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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调离苏区中央局。6月中旬，他到达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同年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他在从1933年6月到达湘赣苏区至1934年8月奉命撤离、先遣长征的14个月里，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开展建设巩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为积极策应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筝被左倾错误指导者“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实际上是“打毛排弼”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相隔赣江，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就在这一带首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套包括建党、党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31年7月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去湘赣苏区工作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央局与他们谈话，交待政策。湘赣省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土地，建立红八军，扩大地方武装，到1932年11月全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根据地扩大到11个县和1个中心县委，面积纵940多华里，横1070多华里，人口89万；全省有党员3万、团员2万多，武装力量13700多人，其中主力红八军辖3个师5000多人。
那么，任弼时为什么被调到这里工作呢？后来，他在延安整风时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4个月后发生的事。
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留在上海，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组织屡遭破坏，处境日益险恶，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2年冬不得不分批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抵达瑞金。先是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约6月间改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的副书记职务不再提起，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3月间要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暂时还保留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行主席的职权；在前方另成立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军事行动完全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中央局在2月8日下达的指示中，不顾客观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在人口约1000万的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与此同时，采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手段，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是闽粤赣省委（也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和正在养伤的罗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认为，毗连中央苏区的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漳州和龙岩的敌军，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见，特派罗明为全权代表深入闽西发动游击战争。博古等途经闽西时，得知了这个情况。
1933年1月21日，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他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不好，“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应当说，罗明的建议是有益的。
当然，罗明的报告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有一些很不严肃的措词。比如他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很多领导者的不满，他们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2月15日，中央局做出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赤化汀、连、泉地区是对抗进攻路线、向后方“逃跑退却”，决定立即撤销罗明的职务，调回瑞金，轮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做法是不满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在任弼时的“抗议”下，中央局在《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行文上确实有所区别，决议写道：“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左倾错误指导者却认为，对罗明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地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
——中央局在指责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前4天，对湘赣省委也横加斥责，说他们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书记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下令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的书记职务，任命从湘赣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为省委书记。
——3月底，中央局又批判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5月6日，“左”倾错误指导者提出：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组织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结果，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3块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 用任弼时的话说，上述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而就在此时，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是的。但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进攻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这是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这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错误指导者所不容。
4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1943年11月21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发言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筝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注重实际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事、政治、经济问题，全力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瑞金，奔赴湘赣苏区，同行的有到瑞金来汇报工作的刘士杰和中革军委的工作人员江文。江文是刚从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回总部的。任弼时此行，中央特配备无线电台一部，一路上江文就不断地发电报同湘赣省委保持联系。
