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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日本人为此暗喜，汪精卫等日伪汉奸为此高兴，而国民党何应钦等人则力主出兵潼关“平叛”，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等却极力要求保蒋介石性命……对此山崩海立，形势急转的巨变，毛泽东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保安县炮楼山一孔窑洞的油灯下，毛泽东瘦长的身躯被灯光投影到窑壁上，像顶梁柱一样高大。他虽然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制服，但两方红领章在灯光的映照下像朝霞一样鲜艳夺目。已看过电报的毛泽东用敏锐、明澈的目光再次扫视了一遍电文，抬起头点燃一支烟美美地吸上一口，左手在简陋的木桌上重重地一拍：“好!干得好！”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两位将军：我方代表李克农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第二天，张学良回电毛泽东，并致电王以哲等，说他因事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谈判暂由王以哲代为负责。
由于双方都有诚意，谈判很快便达成了“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确定互不侵犯，恢复红白两区通商”等五条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便亲驾飞机直抵洛川与红军代表再行磋商。
3月5日凌晨，双方除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外，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的一个，与张再次商谈，地点以肤施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适当名义作掩护。
接到李克农的谈判报告，毛泽东很高兴，遂与周恩来等认真反复研究，于4月6日密电张学良：一、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二、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互通初步协定问题。三、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看完毛泽东的密电，张学良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并于4月9日驾机偕王以哲、高福源等由洛川飞抵延安。
谈判在一种极为热烈、愉快、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所有问题均顺利达成协议。
延安会谈后不过半年多时间，张杨两位将军竟联手“兵谏”蒋介石，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惊奇！
毛泽东依稀又想起了西安事变前的11月28日……
这天，西安各界集会中山堂(今革命公园)内，隆重纪念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3位将军率军民固守古城西安，击败军阀刘镇华围城胜利十周年。张学良闻讯也率部分官兵莅临祝贺，对杨虎城来说这是喜上加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并肩站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喜事。这天，杨虎城的情绪很亢奋、很昂扬。他在发表的《告民众书》中表示：“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十年前守卫西安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城与守国没有什么区别。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张学良对此深为感动，遂之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热情赞扬了杨虎城将军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的伟业盛绩和深远影响，并殷切希望十七路军在杨虎城将军统帅下，发扬当年艰苦卓绝、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同东北军并肩团结、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在保安的毛泽东，深为这种抗日怒潮和军民协力联合请缨抗日的精神所动，于12月5日致电杨虎城将军：“虎城主任总指挥阁下：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年前革命大义，快活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定感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此矣。”紧接着，毛泽东又致信杨虎城，就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商讨，还向杨虎城分析了当时蒋介石的企图，向他详尽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北方略。
毛泽东在争取杨虎城及其所部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法，使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部属，越来越了解共产党的真正主张，他们先后与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各项具体协议，特别是对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各项大计，杨虎城均表示逐一实现，对此毛泽东十分欣喜……
正当毛泽东神游于时空之间，周恩来、朱德等笑哈哈地走进了他的视野。
从字面看，蒋介石的《训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尊容，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阴险的杀机。不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治中和在西安的杨虎城这么看，住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也这么看。为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训词》进行了剖析：“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果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而去……”
张学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在背后下黑手。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没有把君子的形象一树到底，最终杀了杨虎城、关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以军事战略转移——红军长征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的胜利，由此也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保安县炮楼山一孔窑洞的油灯下，毛泽东瘦长的身躯被灯光投影到窑壁上，像顶梁柱一样高大。他虽然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制服，但两方红领章在灯光的映照下像朝霞一样鲜艳夺目。已看过电报的毛泽东用敏锐、明澈的目光再次扫视了一遍电文，抬起头点燃一支烟美美地吸上一口，左手在简陋的木桌上重重地一拍：“好!干得好！”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两位将军：我方代表李克农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第二天，张学良回电毛泽东，并致电王以哲等，说他因事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谈判暂由王以哲代为负责。
由于双方都有诚意，谈判很快便达成了“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确定互不侵犯，恢复红白两区通商”等五条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便亲驾飞机直抵洛川与红军代表再行磋商。
3月5日凌晨，双方除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外，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的一个，与张再次商谈，地点以肤施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适当名义作掩护。
接到李克农的谈判报告，毛泽东很高兴，遂与周恩来等认真反复研究，于4月6日密电张学良：一、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二、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互通初步协定问题。三、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看完毛泽东的密电，张学良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并于4月9日驾机偕王以哲、高福源等由洛川飞抵延安。
谈判在一种极为热烈、愉快、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所有问题均顺利达成协议。
延安会谈后不过半年多时间，张杨两位将军竟联手“兵谏”蒋介石，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惊奇！
毛泽东依稀又想起了西安事变前的11月28日……
这天，西安各界集会中山堂(今革命公园)内，隆重纪念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3位将军率军民固守古城西安，击败军阀刘镇华围城胜利十周年。张学良闻讯也率部分官兵莅临祝贺，对杨虎城来说这是喜上加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并肩站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喜事。这天，杨虎城的情绪很亢奋、很昂扬。他在发表的《告民众书》中表示：“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十年前守卫西安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城与守国没有什么区别。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张学良对此深为感动，遂之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热情赞扬了杨虎城将军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的伟业盛绩和深远影响，并殷切希望十七路军在杨虎城将军统帅下，发扬当年艰苦卓绝、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同东北军并肩团结、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在保安的毛泽东，深为这种抗日怒潮和军民协力联合请缨抗日的精神所动，于12月5日致电杨虎城将军：“虎城主任总指挥阁下：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年前革命大义，快活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定感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此矣。”紧接着，毛泽东又致信杨虎城，就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商讨，还向杨虎城分析了当时蒋介石的企图，向他详尽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北方略。
毛泽东在争取杨虎城及其所部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法，使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部属，越来越了解共产党的真正主张，他们先后与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各项具体协议，特别是对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各项大计，杨虎城均表示逐一实现，对此毛泽东十分欣喜……
正当毛泽东神游于时空之间，周恩来、朱德等笑哈哈地走进了他的视野。
从字面看，蒋介石的《训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尊容，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阴险的杀机。不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治中和在西安的杨虎城这么看，住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也这么看。为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训词》进行了剖析：“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果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而去……”
张学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在背后下黑手。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没有把君子的形象一树到底，最终杀了杨虎城、关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以军事战略转移——红军长征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的胜利，由此也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