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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其重点不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规范、政治权力等等。互文视角下，多种意识形态通过互文对话来实现对译者的操控。这些操控表现在：对译者的限制、对其译本选择的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确定及译者互文取向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互文性 译者 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和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
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意识形态引起了国内外译界的关注。文化研究更主张强调文学艺术、文本翻译与历史现实、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以及其它思想话语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秦文华，2006：213）。
翻译活动中伴随着观念的传递与交流，其中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主体间的互动、主体的认知过程和价值评判。因此，“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观（poetics）的影响；其中，赞助人（patronage）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控制诗学”（Andre Lefevere，1992：14-15）。
译者在对众多互文本的认知解读与构建时，处于意识形态互文对话的中心，受到来自译者本身的互文性记忆、原文及其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及所处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多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互文本之间的引用、参考、转换、重构，伴随着源语意识形态、原作者意识形态、目标语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的相遇、冲突、顺从、控制、引用、改写、容纳、吸收等互文交流。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内因，一切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诗学）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是外因，包括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皇室、出版商和媒体（报纸、杂志和电视）。他们的意识形态，通常是作为操控译者翻译行为的外在因素。
一 意识形态制约译作的接受
互文视角下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表现为译者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译者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必定会属某一个社会阶层，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且服务于这个社会的利益。马丁·路德因将《圣經》译成德文和提倡宗教改革而闻名于世。由于与当时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他翻译的《圣经》并没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在遭到一些政客文人的篡改后才为统治阶级接受和推广。为了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被篡改后的《圣经》译本虽然在语言上与原文相似，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已截然不同了。
严复从小受“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教育，把翻译当作救国于危难的重要手段。赫胥黎的《天演论》体现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思想。他翻译这本书是为了让国人能够接受这种新思想。同是在语言上，他选用了有两三千年传统的、在当时仍为文人墨客所沿用的文言表达，以便于当时知识分子所易于接受。
二 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的取材
译者位于翻译互文网络的中心，其自身与社会环境的指涉关系表现为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原文创作的意识形态及其自身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联。由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文本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主体个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辛红娟，2004：213）正因为如此，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拟译文本的选择绝不是个人的完全自由的选择，它要受到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同时也会体现译者个体意识形态。译者对拟译文本的选择，是在意识形态相互指涉的过程中完成的。
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而这种操纵活动是由目标语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目标文化的政治氛围、信仰架构、价值体系、文学和语言传统、道德标准等都在时刻操纵着翻译。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译作而言，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方面）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关系。（路易·阿尔都塞，1987：34）现代诗人和翻译家穆旦在美国留学时主攻英美文学。但是1953年回国时，正值中国与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他为了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改为翻译前苏联的文学作品。
三 意识形态决定译者的策略
互文视角下翻译的行为表现了互为主体的预设关系。译者的主体意识与作者的主体意识不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渗透了不同意识形态的隐喻式解读，也必然在翻译里不同程度反映折射出来。（孙艺风，2003：6）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对意识形态的把握加深了对文本互文指涉的认识，决定了翻译策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有“淡化”、“归化”与“异化”。当译者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形态或翻译追求与原文的意识形态冲突时，译者便会利用淡化策略，对语言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转换改写或消除。这是译者出于自我意识追求的一种选择。如果源语与译语间的意识形态具有差异或不对应，译者可以采用“归化”与“异化”策略，但也并非是简单地选择其中一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之间通过互文关联而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时的赞助人是出版社。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译者的行为必须符合当时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因此，杨宪益在翻译中主要使用了“异化”策略来配合国家对外宣传工作。霍克斯则是专心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与英译工作，完全出于自身的文学兴趣，他翻译完稿后才确定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他的翻译行为完全出于个人意愿，自己就是赞助人，译本也只体现了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向英语国家读者译介中国名著，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需求来选择“归化”策略。 四 意识形态左右译者的互文取向
互文性视角来研究翻译，与其他的翻译研究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将意识形态也纳入了广义的文本范围。因此，语言文本与意识形态有了更为密切的关联度，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解读阐释与改写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对文本的互文阐释和改写。
批评话语学派认为，语言的慣用（usage）和使用（use）都携带着意识形态因素，因此语言本身就是社会实践。（黄国文、徐 ，2006：2）当译者对原文进行互文解读与阐释时，原文作者及其生活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特殊意义的文本，以隐性的互文关系存在于字里行间，影响着译者的思维过程。原文作者是在互文记忆中写作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与感情。每一个作者所选择的语篇结构和语言形式，正是在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作者根据其交际目的从互文网络中筛选出来的。互文性来自于作者对先在文本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指涉与参照，这种指涉关系要求译者对先前文本及文化的追溯。同时，译者也是在自己互文性记忆中解读和阐释原文，他会根据自己的自身的体验和意识形态去追寻原文及其他作者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受到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目的决定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即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决定性）。”（陈中竺，1995：21-24）译者在通过构建译文来重新表述意义的时候，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以意识形态为动因。翻译中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建构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因此在互文性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或寻求意义对等的过程，而是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社会行为。
