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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
我们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改革的体制出发点
计划经济制度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公司理论。人们观察到，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内部有计划，但整个经济却没有计划。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
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他的公司理论时，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那种把国家看做一个大公司思想的影响。当然科斯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公司性质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讲到底，就是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重新界定权利的中国路径
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市场经济就大规模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
据我观察，中国重新界定产权是分层次推进的。
早在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公有制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曾经生长出形形色色的私人产权的萌芽，也提供过不少可以减轻贫困、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办法。但是，只有当“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头，愿意从底层的探索行动吸取调整政策、变化制度的力量时，各地的自发努力才有机会汇成制度变迁的伟大力量。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前人写下的本本，前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从改革的方法看，中国鼓励底层的、地方的改革、探索与试验，有了成果先给予地方性的合法承认，然后把地方经验“合成”为中央政策，再不断根据政策的实施效果宣布“政策不变”和“长期不变”，最后水到渠成，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它发挥了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不平衡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顾及到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所必须要的程序合理性与法律权威性。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仅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转变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对此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开放与卷入，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难以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生一系列“失衡”的背景。
基本的冲击来自两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没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在宏观上，美元既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因为中国等国深度卷入全球化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商品质的生活水准；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高举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看来都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单独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对重塑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背书。在我看来，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虽然不少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法宝，但我认为更切合实际的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诱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结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低成本、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竞争力。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当然，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我们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改革的体制出发点
计划经济制度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公司理论。人们观察到，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内部有计划，但整个经济却没有计划。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
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他的公司理论时，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那种把国家看做一个大公司思想的影响。当然科斯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公司性质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讲到底，就是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重新界定权利的中国路径
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市场经济就大规模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
据我观察，中国重新界定产权是分层次推进的。
早在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公有制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曾经生长出形形色色的私人产权的萌芽，也提供过不少可以减轻贫困、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办法。但是，只有当“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头，愿意从底层的探索行动吸取调整政策、变化制度的力量时，各地的自发努力才有机会汇成制度变迁的伟大力量。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前人写下的本本，前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从改革的方法看，中国鼓励底层的、地方的改革、探索与试验，有了成果先给予地方性的合法承认，然后把地方经验“合成”为中央政策，再不断根据政策的实施效果宣布“政策不变”和“长期不变”，最后水到渠成，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它发挥了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不平衡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顾及到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所必须要的程序合理性与法律权威性。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仅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转变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对此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开放与卷入，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难以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生一系列“失衡”的背景。
基本的冲击来自两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没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在宏观上，美元既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因为中国等国深度卷入全球化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商品质的生活水准；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高举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看来都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单独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对重塑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背书。在我看来，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虽然不少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法宝，但我认为更切合实际的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诱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结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低成本、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竞争力。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当然，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