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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有一条庞大的生产链条，编剧只是其中一环，经纪公司的存在，则令编剧这种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
苏联早期电影导演杜甫仁科曾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在纸上设计影片的总设计师。”这句话充分强调了编剧在影片“从无到有”过程中的支撑性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影视行业中商业和创作的矛盾，常使编剧处于非常尴尬的夹缝境地。
“不要说导演和演员，编剧现在就连一些技术人员都不如。”著名编剧海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比如我在签约的时候，就会特别在合约中注明，我的台词、细节在前期和后期中都不能修改。但是现在很多编剧如果跟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家很可能就不用他了。”
正如海岩所述，国内编剧报酬常常仅占项目预算的5%～10%，绝大多数编剧都曾遭遇过被拖欠或抵赖稿酬、剧本遭剽窃、被迫放弃署名权等“狗血”情节。
编剧经纪人，就是编剧行业的“天才捕手”，捕捉到优秀的编剧和剧本，保障其权益，发挥其最大价值。
“编剧确实需要经纪人，因为网络再发达、平台再多，也需要人去沟通，我希望编剧经纪人能够有助于编剧的创作，让他们把剧本更好推广出去。”编剧扈晶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剧维权难
2007年11月5日，美国编剧工会要求维护更多影视作品在新媒体领域的收益，组织了上万名编剧长达100天的罢工。其间，洛杉矶遭遇的经济损失达到32亿美元。
在美国电影学会评出的2007年度“重要时刻”中，“好莱坞编剧罢工”位列首位。
编剧工会在好莱坞电影行业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前期合同范本到后期权益维护，为编剧的利益代言，避免了编剧以个体来对抗强大的制片公司。
然而，在中国影视圈，编剧维权却困难得多。即使著名编剧，也常常会遇到棘手问题。
创作了《牵手》《中国式离婚》的著名编剧王海鸰曾对媒体谈到：“大多编剧都会面临投资方和导演对剧本进行所谓‘二度创作’的问题。”
王海鸰表示，掌握了作品生杀大权的投资方与导演不一定具备创作能力，剧作的成功会归功于投资方和导演的“二度创作”，剧作失败时，人们往往会抱怨“剧本太烂”。
“有些资方没有融资运作能力，就会一直死抠剧本，拿着剧本给这个看看给那个看看，不改个两三年就不善罢甘休，最后一个好本子被改得乱七八糟，也是常有的事。”著名编剧张晓芸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她认为，目前编剧市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由于播出平台少等原因造成剧本积压;二是好剧本难遇伯乐，无法得到很好的呈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扈晶波说，经常有约谈剧本创意并达成口头协议后，剧本却因各种原因被搁置的情况，导致编剧做了“无用功”。
著名编剧尚维权不易，绝大多数新人编剧面对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上海悠方影视工作室的创始人苏小喵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原创剧本版权保护力度还很小，盗用和抄袭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影视剧质量被诟病，其根源就在于编剧不受重视。
“曾有影视公司说，有了小说IP找谁来写都行，甚至中途换编剧也没问题。这种对编剧的不重视，造成大部分剧本质量差。”苏小喵说。
“我自己没遇到过‘无良商家’，但身边很多新编剧都有被坑的经历。”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编剧吴英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算签了合同不付钱，也不能拿对方怎么样，因为你是个体，他是机构，打官司所用的财力物力你耗不过，所以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
新人为著名编剧做“枪手”，是国内编剧圈公开的秘密。制作方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雇佣刚入行的年轻编剧，且剥夺其署名权。因属暗箱操作，加之无人脉资源，新编剧常常连极低的稿费也难追到手。
“這就更证明，选择一个值得信任的经纪公司替自己发声很重要。”吴英奇说。
为编剧护航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日趋成熟与行业细分，近两年来，针对编剧行业的经纪服务开始出现。
编剧经纪人承担沟通桥梁的作用。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他们负责把控剧本质量和进度，对于编剧来说，他们主要负责打理编剧除了写作以外的一切事务，譬如推荐剧本、签约、追稿费等。