“延异”解构产生的片断与碎片，使得自我可以挑战他者，创造了改写的空间，而碎片重组的方式也可能反应出某种意识形态。为了使译作能够在目标语社会中生存，译者的行为就必须服从于该社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使译作要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在译者翻译行为中集中体现，改写、删减、被迫的选择更成为了必然。
译者的意识形态在对互文性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在译作的字里行间得到了最为清晰的体现。译者有时是主动地参与这一过程，有时是被动地附和译入语的意识形态，有时是无意识参与。如果译者忽视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无论译文从语言本身来看多么准确优美，也会丧失存在的社会意义，被“赞助人”所抛弃。同时，如果译者的作品虽然顺应了目标语的意识形态，但不符合其诗学观，也同样会被“专业人士”和读者所抛弃。译者如果能够站在整个语篇的高度准确把握作者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感情、创作动机、写作风格、言外之意等等，才能在互文网络中选择文本的语言形式。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蒋骁华，2003：28）。互文性的社会文化背景——诗学形态也对译作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诗学包含一系列文学既定的题材、体裁、模型、情景和符号象征。在翻译过程中，互文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操控是一种抗衡与传递关系。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使译文缺失了一些客观的互文性因素，出现过度“改写”的情况。翻译名家个性化的译文就是其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制控下个体意志的体现与彰显。
文化之间的交流本质上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交流。成功的交流往往包含着从对抗走向妥协、融合，再由此走向繁荣。在互文性语境下，翻译不再是仅仅只在语言文本间的转换，还体现在了译者及赞助人、诗学观、原文及原文作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传递、抗衡与融合的互文关系。与传统的物质世界与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观念相比，互文性视野中的意识形态系统具有间性的关系。因此，在互文视角下研究意识形态对译者的行为的影响，将使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译者的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同时也将扩展译者的视野，使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得到改进。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互文视野下的译者研究（项目编号：12512395）。
参考文献：
[1] 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2] 黄国文、徐 ：《关于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0期。
[3] 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年第9期。
[4]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译：《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5]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 孙艺风：《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7] 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求索》，2004年第4期。
[8] Levefere，A.Translating，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9] Levefere，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作者简介：王发展，男，1971—，黑龙江克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意识形态 互文性 译者 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它是某一国家或集体流行的信念，潜藏在其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和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
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意识形态引起了国内外译界的关注。文化研究更主张强调文学艺术、文本翻译与历史现实、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以及其它思想话语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秦文华，2006：213）。
翻译活动中伴随着观念的传递与交流，其中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主体间的互动、主体的认知过程和价值评判。因此，“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观（poetics）的影响；其中，赞助人（patronage）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控制诗学”（Andre Lefevere，1992：14-15）。
译者在对众多互文本的认知解读与构建时，处于意识形态互文对话的中心，受到来自译者本身的互文性记忆、原文及其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及所处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多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过程中互文本之间的引用、参考、转换、重构，伴随着源语意识形态、原作者意识形态、目标语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的相遇、冲突、顺从、控制、引用、改写、容纳、吸收等互文交流。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内因，一切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诗学）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是外因，包括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皇室、出版商和媒体（报纸、杂志和电视）。他们的意识形态，通常是作为操控译者翻译行为的外在因素。
一 意识形态制约译作的接受
互文视角下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表现为译者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译者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必定会属某一个社会阶层，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且服务于这个社会的利益。马丁·路德因将《圣經》译成德文和提倡宗教改革而闻名于世。由于与当时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他翻译的《圣经》并没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在遭到一些政客文人的篡改后才为统治阶级接受和推广。为了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被篡改后的《圣经》译本虽然在语言上与原文相似，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已截然不同了。
严复从小受“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教育，把翻译当作救国于危难的重要手段。赫胥黎的《天演论》体现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思想。他翻译这本书是为了让国人能够接受这种新思想。同是在语言上，他选用了有两三千年传统的、在当时仍为文人墨客所沿用的文言表达，以便于当时知识分子所易于接受。
二 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的取材
译者位于翻译互文网络的中心，其自身与社会环境的指涉关系表现为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原文创作的意识形态及其自身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联。由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文本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主体个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辛红娟，2004：213）正因为如此，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拟译文本的选择绝不是个人的完全自由的选择，它要受到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同时也会体现译者个体意识形态。译者对拟译文本的选择，是在意识形态相互指涉的过程中完成的。
