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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钱币史源远流长，上自殷商，下至当今，跨越数千年，且种类丰富多彩。其中，西夏文钱币就是一朵不可多得的古泉奇葩。
据了解，目前西夏文钱币只发现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为便于研究，我统称为“西夏五宝”。
“西夏五宝”属于珍稀古钱币，以罕见的西夏文为贵，光背，小平铜钱形制，铸造十分精美，形制规范统一，书法俊逸流畅，品相质地上乘。“西夏五宝”也曾像神秘的西夏王朝一样，远离世间和历史，甚至历代钱钞汇考、文论、杂论等典籍著录中也毫无踪影，直到19世纪初，它的神秘面纱才逐步得以揭开。
西夏是西北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从1038年李元昊称帝，到1227年被蒙古国灭亡，享国189年，历经10帝，除“西夏五宝”之外，还有“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以及“光定”8种，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均为楷书汉字体、小平钱，可称作“西夏八珍”。
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经济文化一派繁榮，艺术发展达到历史新高峰，但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却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以致造成了与辽、夏、金，相互鼎立，群雄割据，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又和好如初的局面。但纵观宋、夏两国历史，二者基本就是敌对关系。在西夏近200年的历史上，宋、夏两国光大型战争就发生了5次，小型摩擦基本不断。
李元昊称帝当年，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其间就有四次重要战役。直到1044年，双方签署《庆历协议》，两国才“罢战修好”。但结局不是像以往一样，而是大宋给西夏“馈赠”，以换取一时和平。宋朝每年给“大夏”提供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每逢节日再赐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从此，两国间断断续续恢复以民间交往为主的小型边贸活动，武备不足的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二十余年后的1064年，第二次宋、夏战争爆发，至此两国战火绵延不断，直到1127年北宋被金灭亡。
西夏文，是由李元昊即位后创制的一套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史称“蕃书”或“河西字”，明代末年衰落成死文字，被湮没在历史深处。
历史会不会跟世人捉迷藏或过家家，实未可知，但一度消失的西夏文确被历史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我曾站在高大的西夏古王陵前，为西夏文明的神秘消失感慨万千，为中华文化的历史缺失感到遗憾。我想探寻历史的细节，探寻文化的亮点，以此感受历史的脉动和文化的温度。多年前，在游览保定莲花池时，一个两米多高刻满笔画繁多文字的石幢引起我极大兴趣。导游告诉我，石幢上的文字是西夏文，是19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释读出来的，之前曾长期被人们误认为是“巴思巴文”。当时，对郭老的博学极为敬佩。后来才得知，早在19世纪初，学者张澍就发现蕃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对西夏文进行了初步释读。1914年罗振玉父子又在《西夏国书略说》中释读了福圣、乾祐、天庆、大安宝钱。1937年，赵权之考证了贞观宝钱。随后，钱币学界对西夏钱的研究逐步取得丰硕成果。
历史创造了文物，文物又记载了历史。“西夏五宝”的神秘面纱终于被层层揭开，西夏的历史也通过珍罕古币鲜活起来。西夏据丝绸之路主道上的河西走廊，非常重视与宋、辽、金诸国和西方的贸易。《天盛旧致新定律令》要求，优待西方商人。商贸的活跃，民族的兴盛，大大促进了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催生了“西夏五宝”的相继临世。
“福圣宝钱”，铸行于景宗李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年间，直径2.4厘米，重4.1克，属西夏早期铸币，虽然制作粗疏，但形制工整，铸量甚少，发现总数不足百枚。
“大安宝钱”，铸行于惠宗大安年间，直径2.45厘米，重4.04克，轮廓规整，文字朴茂，造型古朴，铸量稀少，属西夏诸钱中的奇珍之品。
“贞观宝钱”，铸行于崇宗贞观年间，直径2.5厘米，重5.3克，属古泉大珍，存世量超不过10枚，极其珍贵。 “贞观宝钱”是西夏文钱币中发现相对较晚的一种，1937年在北京首次面世，1940年泉家赵权之在《泉币》第三期撰文介绍，成为身价倍受泉界关注的大珍。
“乾祐宝钱”，铸行于仁宗乾祐年间，直径2.4厘米，重3.9克，形制较以前几种钱币更加精致，字体精美，边廓坚实，光背无文，铸造量小，存世量极少，属西夏文钱中之上品、当今泉家追寻的珍品。21世纪之初，我偶得一枚“乾祐宝钱”，释读后便爱不释手，也激起我对西夏文化及其他西夏文钱币的极大研究兴趣。
“天庆宝钱”，铸行于桓宗天庆年间，直径2.4厘米，重3.8克，制作精整，边廓坚挺，文字清晰，笔画匀称，铸量不大，存世较少，系西夏文钱中之最佳妙者。
文物记录着历史，历史亦被文物所收藏。极其珍罕的“西夏五宝”，见证了民族历史，丰富了中华文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据了解，“西夏五宝”存世较少，多在藏家之手或博物馆之中，平时难得一见，更别说有缘收藏，价格也因此连年涨高，使得神秘古钱币文化更加璀璨夺目，更显亘古悠远和博大精深。