“编剧也分很多档次和种类。”张晓芸表示，相对来说，编剧经纪人的服务，对于新人编剧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编剧经纪是不会让自己的编剧沦为‘枪手’的，一个没有市场价值的‘枪手’怎么培养？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编剧越来越有市场价值，编剧经纪会捍卫编剧的权益，包括署名权。”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青年编剧韩佳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韩佳彤表示，除此之外，编剧经纪还要有能力去判断与相关制片方有没有结算稿酬的能力和信用。
那么，专业经纪的出现，对于剧本质量的提升有没有实质性作用？
张晓芸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涉及编剧内容方面的工作，编剧经纪只负责很小一部分。
韩佳彤则认为，经纪公司为编剧解决所有的行政事务，就等于是在帮助其维持作品的品质。
韩佳彤目前已签约了经纪公司。她看重的是经纪公司的平台优势，通过其筛选出靠谱的剧本项目，从而节省自己的时间。
“经纪公司提供法律顾问和秘书，帮忙处理合同等琐碎事务，节省了我的精力，这样我就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写作，保证作品的质量。”韩佳彤说。
不过，好编剧难求，专业的编剧经纪人更难求。 张晓芸认为，编剧经纪人首先得懂剧本，知道手中作品的卖点以及编剧的个人特点是什么，此外还要懂市场，“比如说某种题材，每个台一年的播出名额和指标都得知道。”
而在扈晶波看来，懂得影视制作流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拥有相应的人力资源，完全就可以做影视公司而不局限于编剧经纪了。
“编剧经纪人的定位是很好，但目前还处于‘有能力的人不愿做，没能力的人做不了’的情况。”扈晶波说，另外，编剧即使找到了能力强的经纪人，要实现合作默契愉快，“就像找合适的恋爱对象一样难”。
吴英奇在2017年3月解除了原有的编剧经纪合约，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很多合同是五年甚至十年，没有能力的经纪在这期间能提供的帮助远远抵不上这一时间成本。”
上海梦现场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编剧经纪的出现是个好现象，不过行业成熟需要过程，并非所有编剧都能在一开始就找到资源完备的经纪公司。
建立标准，打通认知
近两年，一些编剧为争取行业话语权而成立公司，获得融资后，这些编剧公司基本都走上了同样的路——从编剧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参与投资和制作，建立项目打包机制，并开展编剧经纪服务。
北京如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戏）创始人朱博文在2016年时已是70位编剧的经纪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朱博文表示，影视行业的商业化进程，严格算起来不过二十余年，在一个成熟的行业中，必然会有担负资源调配的角色，在文化娱乐业，这个角色便是经纪公司。
在北美这样影视产业相对成熟的市场，大量经纪公司几乎解决了业内项目和人才的需求，是行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反观国内，经纪业一直停留在其中最基础的某几个环节或领域，并未有一家公司可以真正被称作‘艺术家经纪公司’。”朱博文說。
朱博文告诉本刊记者，国内默认“经纪公司”为“艺人经纪公司”，而随着影视业发展，核心环节人员的个人经济效益和价值都跟上了世界水准，这些人才同样是“值得经纪”的，同样具有巨大的挖掘价值。
“编剧经纪做的就是发现编剧的特点，提升他的价值。原本编剧3个月的时间值50万元，但未来可能会变成100万元、150万元。”朱博文说。
在他看来， “经纪行业，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信息落差’，像中介的角色;第二步才是最关键的，即解决‘认知落差’，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标准签约编剧，实现影视开发方的标准与我们标准之间的平衡，等等。”
朱博文认为，编剧市场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标准。所谓的标准，包含剧作创作、项目接洽、相关法律、业内各公司及个人行为的标准等，只有建立标准打通认知上的障碍，才能解决效率问题。
经纪公司要解决“信息落差”和“认知落差”，编剧行业自身内容先达到合格是基础。“对于编剧而言，第一要考虑的是提升自己的水平，笔耕不辍。”朱博文说。
正如朱博文所言，职业编剧经纪在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据统计，如今，除了如戏之外，“剧本超市”“编剧帮”“云莱坞”“歪马”等影视公司都开辟了编剧经纪服务，不少影视公司还专门提供针对单个项目的剧本经纪服务。
