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闻玉梅院士，至今还很忙碌。
　　2020年1月30日，闻玉梅院士出现在上海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她是坐镇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的第一位院士。此后，院士参加疫情新闻发布会成为上海的特色，已有数位院士参加发布会，积极向公众传递科学的防控知识。
　　作为与乙肝病毒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医学微生物学家，闻院士不仅活跃在科研界——在微观的病毒世界里寻找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武器;复杂多元的现实世界中，闻院士更是“跨界”关心着人们的精神健康以及年轻人的教育——2019年，闻玉梅院士发起“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专家咨询会，联合精神卫生领域专家一起倡导社会关注精神卫生。
　　众多的身份里，闻院士最为看重的是作为教师的身份。几年前，闻院士发起《人文与医学》在线慕课，她自己面对镜头录制课程，也带动专家大咖上课，这些课程面向全国医学生开放，为医学生补上人文课。她还常常与公众谈家庭教育、谈如何给孩子成长空间。
　　闻玉梅院士父母都是留美医学专家，母亲桂质良是中国最早留美归国的精神病学学者，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开创性地提出：关注儿童精神健康关乎国家未来。
　　2021年1月28日，《新民周刊》对闻玉梅院士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专访，这次“无目的”的采访中，闻院士谈起了自己的母亲，谈起了与先生如何互相支持，谈起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给孩子怎样的成长空间……作为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闻玉梅院士所持的科研观和教育观，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女中里的个性学生

　　《新民周刊》：谈谈您小时候吧，您成绩那么好，是怎么做到的？
　　闻玉梅：我和我的母亲都是上海市三女中毕业的，我们那时候的同學都非常活跃。前些年有人问我是不是应该保持女中，是不是男女混校更好。我认为可以保留女校，但不需要太多。
　　我小时候英文特别好，当时市三女中是教会学校，除了中文课用中文教，其他的地理、生物、历史都是外国老师。学校还比较注意培养你的礼仪、你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的方式。
　　学校里其实是很自由的。我们喜欢跟老师开玩笑，最喜欢跟外国老师开玩笑。英文里证明什么叫proof，学生问年轻的女老师，有没有kissproof，女老师脸通红，笑死了，孩子们很会闹。

　　毕业后我的同学从事的专业真是五花八门，有搞古生物学的，有进了复旦新闻系的，有搞幼儿教育的，有成了音乐家的。郎朗的启蒙老师叫朱雅芬，也是我同学。
　　《新民周刊》：学医是您的第一选择吗？还是家长的意愿？
　　闻玉梅：高中毕业我17岁，我妈妈充分尊重我的意愿。我说我第一个想学医，学医我只填上海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其他学校不去的;第二个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如果新闻系考不取我就上复旦外文系，因为我外文好。

　　为什么我一定要上上海医学院呢，因为我中学已经是教会办的学校了，大学一定要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

　　为什么我一定要上上海医学院呢，因为我中学已经是教会办的学校了，大学一定要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
　　我们当时听到很多宣传，觉得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非常不容易。抗战时期上海医学院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沦陷区，一部分在重庆歌乐山。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们一律不开业，他们开业可以赚很多钱，但上海医学院规定教授们只在医院里看公费的门诊，而且都是特别有名的教授，比如颜福庆。这种爱国之心是潜移默化的。
　　《新民周刊》：当时您家庭条件很艰苦，在学校里是一种什么感受？
　　闻玉梅：当时的女中相当于贵族学校，永安公司经理的女儿啊等等都是同学。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又是战乱，经济很困难。我们家没有钱，穿的衣服很旧的。我是第二个女儿，都穿姐姐剩下的。我们是住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她们都有汽车来接，而我要从学校走到中山公园，坐电车。电车很挤，常常被人推下来。

　　我心想别的比不上你们，我功课要比你们好，我想让大家佩服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就懂得了很多。
　　后来我成绩好，还有同学请我辅导功课，半年下来给我六块钱。六块钱不错呢，我拿到钱买了一块做衣服的料子送给妈妈。

今天的孩子有广阔的路可以走

　　《新民周刊》：虽然经济上困难，但您描述的学生生活充满了乐趣。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很多小朋友抱怨太累，家长对教育吐槽也比较多，您觉得怎么能缓解？
　　闻玉梅：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太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教育者要发挥他的特长，不要勉强，不是说大家都要按照一个模型来，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科学家，搞音乐，搞美术都可以。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你们有非常广阔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