任弼时一行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出根据地，进入游击区，走了10多天，才到赣江边。这时，赣江江面辽阔，水流湍急，北自新干南至赣州沿江一带的县城全部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占据，他们江防严密，日夜派兵巡逻。任弼时等一面发电同省委联系，一面在江东隐蔽待渡。约莫等了两三天，在一个晚上，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萧克和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委王震率部到赣江西岸万安县城以北10多里的潞田渡口，先清理了敌人的碉堡，然后举火为号同江东联络。任弼时等便趁夜黑坐小船横渡赣江，安然到达湘赣苏区。前来迎接的萧克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6月11日。
任弼时走马上任之时，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局面。
第一，军事上继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根据地没有完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8万多人包围进攻湘赣苏区。为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红八军奉命北上袁水地区牵制敌人，在根据地内主要靠地方武装应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东面的安福，西面的宁冈、莲花，南面的上犹、崇义，先后落入敌手。在任弼时到达前两个月，湘军王东原、陈光中部竟直插苏区占领省委所在地永新的禾川镇，直到红八军赶来后才被迫撤离。5月，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棠市两战告捷，虽然扭转了局面，但原有的根据地还未能全部恢复。这也就是临时中央一再责备省委和省军区是“退却逃跑”，“处处是防御路线”，“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的原因。
第二，政治上肃反严重扩大化，人心不稳。1930年冬，“富田事变”以后，在湘赣苏区也大抓“AB团”。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捉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把一批省委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当地干部也当做“AB团”分子抓了起来。国家保卫部还下令把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当做“AB团”分子逮捕。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和甘泗淇等一致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是湘赣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不同意逮捕，就派刘士杰到中央去汇报。博古等人听了刘士杰的口头汇报后，未经核查便责备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即宣布改组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撤销王首道、张启龙的职务，并指定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后因湘赣干部反对，刘士杰未到职，暂由陈洪时代理。5月，中央改派任弼时为书记。任弼时到湘赣时，袁德生被关在保卫局，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被宣布为“湘赣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在嫌疑犯的名单中甚至还包括王震、甘泗淇等人。一时间，省委和省苏维埃机关所在地永新城里人心惶惶。
第三，经济上极度困难，群众生活难以保障。由于受敌人长期封锁，群众连盐都吃不上。战士们一天8分钱的伙食费也没有保障，成天行军作战，烂脚的、患疟疾的很多，离队不归的战士全省达3000余人。
任弼时对刘士杰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后来他评价道：刘士杰“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有些小聪明，是“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从瑞金回湘赣后，担任省委副书记，“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有钦差大臣的味道”。打击王首道与张启龙“夹杂有刘士杰的个人报复主义”。到湘赣不久，任弼时发现他“好吃懒做”，因和陈洪时有矛盾，就不择手段。在没有认清刘士杰的本质以前，任弼时在工作上对他是信任的，“但还未完全任其发展”。后来，刘士杰和陈洪时先后叛变，因此任弼时称他们是“投机分子”。对于在湘赣一年的政治路线，任弼时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虽然在执行中“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
6月中旬，任弼时出席省委原定的总结会议。他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战争动员工作和扩大红军，要求8月份内主力扩大到7000人，7月中旬以前将各县的赤卫军、模范师按团营连编制完毕，“八一”以县为单位检阅。
对肃反工作，任弼时指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根据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已经逮捕的犯人”，抓紧结案工作。对查田运动，则提出要反对在农民中查五代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注意对中农的巩固联盟”。还建立了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 但是，刘士杰趁任弼时在前方部队的机会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严重警告处分，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在报上点名称他们是“反革命”，接着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张启龙1年零2个月徒刑，关入保卫局。为此，甘泗淇赶到前方报告任弼时。任弼时赶回禾川镇，对刘说：“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能当反革命对待。”接着他亲自到保卫局，放出张启龙。
王首道受到打击后，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做基层工作，任弼时对他也十分关怀。王首道回忆道：“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
6月中旬，鉴于敌情严重，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六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在单一的战略意旨之下”，迅速地给河西的湘敌以打击，然后北上作战。6月18日，湘赣的红八军首先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为师长，蔡会文为政委，李朴为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7月27日，任弼时向中央报告反“围剿”的准备情况：省委决定红十七师准备与湘鄂赣的红十八师会合，前出到萍乡、莲花、攸县、醴陵之间调动敌人决战；组建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加入主力红军；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师，以便红十七师北上后在根据地内作战；发行公债20万元，并准备召开全省区以上的土地部长会议，抓紧在新区分配土地，老区纠正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的错误；开办党校，训练新干部，筹备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会；等等。随后，省委在全省群众中进行战争动员。
党代会前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在查田运动方面，重申要“依靠雇农贫农巩固与中农的亲密的联盟，加强雇农及农村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对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应当立即纠正”。在经济建设方面，决定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对内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运动。在肃反斗争方面，强调在反“围剿”战争紧张的环境中，“应防止一切对肃反工作中的消极与优容姑息和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同时要反对一切夸大反革命力量和重复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盲动的错误”。省委还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强调要为“发展一倍新党员而斗争”，要求边区和新区更应扩大党的队伍，克服关门主义；在执行党的纪律时要纠正不重视教育而“一批一批撤销”的打击政策，“彻底铲除”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监视、罚做苦工、坐禁闭等“惩办与非党纪律”的办法。
