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曾被国人称作“弄潮儿”。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30岁左右，年富力强，激情四溢，是当时出国潮、下海潮的中坚力量。但这个称谓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与挑戰，意味着选择的悲喜与坎坷。老刘，就是其中的一个。
　　老刘，1963年生人，企业家。老刘这代人，身上有明显的保守和沧桑感，文革的记忆让他们格外重视制度和稳定，对体制有着先天的依赖。而老刘跟这代人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市场经济开始活跃的年代，他用自身的选择，对中国千年沿袭的官本位壁垒，进行了一次勇敢的突破。
　　“1989年，我放弃了省直机关重要领导秘书的职位，背上借贷，投身商海。”
　　“下海”在当年是个热词，但他并非第一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全民经商热降临中国。这一年被称为“公司元年”，王石、柳传志们在这一年为各自的事业奠基。
　　对于这个选择，老刘曾犹豫过。他在体制内活得很滋润，拥有社会地位和身份优势，但他更羡慕在改革中获取高收入的阶层，以及这个阶层在行事时不受牵绊的自由。于是，在其他人还在单位的温室里观望时，他扔掉了金饭碗。
　　“我有更大的价值追求，我想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想清楚了的老刘，不再犹豫。汽车、钢材、建材……只要是那个年代时髦的、赚钱的，他都做。仗着在机关攒下的好人缘，他真的淘到了第一桶金，成为百万富翁，而1990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2140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国务院修正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人埋藏在心底的创业梦、财富梦，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股春风，让老刘这个早他人几年下海的淘金者，率先尝到了甜头，生意如火箭般飞上了云端。
　　时代赋予的机遇，选择勇敢抓住的岂止老刘一人。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主动下海创业。以陈东升（泰康人寿）、田源（元明资本）、冯仑（万通控股）、潘石屹（SOHO中国）等为代表的“92派”，开始了他们的事业版图。
　　可是，商海汹涌，淹者无数。轻视市场规律、忽视经营管理的老刘，被市场经济的大浪，无情地拍倒在了海滩上。
　　“无法忘却兜里只剩下6块钱的日子。”1999年，建国50周年。普天同庆的年份，老刘却成了穷光蛋。深居浅出的日子，他拾起了书本。“那段时间，尽管兜比脸还干净，但精神世界却渐渐丰盈。现在回头看，竟成一生中难得的几段好时光之一。”
　　外界也正悄然变化着，许多故事都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在杭州，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儿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在北京，刘强东给10多个员工开年会，畅想新年目标：明年咱们聘个库管吧。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聚餐，那夜因“千年虫”，只有马化腾一人在线当客服安抚用户。
　　而在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自家小屋里，老刘的心日趋沉稳，定力十足。他一点儿也不急了，拿出最大的耐心等，等那个被后来的成功人士说得神乎其神的风口。
　　善于等待是大智慧。2003年，“非典”来袭。危机之后，国家更加重视疾控工作，环保成为社会共识，那个猪都能飞的机会终于来了。老刘像发现掉队羚羊的猎豹，出击又快又准。他整合手中资源，拿出百分之二百的精力投入环保设备经营。凭着商海经验和胆大心细，加之勤奋敬业，见多识广，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二桶金。
　　“我把自己，一个野蛮生长后的失败者，一点点儿地反省，一点点儿地修正，再出发时，也有年龄的关系，我谦虚多了，低调多了，也平和多了。”
　　201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5年，小微企业、孵化机构得到税收支持。“国家新政的出台，就是新一轮的机遇。‘双创’让我嗅到了盈利的味道。我盘下了大片废弃厂房，改造成创客基地和大学生就业培训中心。”这时的老刘上下腾挪、左右逢源，充分释放丰富的人脉资源。他跟政府相关部门合作，跟民营教育机构合作，跟商界大咖合作，一时间，他的基地车水马龙，高朋满座，财源滚滚。有官方大型会议，有商界高端论坛，有巨商富贾的演讲，有过万创业者求知的聆听……
　　“回顾我从商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是在追赶时代的潮流。认清哪里是潮头很重要，它的方向就是我选择前进的方向。”
　　的确，在时代窗口与经济周期的轮回中，老刘的选择，决定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