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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工程虽然遭到了百姓反对，但决策者向来一权独大，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何况，在当前工程建设回扣、贿赂成风的情况下，上千万元城建工程的利益玄机可想而知。
[城·事]
今年上半年因建起“山寨中国馆”而饱受质疑的江苏省阜宁县，如今又因为一座“山寨悉尼歌剧院”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
“山寨悉尼歌剧院”其实是一个集餐饮、休闲、健身于一体的饭店，占地约200平方米，造价为110万元。而在这之前建好的名为“中华情”的城市雕塑及其周围广场，总耗资350万元，占地8000平方米，外形与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相似。
在一个财政状况不好、百姓收入尚不宽裕的贫困地区，政府竟然不惜血本接连投资“山寨建筑”，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一些公众批评阜宁“山寨成瘾”、“乱花老百姓的钱”、“热衷搞面子工程”等，而当地一些干部则觉得委屈。
阜宁县政府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德平说：“阜宁是盐城市仅有的两个不靠海的县之一，也是盐城市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的县市。经济区位让当地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兴建‘中华情’和‘天鹅港湾’都有提升地方影响力的考虑，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致富。”
[观点]
“东施效应”
张芳山（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
品牌管理理论告诉我们：品牌建立并被世人认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品牌本身的生长规律所决定的。
阜宁县领导主观上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打造阜宁的品牌，提升阜宁的知名度，为了吸引世人的关注，由此更快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也知道阜宁本身缺乏或者目前还没有发掘出名牌的资源，所以就去山寨他人，试图以模仿秀尽快出名，然后快速致富。
主观愿望是好的，也许是绞尽脑汁、花了心思的最后决定，原本是想赢得四方美誉，结果却遭遇了八面骂名。
领导的决策与百姓的责骂都无所谓对错，阜宁最终如其所愿，赢得了世人关注的目光，也取得了不小的轰动效应。正如效颦之东施，因其一颦而名扬千古。我们常常拿东施说事取笑，可不知我们身边的东施随地随时可见，“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东施效应”，阜宁县领导只是东施之一。但我们不能光顾着取笑阜宁山寨门事件，如果这样，下一个东施肯定就是我们自己了。阜宁山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训和反思，前车之鉴，这也算是一大贡献了。
东施与西施的差别就是遗臭万年与流芳千古，至于在出名的效果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都会名闻遐迩、青史留名。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深度]
“山寨”缘何泛滥
王玉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
在我国“山寨建筑”不是始于阜宁，大概也不会止于阜宁。不少地方建起“白宫”和“天安门”，“鸟巢”和“水立方”也有山寨版。事实上，“山寨建筑”只是“山寨产品”横行的一种。近年来，“山寨手机”、“山寨节目”、“山寨用品”等层出不穷，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为什么“山寨建筑”会在我国批量产生，频频现身呢？我想原因诸多，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城市面貌，打造政府形象的外在压力趋使。我国城市变脸很快，建筑物的新奇、高度等都被看作城市的象征、政府的政绩。被山寨的建筑大多是建筑中的精品，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用官员们的思维“能够增强城市的影响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在我国“山寨建筑”已成为一些城市发展的亮点，城市间的相互攀比之风蔓延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致使山寨版建筑不断涌现，层出不穷。
二是一切向钱看，追求经济利益内在动力的驱使。山寨建筑吸引人们的眼球，成为聚集人气的重要抓手。在地方政府看来，一个地方有了人气，就可以带动酒店业、餐饮业、旅游业、地方特色产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当地GDP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贫困县而言，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影响力的提升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是监管缺位，无人担责的运行管理机制致使“山寨建筑”一路通行。“山寨建筑”在法律上是个盲点，面对质疑，当地政府公开回应：“中央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建这个雕塑的目的是弘扬世博文化精神，展示阜宁新形象。”
地方政府兴建山寨建筑属于行政行为，理应履行民主决策的程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但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存有缺陷。形象工程虽然遭到了百姓反对，但决策者向来一权独大，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何况，在当前工程建设回扣、贿赂成风的情况下，上千万元城建工程的利益玄机可想而知。
决策中的“多数规则”
张芳山（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
客观上讲，阜宁的领导班子是想干点事情的，是干了点事情的。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阜宁的形象、提升阜宁的知名度，提高阜宁的经济水平，最终改善阜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现实的结果却让他们事与愿违。当他们面临四面八方飞来的口水之灾时，感到非常委屈，委屈之后是困惑。
当地官员可能认为反对者鼠目寸光，只知道眼前利益而不要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老百姓又会骂这些领导“肉食者鄙”，不考虑百姓疾苦贪功急进。为什么会出现一体对立的两面？
