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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六七十岁，特别喜爱回忆点什么。过去熟悉的，或已淡忘的事情，经人偶一提起，便如串珠般呈现在眼前。然而到底是年代久远，真待执笔为文，这回忆又只余下不连贯的片断了。为了纪念亡友柯棣华，且试着记下我们当时那段回味无穷的生活片断，献给今天的青年朋友们。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恒心学中文
我是奥地利人，身居异国，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感到最难过的是不能“畅所欲言”。这并非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不会使用中国语言。往往是憋着许多的话儿想对同志们说，但又表达不出或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倘若能遇到一位同语系的人，那亲热就很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劲。当我和柯棣华第一次见面，用英语互致问候时，那心情何等激动就不必细说了。
那是1941年冬天。当时，柯棣华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院长，我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任传染病学教员。医院和学校实际是在一起的，开始我在村南头住，后来领导考虑便于照顾我们，安排我与他作邻居。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比较多。一开始，我们谈得最多的便是中文入门。
柯棣华比我早到中国一年。我们见面时，他已经能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讲课，甚至直接用中文备课。我准备的教案则需要经过三道工序：先外文，再中文，再注音——请同志们帮助把我不认识的汉字用英文字母注出。我对柯棣华进步之快表示钦佩。他摇摇头说：“不行，这点进步全是逼出来的。”他告诉我，在广州时，他和巴苏、木克吉一起下馆子，因为说不清烧鸡二字，只好在纸上画。偏偏画的不像，结果端上餐桌的竟是炸青蛙——中国称之为田鸡者！就在来晋察冀的途中，他在老乡家吃饭，因为将主人问他吃没吃饱一语误听为吃不饱，又混淆了“没”与“不”的字义，便连说“没没没”。于是，热情的主人又为他加饭添菜，搞得他颇为狼狈。他深有感触地说：“最初认为学中文很简单，因为中文不像英语有性和数的变化。其实不然，说话还容易一点，读和写就很难了。他说他最怕板书，常因多一笔少一笔出笑话，如分不清“般”和“股”，“球”和“救”，结果将“一般”写成“一股”，将“急救”写成“急球”。我说我不但怕写，就是说，也出过洋相。有同学问我家乡有无高山，我回答说，不但有，而且比你们这里的山高好几次！在德语里，次和倍是一个单词，而在中文里这两个字却是各有所用。柯棣华听了也哈哈大笑。
不过，我们共同的感受是庆幸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周围有一群乐于助人的同志。他们的热情使你不能稍有懈怠。譬如我们房东家的孩子，就常常“逼”我们说这说那。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有恒心，准备在中国干一辈子。
既然读和写是我们共同的难题。就在这上头下功夫吧。又过了半年，我发现他有长足进步，汉字写得相当漂亮。1942 年夏天，上级要求每个干部写一份自传，填一份履历表。他毫不踌躇，洋洋洒洒地用中文书写起来。他还写了不少整风学习笔记，抄录了不少上级文件。若从书法角度看自然不必特别介绍，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肯定，他的字比我们一些同志的字要好看一些，起码不短横少竖或别字连篇。真不知他是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我又向他讨教去。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有个中国老婆就好喽!”顺便提一句，称妻子为老婆未免不敬，但那时我们为表示自己也是土八路，用词造句是尽量模仿乡村中的用语。这是题外话。我理解柯棣华这句趣话无非是时而教之与时而习之的意思。遗憾的是，尽管以后我也有人时而教之，却因为没时而习之，读与写这两座大山至今还没有完全征服。即使现在用中文写稿子，也尽量是写小点、写草点，以掩盖缺胳膊少腿的马脚。倘若当年我能像柯棣华那样用功，写这篇短文何至于如此！
并非是天生的优势
