田和房前屋后的一席之地，要奔小康，无异于缘木求鱼。调查发现，我国还没有步入温饱之列的４００多个贫困县大都是因为土地资源贫乏所致。农民为了生存，往往对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土地及其他资源采用“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加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等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使农业赖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农村于是因资源迅速枯竭而发展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人口过剩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愈加尖锐。
第二，农民素质过低。这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核心因素。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科技与人文素质较低。１９９５年的统计证明，我国有文盲１．７４亿，其中８２％在农村。２０００年统计表明，我国农村总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３９．１％，小学程度占４２．８％，１５岁以上的文盲率为８．３％。由于经济原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者每年达４００多万。农村科技人员奇缺。建国以来，培养的中高级农林技术人员累计２４７万，大多因生活待遇等原因脱离农村，现留在农业和林业第一线的技术人员更少，平均每万名农业劳动力中只拥有农技人员２１名。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过低，其人文素质也远远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他们无论是种地，还是进入非农领域，都很难实现发家致富的理想，已经沦为社会进程中生存能力最低的弱势群体。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弊端过甚。这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制度上的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劫贫济富”、“损弱补强”，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剪刀差”索取农民财富以补工业。同时，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强行自上而下实行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致使城乡差异逐渐拉大。首先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收入，１９７８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农民的２．５７倍，１９９１年为４倍，２０００年为７．７９倍。其实这只是名义上的差距，由于农民基本不能享受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年人均３０００元左右的各种社会福利与补贴，这使得城乡年人均收入差异实际上更大。这种差异被外国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之最。其次是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异巨大。２００１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３．１倍。２００１年占总人口６４％的农村人口的消费品零售额占３７％，而占人口３６％的城镇居民却占６３％。２００１年恩格尔系数城镇为３７．８％，农村为４７．７％。其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农民缺乏生活安全感。农村保障（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人均只有４００元，仅占ＧＤＰ的０．５％，其中２／３来自农民，基本上是自保，与“第二次分配”似乎无关。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只有沿海一带有１００万农民领取月人均约４００元的养老金。据民政部统计，２０００年农村得到低保的仅占应得人数的２５％，而城镇则应保尽保；农村合作医疗仅占有１５％，农民无钱投医保，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世卫组织２０００年的报告中指出，１９１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医疗经费分配公正指数排在１８８位，乃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第四，农村行政成本过高，农民负担过重，这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体制上又一根本原因。一是官多，行政机构臃肿不堪，从中央、省、地、县、乡到村，共６级组织形成严密覆盖的管理体系，几乎每层组织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个人数众多的体系完全靠消耗公民税款得以存在。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１／７，但其人均纳税额竟是城镇居民的４倍。众多的农民成为供养官员的主体力量。有资料认为，我国平均约６２人供养一个官员（甚至有统计资料认为约４０个公民养一个官员），如此造成了农民沉重的纳税负担。虽然政府也多次精简机构，但总是不见成效，有的地方甚至是越精简，官员越多，农民负担越重。二是官奢。官员奢侈之风日盛一日，讲排场，搞攀比，博虚名，竞阔气。一边是许多中国农民挣扎于温饱线上，甚至饥寒不保，一边是中国农村官员的行政耗费超过了富豪水平，他们往来于高档的办公楼与宾馆之间，名车、名烟、名酒、名牌衣饰，引领消费新潮流，大量糟践着农民的血汗。三是官贪。农村官员中腐败之势严峻。官员贪污受贿已具有明显的团伙化、大额化、多面化、普遍化特征，这从已查处的贪官案例中足可得到证明。另外，县级以下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都存在巧立名目向农民越权收取捐税的行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农民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正常年景下，农民产值不够交纳政府税费的可悲现象，迫使农民弃田逃离以外出谋生。幸亏２００１年中央实行税费改革，农民方有喘息之机。四是官庸。官员昏庸懒怠，农村政权机器运转失效，政令不畅，政纪松弛，官员或者不称职、不守职，不理解法规政策精神，对国情民情认识糊涂，遇事无主见，行政不作为，或者慵懒成性，养尊处优，贪图安逸。见责任就躲，见享受就上，成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农民冷漠无情，不愿花力气为农民办事。五是官骄。专横独断，瞎指挥，以邻为壑，抵制上级，为谋私利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把辖区经营成“土围子”，一派封建割据者的寨主作风，农民找政府办事则“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对策
综上所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采取相应措施：