编辑：刘亚荣
据了解，目前西夏文钱币只发现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为便于研究，我统称为“西夏五宝”。
“西夏五宝”属于珍稀古钱币，以罕见的西夏文为贵，光背，小平铜钱形制，铸造十分精美，形制规范统一，书法俊逸流畅，品相质地上乘。“西夏五宝”也曾像神秘的西夏王朝一样，远离世间和历史，甚至历代钱钞汇考、文论、杂论等典籍著录中也毫无踪影，直到19世纪初，它的神秘面纱才逐步得以揭开。
西夏是西北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从1038年李元昊称帝，到1227年被蒙古国灭亡，享国189年，历经10帝，除“西夏五宝”之外，还有“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以及“光定”8种，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均为楷书汉字体、小平钱，可称作“西夏八珍”。
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经济文化一派繁榮，艺术发展达到历史新高峰，但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却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以致造成了与辽、夏、金，相互鼎立，群雄割据，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又和好如初的局面。但纵观宋、夏两国历史，二者基本就是敌对关系。在西夏近200年的历史上，宋、夏两国光大型战争就发生了5次，小型摩擦基本不断。
李元昊称帝当年，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其间就有四次重要战役。直到1044年，双方签署《庆历协议》，两国才“罢战修好”。但结局不是像以往一样，而是大宋给西夏“馈赠”，以换取一时和平。宋朝每年给“大夏”提供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每逢节日再赐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从此，两国间断断续续恢复以民间交往为主的小型边贸活动，武备不足的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二十余年后的1064年，第二次宋、夏战争爆发，至此两国战火绵延不断，直到1127年北宋被金灭亡。
西夏文，是由李元昊即位后创制的一套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史称“蕃书”或“河西字”，明代末年衰落成死文字，被湮没在历史深处。
历史会不会跟世人捉迷藏或过家家，实未可知，但一度消失的西夏文确被历史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我曾站在高大的西夏古王陵前，为西夏文明的神秘消失感慨万千，为中华文化的历史缺失感到遗憾。我想探寻历史的细节，探寻文化的亮点，以此感受历史的脉动和文化的温度。多年前，在游览保定莲花池时，一个两米多高刻满笔画繁多文字的石幢引起我极大兴趣。导游告诉我，石幢上的文字是西夏文，是19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释读出来的，之前曾长期被人们误认为是“巴思巴文”。当时，对郭老的博学极为敬佩。后来才得知，早在19世纪初，学者张澍就发现蕃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对西夏文进行了初步释读。1914年罗振玉父子又在《西夏国书略说》中释读了福圣、乾祐、天庆、大安宝钱。1937年，赵权之考证了贞观宝钱。随后，钱币学界对西夏钱的研究逐步取得丰硕成果。
历史创造了文物，文物又记载了历史。“西夏五宝”的神秘面纱终于被层层揭开，西夏的历史也通过珍罕古币鲜活起来。西夏据丝绸之路主道上的河西走廊，非常重视与宋、辽、金诸国和西方的贸易。《天盛旧致新定律令》要求，优待西方商人。商贸的活跃，民族的兴盛，大大促进了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催生了“西夏五宝”的相继临世。
“福圣宝钱”，铸行于景宗李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年间，直径2.4厘米，重4.1克，属西夏早期铸币，虽然制作粗疏，但形制工整，铸量甚少，发现总数不足百枚。
“大安宝钱”，铸行于惠宗大安年间，直径2.45厘米，重4.04克，轮廓规整，文字朴茂，造型古朴，铸量稀少，属西夏诸钱中的奇珍之品。
“贞观宝钱”，铸行于崇宗贞观年间，直径2.5厘米，重5.3克，属古泉大珍，存世量超不过10枚，极其珍贵。 “贞观宝钱”是西夏文钱币中发现相对较晚的一种，1937年在北京首次面世，1940年泉家赵权之在《泉币》第三期撰文介绍，成为身价倍受泉界关注的大珍。
“乾祐宝钱”，铸行于仁宗乾祐年间，直径2.4厘米，重3.9克，形制较以前几种钱币更加精致，字体精美，边廓坚实，光背无文，铸造量小，存世量极少，属西夏文钱中之上品、当今泉家追寻的珍品。21世纪之初，我偶得一枚“乾祐宝钱”，释读后便爱不释手，也激起我对西夏文化及其他西夏文钱币的极大研究兴趣。
“天庆宝钱”，铸行于桓宗天庆年间，直径2.4厘米，重3.8克，制作精整，边廓坚挺，文字清晰，笔画匀称，铸量不大，存世较少，系西夏文钱中之最佳妙者。
文物记录着历史，历史亦被文物所收藏。极其珍罕的“西夏五宝”，见证了民族历史，丰富了中华文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据了解，“西夏五宝”存世较少，多在藏家之手或博物馆之中，平时难得一见，更别说有缘收藏，价格也因此连年涨高，使得神秘古钱币文化更加璀璨夺目，更显亘古悠远和博大精深。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