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看，这个案例牵涉到两个问题：一，“山寨”其他地方建筑是不是好的决策？二，这个公共决策遭到反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因为对与错没有根本的标准，事实上山寨他人出名的成功案例也时有所闻。当然，我们不能提倡山寨文化更不能去宣扬这种行为，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但是，哪怕阜宁县领导的决策是对的，也不必然等同于老百姓会支持。所以第二个问题才是这个案例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百姓会反对？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公共决策不具有合法性。一个决策要具备合法性必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合乎法律、合乎道德、合乎利益，三者缺一不可。那么阜宁县领导的作为违背了哪一条呢？
假如事情真按当地官员所说会带来阜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个决策就是符合阜宁人民利益的，当然山寨他人又不是抢注他人的商标，所以于道德也无大碍，他们的所为只是违背了“合乎法律”这一条。那就是关于民主决策的规定，说白了就是这些公共决策的出台，没有通过合法的途径。
很多时候，好的方法比努力更重要。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规则叫“多数规则”，是指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一种规则。在对于公共事务必须作出决定的政治活动中，多数人的意见应作为全体成员在行动上必须遵从的决定。多数规则是民主的基本规则，换句话说就是，阜宁县的所作所为对与错本身不是绝对的，关键的是应该取得老百姓的认同和支持。
而现实中，阜宁县领导直接以自己的个人决策替代了公共决策，这首先就没有尊重民意，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民意的根基。如果他们的作为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许还可以“事实胜于雄辩”，把老百姓的怨声消解。可事实是打造城市品牌树立形象恰恰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所以难以在事实上说服老百姓，老百姓有所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路径]
如何消除“山寨风”
王玉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
“山寨”之风盛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急于求成的“拿来主义”暴露了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只有确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消除“山寨风”。
“山寨”建筑的形成及快速蔓延，是因为此种建设速度快、风险小、知名度高。这种只需加大投入就能很快得到丰厚政绩回报的交易，正是地方政府刻意追求的。政府在短短的任期内必须得闹出点动静，让外界看得见，摸得着。“山寨建筑”正是政绩的主观制造与加速催生的产物。这种政绩观来源于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指标，一切以GDP增长论英雄。
扭转这种政绩观，必须真正从考量GDP转到考量GNH（国民幸福指数）上来。“国民幸福指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和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弘扬和坚持传统文化以及善治良政。这需要政府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公正发展上，这种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通过制定一系列民生指标考核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究责机制，从而使官员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而不是利用公权力的优势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制度的安排从根基上动摇“拿来主义”的“山寨风”。
其次，基于表象的“移植建筑”暴露了地方政府低下的执行力，只有克服形式上的机械照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山寨建筑”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照搬，一种形式上的空间位移，是对一种成熟技术的复制或仿制，几乎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地方政府在探索本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时，如果一味移植照搬，一味模仿，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如我国的制造业虽然品种多产量大，但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第三，丢失自我的“山寨建筑”暴露了地方政府渐失的创新力，只有坚持本土的地方特色，才能在激烈多元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山寨建筑”的病源在丢失自我，缺失灵魂。因为再漂亮的“山寨建筑”其精神内核与外表形象都是他人的。一个地方如若热衷于“山寨建筑”，表明其创新动力的明显不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就是一张“城市名片”，理应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体现出它的精神风貌，并且也应当给人以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力量。如果政府都热衷于“山寨”，那我们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具有思想的活力，怎么可能具有吸引力和发展力呢？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山寨”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靠“山寨”之作去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唯有立足国情和本地实际，发掘地方特色，弘扬本土优势，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品牌，才能在激烈、多元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城·事]