在生活上，柯棣华值得我羡慕与钦佩的事就更多了。我羡慕他能穿草鞋。那用草绳或布条编织的草鞋．他穿着是那样爽贴舒适。我不行，一穿脚就打泡。我曾经咬牙坚持过几小时，害得路都走不了，只好作罢。他甚至敢打赤脚。我们住的青虚山下，山乡小路上什么没有？猪粪狗屎不要紧，我们都不大在乎脏。令人发怵的是小石子、干蒺藜，但他不怕。我羡慕他敢吃辣椒，那干烤的红辣椒，只那烟味足以令人闻而生畏，他敢大口咀嚼用以佐饭。那时油少、盐少、菜少，开胃的也只有此物。校长吃，教员吃，我也学着吃吧，可真不如柯棣华来得轻松。我羡慕他能睡炕。老乡家的土炕大都和炊灶相通。一日三餐，炊火的余热便进入炕底；加之房东偏爱，生怕冻着我们这些八路军里的外国兵，每顿都要多烧几把柴，有时烤黄了炕席，这如何能睡得下?一是热，二是硬，每人又只有一条褥子。一夜睡过，躯干突出部位便有些吃不消了。柯棣华就适应，哪怕炕再热、再硬，只铺一领席，他也能鼾声大作。能过苦日子，这是他的“优势”，我较他是不及的。难道他天生就具有这优势?他家境虽不富裕，但衣暖食饱是有条件的，他还能接受高等教育嘛！我看过他全家合影，也是衣冠楚楚呢。他的“优势”使我记起中国的一句古语：“入乡随俗”。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叫做和群众打成一片。柯棣华是很懂得艰苦与共和同心同德的关系的。
当然，我们毕竟是外籍同志，我们的生活是得到了特殊照顾的。聂荣臻司令员常批一部分细粮给我们，我们住在三分区的防地，担任分区政委的王平同志也常送给一些战利品。就是部队靠黑豆野菜过生活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有小米吃。也吃过黑豆，那不是当粮而是当菜。这种特殊待遇常使我们为之感激，也为之不安。柯棣华曾正式要求取消特殊照顾，没被批准，他就自行其是。譬如我们改善生活，每人能分得一碗肉菜，他会端着去护士班，与小鬼们分而食之。他在其他方面也注意和大家一致起来，如尽可能参加出操、勤务和生产运动等。待人接物也平等，决不摆院长的架子。布置工作、下达指示也是笑眯眯的。
听不懂的京剧及其他
后人看柯棣华的照片，端正斯文的面庞上似乎缺少生动的表情，认为他像是个在人前羞于启齿的腼腆人。其实他很风趣，常常妙语联珠，逗得同志们捧腹大笑。
我们八路军有个很好的传统，越是艰苦，越是乐观。1941 年和1942 年，行军转移，一天走百十里地是常事。就这样，只要有机会也要开个联欢会。那时候讲究官兵同乐，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资格，观众也敢拉你登台表演，我们也不例外。柯棣华拿手的是独唱，他有一副好嗓子，会唱的歌也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用中英文重复演唱的一支美洲歌曲《老黑奴》，歌词大意是：
欢乐的青春已经长逝，
棉田里的友伴也无踪影。
辞别了人世到更好的地方，
我听到他们柔声相唤：“老黑奴”。
因为我的头已经低垂，
我听到了他们柔声相唤：“老黑奴”。
他演唱得低沉、伤感，表现了美洲黑奴痛苦的生活。一曲歌罢，观众个个陷入了沉思。
他演唱英文歌曲，但也揣摸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我们教务处最拿手的是京剧，能凑起一个不错的班子来。像现在担任白求恩医科大学顾问的康克同志，能唱须生还能反串青衣。他在《打渔杀家》中饰肖桂英，不但唱工好，扮像也不错。柯棣华喜欢跟着他来两句。有一次竟高声唱起来。由于他那南亚人浓重的口音，再加上跑调，谁也没听清他唱的是什么。
柯棣华深知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也很善于鼓动。记得一次我们到离敌人封锁线不远的一个村子去背粮。回返已是后半夜了。开始，大家把装满两个裤腿的粮食驮在项上还不觉得怎样。几十里路走下来，呵欠声此起彼伏，脚步也渐渐慢了。这时柯棣华突然提议要和我竞走。以我这一米九二的体格自然不怕他这个不到一米七的小个子。于是，在队伍前列我们拼起脚步来。他不但拼力竞走，还时不时地做一两个印度妇女头顶家什，双臂平衡的姿势逗乐。后边的同志为了看热闹，你追我赶，笑语喧哗，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几里路。待到达驻地，方见他面色苍白，汗珠滴滴，我不由得懊悔起来，本不该响应他的挑战啊！
就这样一位性格坚强、开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好同志，竟被癫痫夺去了生命。12 月8 日晚9 时左右，我得知他发病之后立即赶去，这时，校长江一真、医院协理员和医生、护士都已经赶到。开始，他发作间隙在一小时左右，随后十几分钟抽搐一次，午夜过后，抽搐便不能缓解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一切能用的药全用上了，可终究没有能挽救他。12 月 9 日6 时15分，我的听诊器里失去了他心搏的响声。
他才三十二岁呀！就这样早早地告别了我们，他不能甘心！就在他逝世前不久，我问他想不想祖国、家人?他略一沉吟，告诉我说：想，想得厉害。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面临被占领的威胁时，他有过回国打游击的想法。可他也认为凡侵略者染指的地方，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个战场。那次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起他父亲的死，说起了年老多病的母亲，说起了兄弟姊妹们。言语间流露出家国相思之情。然而，他再不能见到他的祖国和亲人了。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向往实现了。印度独立了，中国解放了。假如真有九泉之下，在那里的柯棣华一定会高兴的。不过他会满足吗?他不再会寄什么希望于我们吗?他会期望什么昵?当我们缅怀这位为中印友谊献出了生命的先驱者时，我认为应当认真地想想。
