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王公度在李宗仁、白崇禧幕中任第四集团军少将、总政训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政训处主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童军训练所教育长。他集党、政、军、群要职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坐上了广西的第四把交椅，深得李宗仁、白崇禧的厚爱和信任，是广西当时红得发紫的人物。李、白对王公度所作的种种谋划，都是言听计从的。而王公度为李、白江山的巩固，确实出力卖命，不遗余力。王公度拥护李、白，反蒋倒蒋，将来要取蒋而代之的思想是一贯的，也是尽人皆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时为李、白的左膀右臂的高级人物，竟然在李宗仁即将离开广西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前夕，于1937年9月14日被李杀掉了。事后新桂系军政人员和广大民众，莫不议论纷纭。王公度被杀原因，猜疑颇多，莫衷一是，长期悬而不清。其实此事当时就非常清楚，只不过有些知情人受亲者讳、尊者讳等因素的影响，不愿秉笔直书，因而使此事扑朔迷离，长期真相莫名。
　　


　　据目击者称，李宗仁在公布王公度罪状的布告上标朱点时，先是久不愿下笔，最后虽忍痛下了笔，但却满脸涕泪纵横。此情此状，真可称得上与当年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情景如出一辙。几十年过去了，李宗仁在美国写回忆录时，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当时除杀王公度外，还杀了与王案有关的人员谢苍生、韦干等人，还关押了几十人)，却只字未提，而回忆录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李在横县百合圩驻军时因一士兵违犯了纪律而被枪决一事却用1000多字的篇幅进行详细的描述。两相对比，反差实在太大。还有，李宗仁1965年从国外归来，1966年8月在北戴河海滨避暑。一天，随行的刘斐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始终不吭一声，这充分说明李宗仁确有难言之隐。
　　王公度被杀后，在南京的白崇禧也有怨言。1938年春，白崇禧对程思远说：“王公度案搞得太过火了。”白还说，当初原以为像王公度那样的人，大不了关他几个月就算了，谁知还连带杀了那么多的人。白崇禧觉得此事应立即纠正过来，于是他电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第五路军(第四集团军改编而成)总参谋长夏威，速将与王案有关的被关人员一律开释。结果，与王案有关的几十人，一夜之间全部被释放了，后来这些人都得到了擢升、重用。
　　那么，谁是杀王公度的真正凶手？1931年2月以后，王公度为了助李、白反蒋倒蒋，还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等地设置情报机构，秘密派出情报人员，千方百计收集蒋介石集团的各种情报，及时供给李、白。1933年他还见缝插针，利用广西派人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之机，物色人员当荆轲，企图在南京刺杀蒋介石。他要求在陆军大学学习的黄闲道(桂军少校军官)在南京学习时伺机刺杀蒋介石，黄答应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后因手枪没有运到南京而作罢。为了获得蒋介石集团更多的情报，王公度还要求李、白允许他与日本间谍联系，想从日本特务那里获取“蓝衣社”等蒋介石特务机关的有关情报。当时蒋介石集团特务窜到广西来干坏事，常常被王公度发现，没收其器材，警告并驱赶出省境。为此，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对王公度恨之入骨，军统要员王新衡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王公度当作眼中钉，非去之而后快。”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战热潮风起云涌。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不得不作出抗战的姿态，于是邀白崇禧赴南京，商议抗战事宜。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邀飞南京，蒋任命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就在此时，蒋介石亲手将“蓝衣社”搜集到王公度与日本间谍来往的信件(疑为伪造)交给白崇禧，并对白说：“你们广西有这样的人与日本间谍勾结，不清除这样的人，怎能抗日？”白答应蒋立即派专人将信件送回桂林请李德公(李宗仁)处理。白原以为最多把王公度关一下了事。岂料此时广西一些与王公度有怨的人得悉此情后，纷纷要求李宗仁杀掉王公度。其中力求要杀王公度的首推潘宜之。潘系湖北人，留英回国到广西，凳子没坐暖就代替了王公度的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之职。王公度被杀后他就跳槽离开广西，到重庆任蒋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副部长，当时曾有人怀疑潘是蒋介石安插在新桂系集团内部的特务，是带着蒋介石的旨意胁迫李宗仁杀王公度的。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此人可算是一位成功的蒋干了，而此事李、白确逊周公瑾一筹了。想杀王公度的第二个人是第七军军长廖磊，起因是王公度平时将廖部内部发生的问题直接报告给白崇禧，而廖却一无所知，因而廖经常受到白的指斥，故廖对王公度也恨之入骨。廖磊曾对李宗仁说：“不杀王公度，我就不上前线。”李宗仁在多方压力下，最后才勉强下决心把王公度等人杀了。但他很快就醒悟了，并非常后悔地对王逊志(王是李起家的功臣)说：“我中了‘蓝衣社’的计谋了。”这就是后来李宗仁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提及有关王公度案情况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