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凌晨，两个翻墙进入出租屋的年轻人惊动了我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老家村委。他们是村里第一批从湖北回到广州的租客，由于担心使用门禁卡进屋会惊动村里的警报系统，于是选择翻墙。事情发生后，一夜间，周边的村子开始不约而同地封堵路口。同一天，位于市区的鹭江南约大街上的一个流动熟食档老板，用菜刀一点点地把手推车上“监利炒饭”的贴纸刮了下来。在这个以制衣业闻名的“湖北村”里，春节没回家的租客更是寸步不敢离开村子，比起病毒，他们更担心别人的眼光。
　　2月中旬，我获得了跟随广东医疗队进入武汉的机会，当时正值武汉封城满一个月。大街上空无一人，路面依然整洁，江边高楼的灯饰每天傍晚准时点亮，你能感知到每堵围墙背后都是翘首跂踵的武漢市民。半年后，有武汉的朋友回忆起这段时期时说到，多亏了那些坚持每天打扫路面的工人和楼宇发出的亮光，使得他们望向窗外的时候感觉到自己仍未被抛弃。
　　一个月后，武汉的樱花在寂静中盛开，方舱医院纷纷闭舱。又过了一个月，武汉街头重现生机，不少人出门的时候戴着防毒面具。
　　从武汉回到广州，我从四个月的亢奋状态中平静下来后，在6月的一个周末去了趟广西的防城港。去之前，我从一个摄影师的照片中得知那里有一片荒凉的海滩，度假村无人问津。抵达的第一天晚上，我发现当地几乎所有酒店都住满了客人。
　　除了气温异常炎热以外，防城港作为海滨度假目的地其实挑不出什么毛病。游客大多来自广西，他们似乎早已经把疫情抛诸脑后，在海边嬉戏奔跑着。一个月后，在武汉被洪水淹没的三阳门广场，我目睹了几乎相同的场面。
　　武汉原定在7月16日——解封的第一百天——举办2020年的渡江节。为了拍摄这次盛会，我提前回到了武汉。然而由于长江汉口关水位超警戒，渡江节遗憾取消。
　　我重新走访了很多封城期间到过的街区。在武昌得胜桥，开理发店的杨光玉搬到了新的店面，租金降了500，新店门口望不到黄鹤楼了;在胭脂路的半边坊，疫情期间留守武汉开店的冷姐今年还没有回过老家，目前手上的活半个月都做不完;苗栗路口杂货铺的老板娘周姐，如今只要不下雨，每晚都去香港路上的广场跳舞;香江东路社区路口的小旅馆，老板夫妻“解封”后便收拾行装离开了武汉，被U形锁锁住的旅馆大门，至今还没打开过。
　　洪峰过境当天，长江水位高度排名历史第四，武汉市区迎来久违的阳光，临江大道平湖门的市民广场人山人海。江水滚滚，人们在岸上唱歌、跳舞、遛狗和观水，生活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