“影视行业有一条庞大的生产链条，编剧只是其中一环，经纪公司的存在，则令编剧这种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编剧和经纪公司之间，是个双向选择，合作共赢。”韩佳彤告诉本刊记者。
苏联早期电影导演杜甫仁科曾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在纸上设计影片的总设计师。”这句话充分强调了编剧在影片“从无到有”过程中的支撑性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影视行业中商业和创作的矛盾，常使编剧处于非常尴尬的夹缝境地。
“不要说导演和演员，编剧现在就连一些技术人员都不如。”著名编剧海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比如我在签约的时候，就会特别在合约中注明，我的台词、细节在前期和后期中都不能修改。但是现在很多编剧如果跟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人家很可能就不用他了。”
正如海岩所述，国内编剧报酬常常仅占项目预算的5%～10%，绝大多数编剧都曾遭遇过被拖欠或抵赖稿酬、剧本遭剽窃、被迫放弃署名权等“狗血”情节。
编剧经纪人，就是编剧行业的“天才捕手”，捕捉到优秀的编剧和剧本，保障其权益，发挥其最大价值。
“编剧确实需要经纪人，因为网络再发达、平台再多，也需要人去沟通，我希望编剧经纪人能够有助于编剧的创作，让他们把剧本更好推广出去。”编剧扈晶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剧维权难
2007年11月5日，美国编剧工会要求维护更多影视作品在新媒体领域的收益，组织了上万名编剧长达100天的罢工。其间，洛杉矶遭遇的经济损失达到32亿美元。
在美国电影学会评出的2007年度“重要时刻”中，“好莱坞编剧罢工”位列首位。
编剧工会在好莱坞电影行业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前期合同范本到后期权益维护，为编剧的利益代言，避免了编剧以个体来对抗强大的制片公司。
然而，在中国影视圈，编剧维权却困难得多。即使著名编剧，也常常会遇到棘手问题。
创作了《牵手》《中国式离婚》的著名编剧王海鸰曾对媒体谈到：“大多编剧都会面临投资方和导演对剧本进行所谓‘二度创作’的问题。”
王海鸰表示，掌握了作品生杀大权的投资方与导演不一定具备创作能力，剧作的成功会归功于投资方和导演的“二度创作”，剧作失败时，人们往往会抱怨“剧本太烂”。
“有些资方没有融资运作能力，就会一直死抠剧本，拿着剧本给这个看看给那个看看，不改个两三年就不善罢甘休，最后一个好本子被改得乱七八糟，也是常有的事。”著名编剧张晓芸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她认为，目前编剧市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由于播出平台少等原因造成剧本积压;二是好剧本难遇伯乐，无法得到很好的呈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扈晶波说，经常有约谈剧本创意并达成口头协议后，剧本却因各种原因被搁置的情况，导致编剧做了“无用功”。
著名编剧尚维权不易，绝大多数新人编剧面对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上海悠方影视工作室的创始人苏小喵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原创剧本版权保护力度还很小，盗用和抄袭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影视剧质量被诟病，其根源就在于编剧不受重视。
“曾有影视公司说，有了小说IP找谁来写都行，甚至中途换编剧也没问题。这种对编剧的不重视，造成大部分剧本质量差。”苏小喵说。
“我自己没遇到过‘无良商家’，但身边很多新编剧都有被坑的经历。”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编剧吴英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算签了合同不付钱，也不能拿对方怎么样，因为你是个体，他是机构，打官司所用的财力物力你耗不过，所以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
新人为著名编剧做“枪手”，是国内编剧圈公开的秘密。制作方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雇佣刚入行的年轻编剧，且剥夺其署名权。因属暗箱操作，加之无人脉资源，新编剧常常连极低的稿费也难追到手。
“這就更证明，选择一个值得信任的经纪公司替自己发声很重要。”吴英奇说。
为编剧护航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日趋成熟与行业细分，近两年来，针对编剧行业的经纪服务开始出现。
编剧经纪人承担沟通桥梁的作用。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他们负责把控剧本质量和进度，对于编剧来说，他们主要负责打理编剧除了写作以外的一切事务，譬如推荐剧本、签约、追稿费等。