１、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及其类似可影响生产效率的素质因素。它是属于人的一部分，是特殊存在的资本形态，是未来薪金或偿付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相对于物质资本，它对经济发展更具价值。人力资本体现在每个个体身上，主要通过教育得以积累。因此，教育投资是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手段。就社会而言，此举能够为社会培养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就个体而言，可以提高自身素质，增加个人劳动收益。２００４年中央“两会”有“解决就业安置”的重要议题，要缓解我国城乡就业困难，离开教育，是难以凑效的。劳动力素质过低，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用人要求，大量失业将无法避免。我国有蔚为壮观的“民工潮”，虽然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有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中的绝大多数却因受教育程度不够，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普遍偏低，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往往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而留在农村的青年也常因教育程度低下，难以科学种田而陷入贫困。可见，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其首要战略途径是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教育。首先，必须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并责成县级政府负责本县特困儿童的教育费用，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其次，逐步普及农村中等教育，尤其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２．减少农民，加大城镇化建设步伐。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流动，人与社会实现双向选择，通过选择，激发竞争，竞争导致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社会高效发展。我国要达到城乡均衡发展，需要在未来十年使２．５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城镇化水平达到５０％，才能让留在耕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跟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应当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开笼放雀”，缓解农村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使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相对集中，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户生产效率，而进入城市或其他非农领域的农民，则可以凭借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第二第三产业寻找到致富途径。
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城乡分割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严重阻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这种人为的“等级制”把国家分成了利益分配不同的两大群体。政府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则实行另一种政策，引发出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难题，损害着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２００４年中央“两会”关于“城乡一体化”议题，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反映在决策指导思想上就是政府切实尊重农民的平等权利，保证农民的“国民待遇”与城市居民在同一层次上，不能以任何名义损害农民应得的利益。要把能否尊重和保证农民的平等权利，作为政府决策正确与否的先决条件和评判标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当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高度，思考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协调发展问题，要着眼于工业、农业和其他各类产业的持续发展，调整区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优势区域和产业带，从而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的道路。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要通过政策调控，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财政“二次分配”政策，提高农民利益占有率。中央打算在今后一至五年内逐步减免农业税，最终取消农业税，以减轻农民负担，乃是十分英明的、有助于城乡均衡发展的策略，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央关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决策，对于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大推动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对农民作出相应的补偿，逐步完善与城市同步发展的农村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４、精简行政机构，整顿农村吏治，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化。首先是减裁冗官。要严格科学地核算各级政府官员编制，“编制”不能成为“公地”，“因事设人”乃是政府诚信、负责的表现。其实，精简冗员早已势在必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行政事务，完全应该让给市场去管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冗官终将成为空耗税资的社会累赘，精简乃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其次是以法治吏，制订完善的官员管理法规体系，全面规范政府行为。坚持以法治吏与以德治吏相结合的准则，对官员的权力委任、权力的制约、权力的执行、权力的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实行严密的管理。因此，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一要建立公正的公务员遴选制度。要在１９９３年出台的《公务员暂行条例》基础上，对公务员选拔、录用、考核等作出更加细密的规定，要建立公开的农村政府的民主筛选制度，以保证农村官员的质量。二要建立公职人员行为约束制度，以防止以权谋私和渎职行为，保证公职人员的行政规范性。三要建立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以便及时对官员腐败起到预警和证据作用，有效监督官员行为。我国虽然在１９９５年规定县处级以上干部要进行个人财产申报，已开我国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之先河，但是，这个规定十分粗糙，法律地位很不明确，且相应配套的金融、财政制度也不健全，根本无法使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化。因而要迅速订立严密的农村官员财产申报制。四要完善严密的惩腐法律。当务之急是要订立一个全面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专门法律，并强化执行过程，以惩治农村公职人员的行政腐败行为。五要强化社会监督，除了健全党内政府内的监督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应当成为当地行政监督的有力工具。同时，充分发挥民众监督的巨大威力，保证民众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１、卢凤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理论探讨》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陈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动力分析》，《党史文苑》２００３年６月。
［关键词］农村教育转移农民城乡一体化以法治吏
我国要在今后二十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农村作为重点。我国国情证明，“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江泽民语）。因此，分析“三农”现状，寻求科学对策，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根本问题。本文将对此作些评析。
一、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发展要缓慢得多。虽然人们都十分关注这一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推动农村发展，但总是没有明显收效，其原因在于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和解决阻碍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表现为：
