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是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的学生，遇害时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学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陈漱渝，与刘和珍烈士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幸存者张静淑取得了联系，并从她那里了解到《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幸存者忆惨案细节
　　 我（本文作者陈漱渝）最初给静淑老人写信是1975年底，询问了六个问题。1976年元旦她即给我写了回信。当时她还租住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处民房，条件极差。后来才搬迁到一处公房，条件稍有改善。
　　  我当然最想了解老人当年受伤的情况。据旧报刊报道，在“三·一八”惨案中张静淑受伤，被抬回女师大，惨叫了一夜，第二天才住医院，身体备受摧残。我跟老人核实这一情况。她于1976年1月13日复信说：
　　  我受伤后苏醒过来一看，我正倒在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院内，左边大铁栅门口。刘和珍、杨德群两位也都倒在那里呻吟。我使劲地抬起双手来，抱着刘和珍，叫她快起来！她指着胸前子弹眼说：起不来……当时，这院内大铁栅门口人堆人，极难爬过去。有一位北大戴眼镜的男同学把我向缝隙里一推，我跌倒在地上。他扶起我问：“哪里的人？”我说：“女师大的。”他叫了一辆人力车，扶我上车，放下车篷，嘱咐拉车的：“由小胡同走！”我到校时已是傍晚，同学们正集聚门口等候我们三人。同学把我抬到寝室床上后，发现枪弹从我背后尾脊等处射入。当时学校成立了救伤委员会。注册课的职员伍斌，湖南衡山人，戴眼镜，用电话请德国籍校医克礼来诊，当即送往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几天后将弹头一一从大腿等处取出。这时鲁迅先生也住这家医院，是临时避难的，他吃得很少，我常将我吃的东西分送给他吃。
　　 湖北女学生催生了《记念刘和珍君》
　　  同时，我当然会向她了解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事迹。她函告我，刘和珍烈士是她的好友，刘读英文系，她读教育系。“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刘和珍的遗体是从段祺瑞政府手中几经交涉才夺回的。刘和珍的老母亲1960年去世，活到83岁，无疾而终，一直享有烈属待遇。刘和珍之弟刘和理，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师范学院化学系任教。
　　  静淑老人还在信中向我告知了杨德群烈士的情况，说杨德群是湖南湘阴县人，牺牲时24岁。杨德群牺牲后，她父亲过继了一个儿子，叫杨建民，在长沙冶金工业学校任教。杨德群的父亲曾为女儿编过一本《杨德群烈士纪念册》，内有烈士部分日记及散文，原始资料由湖南汩罗县弼时公社弼时中学杨宪章老师保存。
　　  我还向静淑老人了解了一些有关女师大风潮的其他情况。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开头写道，敦促他撰写此文的是一位“程君”。她前来问鲁迅道：“先生可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爱看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这位“程君”就是这篇经典之作的催生者，就跟孙伏园是《阿Q正传》的催生者一样。静淑老人1976年2月20日函告我：
　　  程君名字叫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她继承祖母遗产，在校时经济状况最好，穿着讲究，人也漂亮，是刘和珍、我的好友之一，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在女师大“偕行社”的合影上，能看到程毅志其人，印证了静淑老人的说法。
　　 张静淑在“三·一八”惨案后的人生路
　　  关于张静淑本人的经历，她向我提供了一份传略，还有一篇回忆文章《我在吉隆坡》。从中得知，“三·一八”惨案后，张静淑休学去吉隆坡的一所华文中学任教。两年后回国复学，直至女師大毕业。
　　 毕业以后张静淑在北平、长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期长沙失守，她曾在益阳、沅陵、桂林等处辗转流离，长达七八年之久。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张静淑致力于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
　　  晚年的张静淑境遇不好。1976年3月，我写信给她问候起居。她同月15日复信说：
　　  当前我的健康情况很不好，一些老年人的病：血压高，白内障，失眠，动脉硬化我几乎全有，再加上左腿骨跌倒骨折，须扶杖行。五十年前中四弹的伤疤，至今仍隐隐作祟……这些使我处于不安的状态，心脏的活动是随时会停止的。
　　 老人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她说，“我一生毫无积蓄，年老多病不能工作，仅有一子，他已成家，其工资收入极微，时感入不敷出，更无力顾我”。
　　 我将她的情况告诉了有关单位和个人。上海鲁迅纪念馆派人专程赴长沙向她征集文物，并支付了一点征集费。静淑老人很高兴，说为数不多，但不无小补。
　　 1978年初，静淑老人病逝，终年76岁。
　　（摘自《中华读书报》 陈漱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