11月21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任弼时主持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分析了形势，系统地提出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肃反和党的建设等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会上，任弼时、刘士杰、张子意、尹仁桂、谭余保、陈洪时、邹德虎、旷进媛、曾竹山当选省委常委，任弼时为书记，刘士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子意为宣传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
？筝王震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说，任弼时“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否则，“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左”倾错误路线指导者却对湘赣新省委工作非常不满意。1934年1月3日，中央局给省委的《指示信》中指责大会“没有能够正确的完成它的任务”，以任弼时为主任的“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和大会的政治讨论”是“敷衍”的，大会决议案是“空洞肤浅的老套和洋八股”，应当“立刻抛弃”；责令“省委本身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作出“新的个别工作的决议”。《指示信》虽然没有直接点任弼时的名，但是一再责令“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实质是要在全省范围公开批评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
为什么中共中央局对湘赣新省委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呢？其原因正如《指示信》所称“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大会只是“对付王首道、甘泗淇那几只‘死老虎’”，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党大会写决议”；二是在军事上没有反对中央局早已指出的“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没有把以“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相反的却继续和掩盖了这一错误”。由此“证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着“保守主义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指示信》咄咄逼人地声称：要“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这时，任弼时在政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央局指责中提到的事实并非都是无中生有。任弼时对王首道、张启龙的保护是确实的。被称为“死老虎”的甘泗淇，在撤销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后，仍担任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第三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又任经济建设委员会和日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就是在收到中央《指示信》后，当红十八师政委王震出席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任弼时仍致电朱德，以甘为代政委。
至于蔡会文，尽管中革军委指责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执行军委给予的战斗任务”，但任弼时到湘赣后，蔡会文继续担任湘赣省军区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后又任新成立的红十七师政委。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仗没有打好，蔡会文建议“不应与强敌死抗”，被中革军委批评为严重右倾。中革军委还来电要求省委加强领导，由任弼时替代蔡会文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复电说：“因军区事务繁多，省委工作亦很多，我近来体质更弱，在身体上很难兼顾，我意会文在前方时，仍由洪时代理政委。”党代会后不久，蔡会文因不满军委的批评，于12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请求调回军委“另分配”。这是他第三次请求调动工作。这样，军区政委才由任弼时接任。任弼时后来说，“我对他的结论并没提及他是罗明路线，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萧劲光差不多”。
任弼时因不满意“左”倾指导者的打击政策，因而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这一切或见于文电，或形成决议，丝毫没有“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相反，是光明磊落地对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抵制。尽管“左”倾指导者一再给任弼时以打击，但在湘赣的广大干部中，他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称他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则说，任弼时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于陕北召开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说：“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指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作为湘赣后期的省委书记，任弼时不推诿自己的领导责任。他自我批评道：“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会后在军事上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而转向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重申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任凭蒋介石派重兵“讨伐”，其结果是“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任弼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将“讨伐”福建人民政府的兵力调回江西，集中力量围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于是命令湘赣的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破坏南昌至九江的铁路交通大动脉，钳制国民党军。1月26日，红十七师北上，留在湘赣的红军主力实际只有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茶陵独立团（后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湘军便乘机攻占湘赣苏区的西大门梅花山，向省委所在地永新推进。
3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出席二苏大会的王震传达大会情况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毛泽东却对王震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毛告诫道：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讨论过程中，陈洪时主张按中革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同志鉴于红十七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同志认为，占领永新之敌，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我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多数人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同志，批评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