第一，人口压迫资源。人口过剩造成生态失衡是限制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农村人口九亿以上，户均承包耕地仅７亩，其中有１４个省区人均耕地仅仅１亩。改革后的农户经营制虽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它建立在微薄的生产资料占有额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产生可观的效益，单凭一小块责任田和房前屋后的一席之地，要奔小康，无异于缘木求鱼。调查发现，我国还没有步入温饱之列的４００多个贫困县大都是因为土地资源贫乏所致。农民为了生存，往往对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土地及其他资源采用“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加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等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使农业赖以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农村于是因资源迅速枯竭而发展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人口过剩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愈加尖锐。
第二，农民素质过低。这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核心因素。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科技与人文素质较低。１９９５年的统计证明，我国有文盲１．７４亿，其中８２％在农村。２０００年统计表明，我国农村总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３９．１％，小学程度占４２．８％，１５岁以上的文盲率为８．３％。由于经济原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者每年达４００多万。农村科技人员奇缺。建国以来，培养的中高级农林技术人员累计２４７万，大多因生活待遇等原因脱离农村，现留在农业和林业第一线的技术人员更少，平均每万名农业劳动力中只拥有农技人员２１名。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过低，其人文素质也远远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他们无论是种地，还是进入非农领域，都很难实现发家致富的理想，已经沦为社会进程中生存能力最低的弱势群体。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弊端过甚。这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制度上的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劫贫济富”、“损弱补强”，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剪刀差”索取农民财富以补工业。同时，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强行自上而下实行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致使城乡差异逐渐拉大。首先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收入，１９７８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农民的２．５７倍，１９９１年为４倍，２０００年为７．７９倍。其实这只是名义上的差距，由于农民基本不能享受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年人均３０００元左右的各种社会福利与补贴，这使得城乡年人均收入差异实际上更大。这种差异被外国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之最。其次是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异巨大。２００１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３．１倍。２００１年占总人口６４％的农村人口的消费品零售额占３７％，而占人口３６％的城镇居民却占６３％。２００１年恩格尔系数城镇为３７．８％，农村为４７．７％。其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农民缺乏生活安全感。农村保障（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人均只有４００元，仅占ＧＤＰ的０．５％，其中２／３来自农民，基本上是自保，与“第二次分配”似乎无关。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只有沿海一带有１００万农民领取月人均约４００元的养老金。据民政部统计，２０００年农村得到低保的仅占应得人数的２５％，而城镇则应保尽保；农村合作医疗仅占有１５％，农民无钱投医保，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世卫组织２０００年的报告中指出，１９１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医疗经费分配公正指数排在１８８位，乃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第四，农村行政成本过高，农民负担过重，这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体制上又一根本原因。一是官多，行政机构臃肿不堪，从中央、省、地、县、乡到村，共６级组织形成严密覆盖的管理体系，几乎每层组织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个人数众多的体系完全靠消耗公民税款得以存在。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１／７，但其人均纳税额竟是城镇居民的４倍。众多的农民成为供养官员的主体力量。有资料认为，我国平均约６２人供养一个官员（甚至有统计资料认为约４０个公民养一个官员），如此造成了农民沉重的纳税负担。虽然政府也多次精简机构，但总是不见成效，有的地方甚至是越精简，官员越多，农民负担越重。二是官奢。官员奢侈之风日盛一日，讲排场，搞攀比，博虚名，竞阔气。一边是许多中国农民挣扎于温饱线上，甚至饥寒不保，一边是中国农村官员的行政耗费超过了富豪水平，他们往来于高档的办公楼与宾馆之间，名车、名烟、名酒、名牌衣饰，引领消费新潮流，大量糟践着农民的血汗。三是官贪。农村官员中腐败之势严峻。官员贪污受贿已具有明显的团伙化、大额化、多面化、普遍化特征，这从已查处的贪官案例中足可得到证明。另外，县级以下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都存在巧立名目向农民越权收取捐税的行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农民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正常年景下，农民产值不够交纳政府税费的可悲现象，迫使农民弃田逃离以外出谋生。幸亏２００１年中央实行税费改革，农民方有喘息之机。四是官庸。官员昏庸懒怠，农村政权机器运转失效，政令不畅，政纪松弛，官员或者不称职、不守职，不理解法规政策精神，对国情民情认识糊涂，遇事无主见，行政不作为，或者慵懒成性，养尊处优，贪图安逸。见责任就躲，见享受就上，成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农民冷漠无情，不愿花力气为农民办事。五是官骄。专横独断，瞎指挥，以邻为壑，抵制上级，为谋私利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把辖区经营成“土围子”，一派封建割据者的寨主作风，农民找政府办事则“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对策
综上所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采取相应措施：