（1982年经人修改整理）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恒心学中文
我是奥地利人，身居异国，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感到最难过的是不能“畅所欲言”。这并非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不会使用中国语言。往往是憋着许多的话儿想对同志们说，但又表达不出或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倘若能遇到一位同语系的人，那亲热就很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劲。当我和柯棣华第一次见面，用英语互致问候时，那心情何等激动就不必细说了。
那是1941年冬天。当时，柯棣华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院长，我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任传染病学教员。医院和学校实际是在一起的，开始我在村南头住，后来领导考虑便于照顾我们，安排我与他作邻居。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比较多。一开始，我们谈得最多的便是中文入门。
柯棣华比我早到中国一年。我们见面时，他已经能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讲课，甚至直接用中文备课。我准备的教案则需要经过三道工序：先外文，再中文，再注音——请同志们帮助把我不认识的汉字用英文字母注出。我对柯棣华进步之快表示钦佩。他摇摇头说：“不行，这点进步全是逼出来的。”他告诉我，在广州时，他和巴苏、木克吉一起下馆子，因为说不清烧鸡二字，只好在纸上画。偏偏画的不像，结果端上餐桌的竟是炸青蛙——中国称之为田鸡者！就在来晋察冀的途中，他在老乡家吃饭，因为将主人问他吃没吃饱一语误听为吃不饱，又混淆了“没”与“不”的字义，便连说“没没没”。于是，热情的主人又为他加饭添菜，搞得他颇为狼狈。他深有感触地说：“最初认为学中文很简单，因为中文不像英语有性和数的变化。其实不然，说话还容易一点，读和写就很难了。他说他最怕板书，常因多一笔少一笔出笑话，如分不清“般”和“股”，“球”和“救”，结果将“一般”写成“一股”，将“急救”写成“急球”。我说我不但怕写，就是说，也出过洋相。有同学问我家乡有无高山，我回答说，不但有，而且比你们这里的山高好几次！在德语里，次和倍是一个单词，而在中文里这两个字却是各有所用。柯棣华听了也哈哈大笑。
不过，我们共同的感受是庆幸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周围有一群乐于助人的同志。他们的热情使你不能稍有懈怠。譬如我们房东家的孩子，就常常“逼”我们说这说那。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有恒心，准备在中国干一辈子。
既然读和写是我们共同的难题。就在这上头下功夫吧。又过了半年，我发现他有长足进步，汉字写得相当漂亮。1942 年夏天，上级要求每个干部写一份自传，填一份履历表。他毫不踌躇，洋洋洒洒地用中文书写起来。他还写了不少整风学习笔记，抄录了不少上级文件。若从书法角度看自然不必特别介绍，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肯定，他的字比我们一些同志的字要好看一些，起码不短横少竖或别字连篇。真不知他是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我又向他讨教去。他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有个中国老婆就好喽!”顺便提一句，称妻子为老婆未免不敬，但那时我们为表示自己也是土八路，用词造句是尽量模仿乡村中的用语。这是题外话。我理解柯棣华这句趣话无非是时而教之与时而习之的意思。遗憾的是，尽管以后我也有人时而教之，却因为没时而习之，读与写这两座大山至今还没有完全征服。即使现在用中文写稿子，也尽量是写小点、写草点，以掩盖缺胳膊少腿的马脚。倘若当年我能像柯棣华那样用功，写这篇短文何至于如此！
并非是天生的优势
在生活上，柯棣华值得我羡慕与钦佩的事就更多了。我羡慕他能穿草鞋。那用草绳或布条编织的草鞋．他穿着是那样爽贴舒适。我不行，一穿脚就打泡。我曾经咬牙坚持过几小时，害得路都走不了，只好作罢。他甚至敢打赤脚。我们住的青虚山下，山乡小路上什么没有？猪粪狗屎不要紧，我们都不大在乎脏。令人发怵的是小石子、干蒺藜，但他不怕。我羡慕他敢吃辣椒，那干烤的红辣椒，只那烟味足以令人闻而生畏，他敢大口咀嚼用以佐饭。那时油少、盐少、菜少，开胃的也只有此物。校长吃，教员吃，我也学着吃吧，可真不如柯棣华来得轻松。我羡慕他能睡炕。老乡家的土炕大都和炊灶相通。一日三餐，炊火的余热便进入炕底；加之房东偏爱，生怕冻着我们这些八路军里的外国兵，每顿都要多烧几把柴，有时烤黄了炕席，这如何能睡得下?一是热，二是硬，每人又只有一条褥子。一夜睡过，躯干突出部位便有些吃不消了。柯棣华就适应，哪怕炕再热、再硬，只铺一领席，他也能鼾声大作。能过苦日子，这是他的“优势”，我较他是不及的。难道他天生就具有这优势?他家境虽不富裕，但衣暖食饱是有条件的，他还能接受高等教育嘛！我看过他全家合影，也是衣冠楚楚呢。他的“优势”使我记起中国的一句古语：“入乡随俗”。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叫做和群众打成一片。柯棣华是很懂得艰苦与共和同心同德的关系的。