临战之前，任弼时重视敌情侦察，重视电台工作。到湘赣后，他曾交代电台的政委江文，注意研究破译敌方的密码。他经常和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破译密码的规律。对敌军中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他都要亲自和他们谈话，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在红军中服务，让他们一起参加破译敌方的密码。这样，湘赣红军渐渐地掌握了一套破译的技术。为寻找打运动中之敌的机会，电台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一天，电台破译了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和军长刘建绪的来往电报。王东原发报：东原所部疲惫已极，建制残缺不全，需要整编。刘建绪电复：令彭位仁带一师人枪由茶陵去永新接王东原防务，王东原部最近返回茶陵。4月4日，永新地下党也派人送来情报，说王正在筹粮抓夫，准备5日出动，途经沙市。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对上了号，任弼时立即请萧克作出兵力部署。
4月5日上午10时，王东原部成一路纵队进入“口袋”，前卫到达沙市东面时，红军全面出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1时许，全歼王东原部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俘1000余人，缴步枪2000余支。这是赣江以西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4月中旬，又在安福、莲花间打垮了湘军第六十二师，湘赣苏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场的危机，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中央苏区战情告急。4月下半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分六路实行全面的堡垒推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御”“短促突击”，指示红六军团采取同样的方针，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平坝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7月，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先后失利，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省委和后方机关转移到牛田地区，红六军团被8个师的敌人压迫在牛田和津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红六军团已处敌严密包围中，西面是高山，不能发展和运动队伍，东面、北面，敌军筑碉推进，很难突破，如向东南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出路何在呢？
？筝临危不惧，未雨绸缪。精心筹划指导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以进击湘中的积极行动，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
1934年7月初，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红六军团主力行动方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上井冈山，坚持在原地区打游击，任命王震为省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域，并派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由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开赴井冈山，恢复根据地，凭山险坚持。二是突出重围，向基本苏区的东南地区转移，准备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早在湘赣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3月初，省委就派出独立四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7月初，独立四团的第一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3县的10个区20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有农会会员1万人以上，党员500多人，并在郴县的5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正在分配土地，“群众斗争情绪很好”，独立四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300余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3个支队，“另有繁殖游击队八个共二百六十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时和王震召集红十七、十八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会上，任弼时作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7月8日，任、王联名向朱德报告，并请示“行动方针”。
牛田圩是一个集镇，省委机关住在万寿宫的祠堂里。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 这是从中革军委电台发来的一个训令，要求红六军团往西向湘中发展。来电开头便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地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
来电指出：“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并要求“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八月中进行完毕”。
龙舒林后来回忆道：“弼时同志看后，非常沉着，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我是兼搞统计工作的，他便问我：地方有多少人？我回答后，他又问，你是走还是留呀？我说跟主力走。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但是，受李德等控制的中革军委对下级的预见不但不加肯定，反而加以责备，认为任弼时原来在牛田会议上提出向基本苏区东南转移的意见，可使敌人了解我军企图而加紧封锁，因而给任以“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训令，任弼时立即召开省委会和全军政工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中央来电指出：敌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阻止红六军团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电令强调：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去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作战，并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会后，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调整机关，缩减和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发动部队备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
全军日夜不停地加紧准备，到7月31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中央报告：第十七、十八师现有6830人，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至8月15日，全军可补充至9330人，枪3752支；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250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不能行动的重伤员350人，分散隐蔽于永新东南山区；被服、修械、制弹3厂，人员330，随军240人，重材分散埋藏；全省现有苏区人口13万，党员1140余人，莲花、安福、萍乡3县委合并，永新、吉安、吉水为中心县委，新峡、清宜两县合并，遂万泰新老苏区分成两县，各县干部无调动。现任省委常委决定以陈洪时、旷光明（宣传部部长）、谭余保（省苏维埃主席）、姚厚德（工会）、旷进媛（妇委）、张云逸等组成临时省委，中央指定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定8月半召开扩大会，补选省委委员。
正是因为任弼时对部队转移预为准备，所以能在中央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比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使突围行动在时间上争得了主动。而在这期间，任弼时是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工作的。8月1日，他致电中央申述，说明牛田会议上讨论的并不是向西面突围的情况，中央对他的处分不符合事实，“望加考虑”。
