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国，某段时间，一天帮喜欢玩“户外”活动的所谓“驴友”为了追求好玩刺激，进入风景区，谎报线路“探险”，最终陷入困境。
　　家属一看，有危险，赶快报警，然后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救援。救出人后，“驴友”像英雄一样拍屁股走人，所有的烂摊子，则让政府和风景区管理部门来收拾。而在另外一次对违规“驴友”的救援中，还有一名警察牺牲。
　　于是，争议来了。
　　有人指责这帮“驴友”不负责任地浪费公共资源，认为政府根本没有义务为他们违规地追求好玩刺激的后果埋单。但有人却和“驴友”的心态一样，认为政府和民间救援队的救援天经地义，是他们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谁对谁错呢?
　　有人这样论证：如果要“驴友”掏钱的话，那么，“119”也应该宣布，今后救火，火灾是由谁的责任造成的，就由责任人承担救火费用，如果是自己不小心，甚至自己放火，就更要自付救火开支了；对于跳楼自杀者救助，事后肯定也应该让自杀者付费；公安机关派人处理打架纠纷，是否也要让打架的责任人负担出警费用?其中心思想是：可以对“驴友”处罚，但不能要求他们掏钱。
　　这是一种类比论证。但错得离谱。
　　“驴友”玩登山探险，逃票或谎报线路而出事，和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引发火灾、跳楼自杀或打架斗殴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事情。从后一类事情上——不能要求引发火灾者、跳楼自杀者、打架斗殴者掏钱，并不能推出不能向“驴友”收费。
　　在性质上，它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引发火灾、跳楼自杀、打架斗殴，其理应获得政府救助、制止，即导致使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属于一个人基本的行为范畴，它们或者会对公共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和危害，或者一个人自己来解决，根本就搞不定，这两个条件非常重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组成一个政治社会，成立政府，纳税让警察、消防等机构运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类情况的出现，这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所以，一旦这类行为发生，不仅政府有救助、制止责任，而且不能收费，因为纳税人为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已经掏了钱。
　　但是，像“驴友”们的那种登山探险，并不属于一个人基本的行为范畴，也不是基本的需求，那只是少数人的爱好和享受，是一种纯粹的私人偏好。大家在组成政治社会时，从政府成立的逻辑上，并没有约定要为这类纯粹的私人偏好，或它的后果埋单。
　　个人既然选择了这类行为，那么掏钱的事情，个人就必须自己解决。这就像你没饭吃可以找政府，但你想吃山珍海味也找政府，就没道理一样。同样，政府可以保障一个人能够有基本的房子住，但他要住别墅也想找政府，那就过分了。
　　简而言之，发生火灾、跳楼自杀、打架斗殴，政府机构要出动，免费救助和制止，是出于契约，背后是公民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但是，“驴友”们逃票或谎报线路而让自己出现危险，从而导致政府的救援，绝不是来源于什么公民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而是生命权利。
　　纳税人在纳税让政府机构运作时，没有一项是为这类私人偏好及其错误后果埋单的。
　　生命权利当然可以启动政府、景区，以及民间救援队的救援。就是说，在道德上，因为生命至高无上，他们有权利要政府、景区，以及民间救援队这样做。
　　但是，政府有责任尽全力去救“驴友”，绝不意味着它就有为救援掏钱，让“驴友”“免费”的义务，景区、民间救援队更不用说。
　　也就是说，“驴友”的生命权利，只能启动救援，并没有赦免他们付费的义务，他们并没有要别人掏钱救他们的权利。别人并不欠他们什么。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没有义务为少数人错误地行使其私人偏好埋单。
　　不仅如此，他们的行为还要受到惩罚。
　　无论是基于公民权利、纳税人权利，还是基于生命权利，一个人出现了危险，政府肯定要救助。但是，一个人有这类权利，从来就不预设他就可以滥用它们，从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并且还把救援人员置于危险之中。
　　所以，尽管在火灾、跳楼自杀、打架斗殴上，除非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或者其行为不是错误，否则，视其责任或错误程度，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样做，就是为了警告其他人，不能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公共资源。
　　同样，“驴友”们遇险，如果其行为有过错，比如谎报线路什么的，必须受到惩罚，禁止在某一景区，甚至国内再玩这类私人偏好的行为，或者罚款。
　　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任何一种基于私人偏好的行为，错误地行使都可以获得免费救助，那今天你当。“驴友”，明天我就玩更稀奇古怪的刺激性行为，公共资源马上就会被掏空。
　　编辑／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