１、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及其类似可影响生产效率的素质因素。它是属于人的一部分，是特殊存在的资本形态，是未来薪金或偿付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相对于物质资本，它对经济发展更具价值。人力资本体现在每个个体身上，主要通过教育得以积累。因此，教育投资是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手段。就社会而言，此举能够为社会培养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就个体而言，可以提高自身素质，增加个人劳动收益。２００４年中央“两会”有“解决就业安置”的重要议题，要缓解我国城乡就业困难，离开教育，是难以凑效的。劳动力素质过低，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用人要求，大量失业将无法避免。我国有蔚为壮观的“民工潮”，虽然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有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中的绝大多数却因受教育程度不够，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普遍偏低，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往往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而留在农村的青年也常因教育程度低下，难以科学种田而陷入贫困。可见，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其首要战略途径是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教育。首先，必须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并责成县级政府负责本县特困儿童的教育费用，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其次，逐步普及农村中等教育，尤其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２．减少农民，加大城镇化建设步伐。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流动，人与社会实现双向选择，通过选择，激发竞争，竞争导致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社会高效发展。我国要达到城乡均衡发展，需要在未来十年使２．５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城镇化水平达到５０％，才能让留在耕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跟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应当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开笼放雀”，缓解农村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使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相对集中，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户生产效率，而进入城市或其他非农领域的农民，则可以凭借自身人力资本投入第二第三产业寻找到致富途径。
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城乡分割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严重阻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这种人为的“等级制”把国家分成了利益分配不同的两大群体。政府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则实行另一种政策，引发出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难题，损害着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２００４年中央“两会”关于“城乡一体化”议题，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反映在决策指导思想上就是政府切实尊重农民的平等权利，保证农民的“国民待遇”与城市居民在同一层次上，不能以任何名义损害农民应得的利益。要把能否尊重和保证农民的平等权利，作为政府决策正确与否的先决条件和评判标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当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高度，思考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协调发展问题，要着眼于工业、农业和其他各类产业的持续发展，调整区域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优势区域和产业带，从而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的道路。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要通过政策调控，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财政“二次分配”政策，提高农民利益占有率。中央打算在今后一至五年内逐步减免农业税，最终取消农业税，以减轻农民负担，乃是十分英明的、有助于城乡均衡发展的策略，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央关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决策，对于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有着重大推动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对农民作出相应的补偿，逐步完善与城市同步发展的农村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４、精简行政机构，整顿农村吏治，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化。首先是减裁冗官。要严格科学地核算各级政府官员编制，“编制”不能成为“公地”，“因事设人”乃是政府诚信、负责的表现。其实，精简冗员早已势在必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行政事务，完全应该让给市场去管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冗官终将成为空耗税资的社会累赘，精简乃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其次是以法治吏，制订完善的官员管理法规体系，全面规范政府行为。坚持以法治吏与以德治吏相结合的准则，对官员的权力委任、权力的制约、权力的执行、权力的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实行严密的管理。因此，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一要建立公正的公务员遴选制度。要在１９９３年出台的《公务员暂行条例》基础上，对公务员选拔、录用、考核等作出更加细密的规定，要建立公开的农村政府的民主筛选制度，以保证农村官员的质量。二要建立公职人员行为约束制度，以防止以权谋私和渎职行为，保证公职人员的行政规范性。三要建立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以便及时对官员腐败起到预警和证据作用，有效监督官员行为。我国虽然在１９９５年规定县处级以上干部要进行个人财产申报，已开我国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之先河，但是，这个规定十分粗糙，法律地位很不明确，且相应配套的金融、财政制度也不健全，根本无法使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化。因而要迅速订立严密的农村官员财产申报制。四要完善严密的惩腐法律。当务之急是要订立一个全面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专门法律，并强化执行过程，以惩治农村公职人员的行政腐败行为。五要强化社会监督，除了健全党内政府内的监督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应当成为当地行政监督的有力工具。同时，充分发挥民众监督的巨大威力，保证民众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１、卢凤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理论探讨》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陈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动力分析》，《党史文苑》２００３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