1934年8月7日，正是三伏天气，罗霄山区时而烈日当空、酷暑逼人，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下午3时，任弼时率红六军团9000多子弟兵，告别了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人民，离开了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秘密踏上新的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强敌的围追堵截，是山川的险阻，是无后方的长途跋涉……○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筝被左倾错误指导者“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实际上是“打毛排弼”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相隔赣江，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就在这一带首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套包括建党、党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31年7月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去湘赣苏区工作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央局与他们谈话，交待政策。湘赣省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土地，建立红八军，扩大地方武装，到1932年11月全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根据地扩大到11个县和1个中心县委，面积纵940多华里，横1070多华里，人口89万；全省有党员3万、团员2万多，武装力量13700多人，其中主力红八军辖3个师5000多人。
那么，任弼时为什么被调到这里工作呢？后来，他在延安整风时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4个月后发生的事。
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留在上海，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组织屡遭破坏，处境日益险恶，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2年冬不得不分批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抵达瑞金。先是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约6月间改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的副书记职务不再提起，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3月间要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暂时还保留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行主席的职权；在前方另成立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军事行动完全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中央局在2月8日下达的指示中，不顾客观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在人口约1000万的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与此同时，采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手段，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是闽粤赣省委（也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和正在养伤的罗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认为，毗连中央苏区的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漳州和龙岩的敌军，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见，特派罗明为全权代表深入闽西发动游击战争。博古等途经闽西时，得知了这个情况。
1933年1月21日，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他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不好，“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应当说，罗明的建议是有益的。
当然，罗明的报告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有一些很不严肃的措词。比如他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很多领导者的不满，他们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2月15日，中央局做出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赤化汀、连、泉地区是对抗进攻路线、向后方“逃跑退却”，决定立即撤销罗明的职务，调回瑞金，轮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做法是不满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在任弼时的“抗议”下，中央局在《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行文上确实有所区别，决议写道：“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左倾错误指导者却认为，对罗明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地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
——中央局在指责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前4天，对湘赣省委也横加斥责，说他们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书记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下令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的书记职务，任命从湘赣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为省委书记。
——3月底，中央局又批判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5月6日，“左”倾错误指导者提出：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组织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结果，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3块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 用任弼时的话说，上述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而就在此时，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是的。但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进攻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这是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这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错误指导者所不容。
4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1943年11月21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发言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筝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注重实际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事、政治、经济问题，全力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瑞金，奔赴湘赣苏区，同行的有到瑞金来汇报工作的刘士杰和中革军委的工作人员江文。江文是刚从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回总部的。任弼时此行，中央特配备无线电台一部，一路上江文就不断地发电报同湘赣省委保持联系。
任弼时一行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出根据地，进入游击区，走了10多天，才到赣江边。这时，赣江江面辽阔，水流湍急，北自新干南至赣州沿江一带的县城全部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占据，他们江防严密，日夜派兵巡逻。任弼时等一面发电同省委联系，一面在江东隐蔽待渡。约莫等了两三天，在一个晚上，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萧克和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委王震率部到赣江西岸万安县城以北10多里的潞田渡口，先清理了敌人的碉堡，然后举火为号同江东联络。任弼时等便趁夜黑坐小船横渡赣江，安然到达湘赣苏区。前来迎接的萧克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6月11日。