“编剧也分很多档次和种类。”张晓芸表示，相对来说，编剧经纪人的服务，对于新人编剧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编剧经纪是不会让自己的编剧沦为‘枪手’的，一个没有市场价值的‘枪手’怎么培养？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编剧越来越有市场价值，编剧经纪会捍卫编剧的权益，包括署名权。”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青年编剧韩佳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韩佳彤表示，除此之外，编剧经纪还要有能力去判断与相关制片方有没有结算稿酬的能力和信用。
那么，专业经纪的出现，对于剧本质量的提升有没有实质性作用？
张晓芸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涉及编剧内容方面的工作，编剧经纪只负责很小一部分。
韩佳彤则认为，经纪公司为编剧解决所有的行政事务，就等于是在帮助其维持作品的品质。
韩佳彤目前已签约了经纪公司。她看重的是经纪公司的平台优势，通过其筛选出靠谱的剧本项目，从而节省自己的时间。
“经纪公司提供法律顾问和秘书，帮忙处理合同等琐碎事务，节省了我的精力，这样我就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写作，保证作品的质量。”韩佳彤说。
不过，好编剧难求，专业的编剧经纪人更难求。 张晓芸认为，编剧经纪人首先得懂剧本，知道手中作品的卖点以及编剧的个人特点是什么，此外还要懂市场，“比如说某种题材，每个台一年的播出名额和指标都得知道。”
而在扈晶波看来，懂得影视制作流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拥有相应的人力资源，完全就可以做影视公司而不局限于编剧经纪了。
“编剧经纪人的定位是很好，但目前还处于‘有能力的人不愿做，没能力的人做不了’的情况。”扈晶波说，另外，编剧即使找到了能力强的经纪人，要实现合作默契愉快，“就像找合适的恋爱对象一样难”。
吴英奇在2017年3月解除了原有的编剧经纪合约，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很多合同是五年甚至十年，没有能力的经纪在这期间能提供的帮助远远抵不上这一时间成本。”
上海梦现场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编剧经纪的出现是个好现象，不过行业成熟需要过程，并非所有编剧都能在一开始就找到资源完备的经纪公司。
建立标准，打通认知
近两年，一些编剧为争取行业话语权而成立公司，获得融资后，这些编剧公司基本都走上了同样的路——从编剧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参与投资和制作，建立项目打包机制，并开展编剧经纪服务。
北京如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戏）创始人朱博文在2016年时已是70位编剧的经纪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朱博文表示，影视行业的商业化进程，严格算起来不过二十余年，在一个成熟的行业中，必然会有担负资源调配的角色，在文化娱乐业，这个角色便是经纪公司。
在北美这样影视产业相对成熟的市场，大量经纪公司几乎解决了业内项目和人才的需求，是行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反观国内，经纪业一直停留在其中最基础的某几个环节或领域，并未有一家公司可以真正被称作‘艺术家经纪公司’。”朱博文說。
朱博文告诉本刊记者，国内默认“经纪公司”为“艺人经纪公司”，而随着影视业发展，核心环节人员的个人经济效益和价值都跟上了世界水准，这些人才同样是“值得经纪”的，同样具有巨大的挖掘价值。
“编剧经纪做的就是发现编剧的特点，提升他的价值。原本编剧3个月的时间值50万元，但未来可能会变成100万元、150万元。”朱博文说。
在他看来， “经纪行业，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信息落差’，像中介的角色;第二步才是最关键的，即解决‘认知落差’，也就是建立什么样的标准签约编剧，实现影视开发方的标准与我们标准之间的平衡，等等。”
朱博文认为，编剧市场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标准。所谓的标准，包含剧作创作、项目接洽、相关法律、业内各公司及个人行为的标准等，只有建立标准打通认知上的障碍，才能解决效率问题。
经纪公司要解决“信息落差”和“认知落差”，编剧行业自身内容先达到合格是基础。“对于编剧而言，第一要考虑的是提升自己的水平，笔耕不辍。”朱博文说。
正如朱博文所言，职业编剧经纪在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据统计，如今，除了如戏之外，“剧本超市”“编剧帮”“云莱坞”“歪马”等影视公司都开辟了编剧经纪服务，不少影视公司还专门提供针对单个项目的剧本经纪服务。
“影视行业有一条庞大的生产链条，编剧只是其中一环，经纪公司的存在，则令编剧这种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编剧和经纪公司之间，是个双向选择，合作共赢。”韩佳彤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