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而这种操纵活动是由目标语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目标文化的政治氛围、信仰架构、价值体系、文学和语言传统、道德标准等都在时刻操纵着翻译。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译作而言，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方面）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关系。（路易·阿尔都塞，1987：34）现代诗人和翻译家穆旦在美国留学时主攻英美文学。但是1953年回国时，正值中国与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他为了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改为翻译前苏联的文学作品。
三 意识形态决定译者的策略
互文视角下翻译的行为表现了互为主体的预设关系。译者的主体意识与作者的主体意识不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渗透了不同意识形态的隐喻式解读，也必然在翻译里不同程度反映折射出来。（孙艺风，2003：6）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对意识形态的把握加深了对文本互文指涉的认识，决定了翻译策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有“淡化”、“归化”与“异化”。当译者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形态或翻译追求与原文的意识形态冲突时，译者便会利用淡化策略，对语言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转换改写或消除。这是译者出于自我意识追求的一种选择。如果源语与译语间的意识形态具有差异或不对应，译者可以采用“归化”与“异化”策略，但也并非是简单地选择其中一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之间通过互文关联而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时的赞助人是出版社。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译者的行为必须符合当时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因此，杨宪益在翻译中主要使用了“异化”策略来配合国家对外宣传工作。霍克斯则是专心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与英译工作，完全出于自身的文学兴趣，他翻译完稿后才确定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他的翻译行为完全出于个人意愿，自己就是赞助人，译本也只体现了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向英语国家读者译介中国名著，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需求来选择“归化”策略。 四 意识形态左右译者的互文取向
互文性视角来研究翻译，与其他的翻译研究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将意识形态也纳入了广义的文本范围。因此，语言文本与意识形态有了更为密切的关联度，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解读阐释与改写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层次。“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对文本的互文阐释和改写。
批评话语学派认为，语言的慣用（usage）和使用（use）都携带着意识形态因素，因此语言本身就是社会实践。（黄国文、徐 ，2006：2）当译者对原文进行互文解读与阐释时，原文作者及其生活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特殊意义的文本，以隐性的互文关系存在于字里行间，影响着译者的思维过程。原文作者是在互文记忆中写作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与感情。每一个作者所选择的语篇结构和语言形式，正是在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作者根据其交际目的从互文网络中筛选出来的。互文性来自于作者对先在文本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指涉与参照，这种指涉关系要求译者对先前文本及文化的追溯。同时，译者也是在自己互文性记忆中解读和阐释原文，他会根据自己的自身的体验和意识形态去追寻原文及其他作者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受到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语篇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语篇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目的决定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即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决定性）。”（陈中竺，1995：21-24）译者在通过构建译文来重新表述意义的时候，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以意识形态为动因。翻译中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建构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因此在互文性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或寻求意义对等的过程，而是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社会行为。
“延异”解构产生的片断与碎片，使得自我可以挑战他者，创造了改写的空间，而碎片重组的方式也可能反应出某种意识形态。为了使译作能够在目标语社会中生存，译者的行为就必须服从于该社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使译作要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在译者翻译行为中集中体现，改写、删减、被迫的选择更成为了必然。
译者的意识形态在对互文性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在译作的字里行间得到了最为清晰的体现。译者有时是主动地参与这一过程，有时是被动地附和译入语的意识形态，有时是无意识参与。如果译者忽视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无论译文从语言本身来看多么准确优美，也会丧失存在的社会意义，被“赞助人”所抛弃。同时，如果译者的作品虽然顺应了目标语的意识形态，但不符合其诗学观，也同样会被“专业人士”和读者所抛弃。译者如果能够站在整个语篇的高度准确把握作者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感情、创作动机、写作风格、言外之意等等，才能在互文网络中选择文本的语言形式。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蒋骁华，2003：28）。互文性的社会文化背景——诗学形态也对译作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诗学包含一系列文学既定的题材、体裁、模型、情景和符号象征。在翻译过程中，互文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操控是一种抗衡与传递关系。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使译文缺失了一些客观的互文性因素，出现过度“改写”的情况。翻译名家个性化的译文就是其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制控下个体意志的体现与彰显。
文化之间的交流本质上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交流。成功的交流往往包含着从对抗走向妥协、融合，再由此走向繁荣。在互文性语境下，翻译不再是仅仅只在语言文本间的转换，还体现在了译者及赞助人、诗学观、原文及原文作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传递、抗衡与融合的互文关系。与传统的物质世界与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观念相比，互文性视野中的意识形态系统具有间性的关系。因此，在互文视角下研究意识形态对译者的行为的影响，将使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译者的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同时也将扩展译者的视野，使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得到改进。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互文视野下的译者研究（项目编号：12512395）。
参考文献：
[1] 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2] 黄国文、徐 ：《关于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0期。
[3] 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年第9期。
[4]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译：《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5]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 孙艺风：《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7] 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求索》，2004年第4期。
[8] Levefere，A.Translating，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9] Levefere，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作者简介：王发展，男，1971—，黑龙江克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