任弼时走马上任之时，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局面。
第一，军事上继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根据地没有完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8万多人包围进攻湘赣苏区。为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红八军奉命北上袁水地区牵制敌人，在根据地内主要靠地方武装应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东面的安福，西面的宁冈、莲花，南面的上犹、崇义，先后落入敌手。在任弼时到达前两个月，湘军王东原、陈光中部竟直插苏区占领省委所在地永新的禾川镇，直到红八军赶来后才被迫撤离。5月，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棠市两战告捷，虽然扭转了局面，但原有的根据地还未能全部恢复。这也就是临时中央一再责备省委和省军区是“退却逃跑”，“处处是防御路线”，“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的原因。
第二，政治上肃反严重扩大化，人心不稳。1930年冬，“富田事变”以后，在湘赣苏区也大抓“AB团”。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捉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把一批省委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当地干部也当做“AB团”分子抓了起来。国家保卫部还下令把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当做“AB团”分子逮捕。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和甘泗淇等一致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是湘赣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不同意逮捕，就派刘士杰到中央去汇报。博古等人听了刘士杰的口头汇报后，未经核查便责备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即宣布改组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撤销王首道、张启龙的职务，并指定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后因湘赣干部反对，刘士杰未到职，暂由陈洪时代理。5月，中央改派任弼时为书记。任弼时到湘赣时，袁德生被关在保卫局，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被宣布为“湘赣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在嫌疑犯的名单中甚至还包括王震、甘泗淇等人。一时间，省委和省苏维埃机关所在地永新城里人心惶惶。
第三，经济上极度困难，群众生活难以保障。由于受敌人长期封锁，群众连盐都吃不上。战士们一天8分钱的伙食费也没有保障，成天行军作战，烂脚的、患疟疾的很多，离队不归的战士全省达3000余人。
任弼时对刘士杰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后来他评价道：刘士杰“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有些小聪明，是“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从瑞金回湘赣后，担任省委副书记，“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有钦差大臣的味道”。打击王首道与张启龙“夹杂有刘士杰的个人报复主义”。到湘赣不久，任弼时发现他“好吃懒做”，因和陈洪时有矛盾，就不择手段。在没有认清刘士杰的本质以前，任弼时在工作上对他是信任的，“但还未完全任其发展”。后来，刘士杰和陈洪时先后叛变，因此任弼时称他们是“投机分子”。对于在湘赣一年的政治路线，任弼时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虽然在执行中“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
6月中旬，任弼时出席省委原定的总结会议。他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战争动员工作和扩大红军，要求8月份内主力扩大到7000人，7月中旬以前将各县的赤卫军、模范师按团营连编制完毕，“八一”以县为单位检阅。
对肃反工作，任弼时指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根据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已经逮捕的犯人”，抓紧结案工作。对查田运动，则提出要反对在农民中查五代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注意对中农的巩固联盟”。还建立了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 但是，刘士杰趁任弼时在前方部队的机会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严重警告处分，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在报上点名称他们是“反革命”，接着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张启龙1年零2个月徒刑，关入保卫局。为此，甘泗淇赶到前方报告任弼时。任弼时赶回禾川镇，对刘说：“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能当反革命对待。”接着他亲自到保卫局，放出张启龙。
王首道受到打击后，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做基层工作，任弼时对他也十分关怀。王首道回忆道：“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
6月中旬，鉴于敌情严重，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六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在单一的战略意旨之下”，迅速地给河西的湘敌以打击，然后北上作战。6月18日，湘赣的红八军首先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为师长，蔡会文为政委，李朴为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7月27日，任弼时向中央报告反“围剿”的准备情况：省委决定红十七师准备与湘鄂赣的红十八师会合，前出到萍乡、莲花、攸县、醴陵之间调动敌人决战；组建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加入主力红军；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师，以便红十七师北上后在根据地内作战；发行公债20万元，并准备召开全省区以上的土地部长会议，抓紧在新区分配土地，老区纠正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的错误；开办党校，训练新干部，筹备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会；等等。随后，省委在全省群众中进行战争动员。
党代会前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在查田运动方面，重申要“依靠雇农贫农巩固与中农的亲密的联盟，加强雇农及农村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对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应当立即纠正”。在经济建设方面，决定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对内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运动。在肃反斗争方面，强调在反“围剿”战争紧张的环境中，“应防止一切对肃反工作中的消极与优容姑息和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同时要反对一切夸大反革命力量和重复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盲动的错误”。省委还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强调要为“发展一倍新党员而斗争”，要求边区和新区更应扩大党的队伍，克服关门主义；在执行党的纪律时要纠正不重视教育而“一批一批撤销”的打击政策，“彻底铲除”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监视、罚做苦工、坐禁闭等“惩办与非党纪律”的办法。