当然，我们毕竟是外籍同志，我们的生活是得到了特殊照顾的。聂荣臻司令员常批一部分细粮给我们，我们住在三分区的防地，担任分区政委的王平同志也常送给一些战利品。就是部队靠黑豆野菜过生活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有小米吃。也吃过黑豆，那不是当粮而是当菜。这种特殊待遇常使我们为之感激，也为之不安。柯棣华曾正式要求取消特殊照顾，没被批准，他就自行其是。譬如我们改善生活，每人能分得一碗肉菜，他会端着去护士班，与小鬼们分而食之。他在其他方面也注意和大家一致起来，如尽可能参加出操、勤务和生产运动等。待人接物也平等，决不摆院长的架子。布置工作、下达指示也是笑眯眯的。
听不懂的京剧及其他
后人看柯棣华的照片，端正斯文的面庞上似乎缺少生动的表情，认为他像是个在人前羞于启齿的腼腆人。其实他很风趣，常常妙语联珠，逗得同志们捧腹大笑。
我们八路军有个很好的传统，越是艰苦，越是乐观。1941 年和1942 年，行军转移，一天走百十里地是常事。就这样，只要有机会也要开个联欢会。那时候讲究官兵同乐，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资格，观众也敢拉你登台表演，我们也不例外。柯棣华拿手的是独唱，他有一副好嗓子，会唱的歌也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用中英文重复演唱的一支美洲歌曲《老黑奴》，歌词大意是：
欢乐的青春已经长逝，
棉田里的友伴也无踪影。
辞别了人世到更好的地方，
我听到他们柔声相唤：“老黑奴”。
因为我的头已经低垂，
我听到了他们柔声相唤：“老黑奴”。
他演唱得低沉、伤感，表现了美洲黑奴痛苦的生活。一曲歌罢，观众个个陷入了沉思。
他演唱英文歌曲，但也揣摸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我们教务处最拿手的是京剧，能凑起一个不错的班子来。像现在担任白求恩医科大学顾问的康克同志，能唱须生还能反串青衣。他在《打渔杀家》中饰肖桂英，不但唱工好，扮像也不错。柯棣华喜欢跟着他来两句。有一次竟高声唱起来。由于他那南亚人浓重的口音，再加上跑调，谁也没听清他唱的是什么。
柯棣华深知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也很善于鼓动。记得一次我们到离敌人封锁线不远的一个村子去背粮。回返已是后半夜了。开始，大家把装满两个裤腿的粮食驮在项上还不觉得怎样。几十里路走下来，呵欠声此起彼伏，脚步也渐渐慢了。这时柯棣华突然提议要和我竞走。以我这一米九二的体格自然不怕他这个不到一米七的小个子。于是，在队伍前列我们拼起脚步来。他不但拼力竞走，还时不时地做一两个印度妇女头顶家什，双臂平衡的姿势逗乐。后边的同志为了看热闹，你追我赶，笑语喧哗，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几里路。待到达驻地，方见他面色苍白，汗珠滴滴，我不由得懊悔起来，本不该响应他的挑战啊！
就这样一位性格坚强、开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好同志，竟被癫痫夺去了生命。12 月8 日晚9 时左右，我得知他发病之后立即赶去，这时，校长江一真、医院协理员和医生、护士都已经赶到。开始，他发作间隙在一小时左右，随后十几分钟抽搐一次，午夜过后，抽搐便不能缓解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一切能用的药全用上了，可终究没有能挽救他。12 月 9 日6 时15分，我的听诊器里失去了他心搏的响声。
他才三十二岁呀！就这样早早地告别了我们，他不能甘心！就在他逝世前不久，我问他想不想祖国、家人?他略一沉吟，告诉我说：想，想得厉害。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面临被占领的威胁时，他有过回国打游击的想法。可他也认为凡侵略者染指的地方，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个战场。那次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起他父亲的死，说起了年老多病的母亲，说起了兄弟姊妹们。言语间流露出家国相思之情。然而，他再不能见到他的祖国和亲人了。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向往实现了。印度独立了，中国解放了。假如真有九泉之下，在那里的柯棣华一定会高兴的。不过他会满足吗?他不再会寄什么希望于我们吗?他会期望什么昵?当我们缅怀这位为中印友谊献出了生命的先驱者时，我认为应当认真地想想。
（1982年经人修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