11月21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任弼时主持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分析了形势，系统地提出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肃反和党的建设等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会上，任弼时、刘士杰、张子意、尹仁桂、谭余保、陈洪时、邹德虎、旷进媛、曾竹山当选省委常委，任弼时为书记，刘士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子意为宣传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
？筝王震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说，任弼时“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否则，“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左”倾错误路线指导者却对湘赣新省委工作非常不满意。1934年1月3日，中央局给省委的《指示信》中指责大会“没有能够正确的完成它的任务”，以任弼时为主任的“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和大会的政治讨论”是“敷衍”的，大会决议案是“空洞肤浅的老套和洋八股”，应当“立刻抛弃”；责令“省委本身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作出“新的个别工作的决议”。《指示信》虽然没有直接点任弼时的名，但是一再责令“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实质是要在全省范围公开批评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
为什么中共中央局对湘赣新省委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呢？其原因正如《指示信》所称“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大会只是“对付王首道、甘泗淇那几只‘死老虎’”，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党大会写决议”；二是在军事上没有反对中央局早已指出的“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没有把以“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相反的却继续和掩盖了这一错误”。由此“证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着“保守主义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指示信》咄咄逼人地声称：要“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这时，任弼时在政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央局指责中提到的事实并非都是无中生有。任弼时对王首道、张启龙的保护是确实的。被称为“死老虎”的甘泗淇，在撤销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后，仍担任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第三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又任经济建设委员会和日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就是在收到中央《指示信》后，当红十八师政委王震出席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任弼时仍致电朱德，以甘为代政委。
至于蔡会文，尽管中革军委指责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执行军委给予的战斗任务”，但任弼时到湘赣后，蔡会文继续担任湘赣省军区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后又任新成立的红十七师政委。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仗没有打好，蔡会文建议“不应与强敌死抗”，被中革军委批评为严重右倾。中革军委还来电要求省委加强领导，由任弼时替代蔡会文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复电说：“因军区事务繁多，省委工作亦很多，我近来体质更弱，在身体上很难兼顾，我意会文在前方时，仍由洪时代理政委。”党代会后不久，蔡会文因不满军委的批评，于12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请求调回军委“另分配”。这是他第三次请求调动工作。这样，军区政委才由任弼时接任。任弼时后来说，“我对他的结论并没提及他是罗明路线，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萧劲光差不多”。
任弼时因不满意“左”倾指导者的打击政策，因而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这一切或见于文电，或形成决议，丝毫没有“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相反，是光明磊落地对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抵制。尽管“左”倾指导者一再给任弼时以打击，但在湘赣的广大干部中，他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称他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则说，任弼时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于陕北召开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说：“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指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作为湘赣后期的省委书记，任弼时不推诿自己的领导责任。他自我批评道：“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会后在军事上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而转向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重申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任凭蒋介石派重兵“讨伐”，其结果是“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任弼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将“讨伐”福建人民政府的兵力调回江西，集中力量围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于是命令湘赣的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破坏南昌至九江的铁路交通大动脉，钳制国民党军。1月26日，红十七师北上，留在湘赣的红军主力实际只有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茶陵独立团（后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湘军便乘机攻占湘赣苏区的西大门梅花山，向省委所在地永新推进。
3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出席二苏大会的王震传达大会情况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毛泽东却对王震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毛告诫道：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讨论过程中，陈洪时主张按中革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同志鉴于红十七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同志认为，占领永新之敌，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我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多数人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同志，批评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
临战之前，任弼时重视敌情侦察，重视电台工作。到湘赣后，他曾交代电台的政委江文，注意研究破译敌方的密码。他经常和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破译密码的规律。对敌军中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他都要亲自和他们谈话，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在红军中服务，让他们一起参加破译敌方的密码。这样，湘赣红军渐渐地掌握了一套破译的技术。为寻找打运动中之敌的机会，电台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一天，电台破译了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和军长刘建绪的来往电报。王东原发报：东原所部疲惫已极，建制残缺不全，需要整编。刘建绪电复：令彭位仁带一师人枪由茶陵去永新接王东原防务，王东原部最近返回茶陵。4月4日，永新地下党也派人送来情报，说王正在筹粮抓夫，准备5日出动，途经沙市。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对上了号，任弼时立即请萧克作出兵力部署。
4月5日上午10时，王东原部成一路纵队进入“口袋”，前卫到达沙市东面时，红军全面出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1时许，全歼王东原部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俘1000余人，缴步枪2000余支。这是赣江以西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4月中旬，又在安福、莲花间打垮了湘军第六十二师，湘赣苏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场的危机，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中央苏区战情告急。4月下半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分六路实行全面的堡垒推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御”“短促突击”，指示红六军团采取同样的方针，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平坝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7月，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先后失利，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省委和后方机关转移到牛田地区，红六军团被8个师的敌人压迫在牛田和津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红六军团已处敌严密包围中，西面是高山，不能发展和运动队伍，东面、北面，敌军筑碉推进，很难突破，如向东南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出路何在呢？
？筝临危不惧，未雨绸缪。精心筹划指导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以进击湘中的积极行动，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
1934年7月初，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红六军团主力行动方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上井冈山，坚持在原地区打游击，任命王震为省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域，并派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由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开赴井冈山，恢复根据地，凭山险坚持。二是突出重围，向基本苏区的东南地区转移，准备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早在湘赣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3月初，省委就派出独立四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7月初，独立四团的第一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3县的10个区20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有农会会员1万人以上，党员500多人，并在郴县的5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正在分配土地，“群众斗争情绪很好”，独立四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300余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3个支队，“另有繁殖游击队八个共二百六十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时和王震召集红十七、十八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会上，任弼时作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7月8日，任、王联名向朱德报告，并请示“行动方针”。
牛田圩是一个集镇，省委机关住在万寿宫的祠堂里。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 这是从中革军委电台发来的一个训令，要求红六军团往西向湘中发展。来电开头便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地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
来电指出：“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并要求“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八月中进行完毕”。
龙舒林后来回忆道：“弼时同志看后，非常沉着，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我是兼搞统计工作的，他便问我：地方有多少人？我回答后，他又问，你是走还是留呀？我说跟主力走。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但是，受李德等控制的中革军委对下级的预见不但不加肯定，反而加以责备，认为任弼时原来在牛田会议上提出向基本苏区东南转移的意见，可使敌人了解我军企图而加紧封锁，因而给任以“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训令，任弼时立即召开省委会和全军政工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中央来电指出：敌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阻止红六军团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电令强调：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去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作战，并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会后，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调整机关，缩减和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发动部队备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
全军日夜不停地加紧准备，到7月31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中央报告：第十七、十八师现有6830人，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至8月15日，全军可补充至9330人，枪3752支；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250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不能行动的重伤员350人，分散隐蔽于永新东南山区；被服、修械、制弹3厂，人员330，随军240人，重材分散埋藏；全省现有苏区人口13万，党员1140余人，莲花、安福、萍乡3县委合并，永新、吉安、吉水为中心县委，新峡、清宜两县合并，遂万泰新老苏区分成两县，各县干部无调动。现任省委常委决定以陈洪时、旷光明（宣传部部长）、谭余保（省苏维埃主席）、姚厚德（工会）、旷进媛（妇委）、张云逸等组成临时省委，中央指定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定8月半召开扩大会，补选省委委员。
正是因为任弼时对部队转移预为准备，所以能在中央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比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使突围行动在时间上争得了主动。而在这期间，任弼时是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工作的。8月1日，他致电中央申述，说明牛田会议上讨论的并不是向西面突围的情况，中央对他的处分不符合事实，“望加考虑”。
1934年8月7日，正是三伏天气，罗霄山区时而烈日当空、酷暑逼人，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下午3时，任弼时率红六军团9000多子弟兵，告别了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人民，离开了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秘密踏上新的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强敌的围追堵截，是山川的险阻，是无后方的长途跋涉……○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