今年上半年因建起“山寨中国馆”而饱受质疑的江苏省阜宁县，如今又因为一座“山寨悉尼歌剧院”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
“山寨悉尼歌剧院”其实是一个集餐饮、休闲、健身于一体的饭店，占地约200平方米，造价为110万元。而在这之前建好的名为“中华情”的城市雕塑及其周围广场，总耗资350万元，占地8000平方米，外形与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相似。
在一个财政状况不好、百姓收入尚不宽裕的贫困地区，政府竟然不惜血本接连投资“山寨建筑”，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一些公众批评阜宁“山寨成瘾”、“乱花老百姓的钱”、“热衷搞面子工程”等，而当地一些干部则觉得委屈。
阜宁县政府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德平说：“阜宁是盐城市仅有的两个不靠海的县之一，也是盐城市唯一没有高速公路的县市。经济区位让当地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兴建‘中华情’和‘天鹅港湾’都有提升地方影响力的考虑，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致富。”
[观点]
“东施效应”
张芳山（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
品牌管理理论告诉我们：品牌建立并被世人认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品牌本身的生长规律所决定的。
阜宁县领导主观上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打造阜宁的品牌，提升阜宁的知名度，为了吸引世人的关注，由此更快地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也知道阜宁本身缺乏或者目前还没有发掘出名牌的资源，所以就去山寨他人，试图以模仿秀尽快出名，然后快速致富。
主观愿望是好的，也许是绞尽脑汁、花了心思的最后决定，原本是想赢得四方美誉，结果却遭遇了八面骂名。
领导的决策与百姓的责骂都无所谓对错，阜宁最终如其所愿，赢得了世人关注的目光，也取得了不小的轰动效应。正如效颦之东施，因其一颦而名扬千古。我们常常拿东施说事取笑，可不知我们身边的东施随地随时可见，“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东施效应”，阜宁县领导只是东施之一。但我们不能光顾着取笑阜宁山寨门事件，如果这样，下一个东施肯定就是我们自己了。阜宁山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训和反思，前车之鉴，这也算是一大贡献了。
东施与西施的差别就是遗臭万年与流芳千古，至于在出名的效果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都会名闻遐迩、青史留名。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深度]
“山寨”缘何泛滥
王玉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
在我国“山寨建筑”不是始于阜宁，大概也不会止于阜宁。不少地方建起“白宫”和“天安门”，“鸟巢”和“水立方”也有山寨版。事实上，“山寨建筑”只是“山寨产品”横行的一种。近年来，“山寨手机”、“山寨节目”、“山寨用品”等层出不穷，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为什么“山寨建筑”会在我国批量产生，频频现身呢？我想原因诸多，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城市面貌，打造政府形象的外在压力趋使。我国城市变脸很快，建筑物的新奇、高度等都被看作城市的象征、政府的政绩。被山寨的建筑大多是建筑中的精品，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用官员们的思维“能够增强城市的影响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在我国“山寨建筑”已成为一些城市发展的亮点，城市间的相互攀比之风蔓延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致使山寨版建筑不断涌现，层出不穷。
二是一切向钱看，追求经济利益内在动力的驱使。山寨建筑吸引人们的眼球，成为聚集人气的重要抓手。在地方政府看来，一个地方有了人气，就可以带动酒店业、餐饮业、旅游业、地方特色产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当地GDP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贫困县而言，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影响力的提升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是监管缺位，无人担责的运行管理机制致使“山寨建筑”一路通行。“山寨建筑”在法律上是个盲点，面对质疑，当地政府公开回应：“中央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建这个雕塑的目的是弘扬世博文化精神，展示阜宁新形象。”
地方政府兴建山寨建筑属于行政行为，理应履行民主决策的程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但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存有缺陷。形象工程虽然遭到了百姓反对，但决策者向来一权独大，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何况，在当前工程建设回扣、贿赂成风的情况下，上千万元城建工程的利益玄机可想而知。
决策中的“多数规则”
张芳山（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
客观上讲，阜宁的领导班子是想干点事情的，是干了点事情的。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阜宁的形象、提升阜宁的知名度，提高阜宁的经济水平，最终改善阜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现实的结果却让他们事与愿违。当他们面临四面八方飞来的口水之灾时，感到非常委屈，委屈之后是困惑。
当地官员可能认为反对者鼠目寸光，只知道眼前利益而不要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老百姓又会骂这些领导“肉食者鄙”，不考虑百姓疾苦贪功急进。为什么会出现一体对立的两面？
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看，这个案例牵涉到两个问题：一，“山寨”其他地方建筑是不是好的决策？二，这个公共决策遭到反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因为对与错没有根本的标准，事实上山寨他人出名的成功案例也时有所闻。当然，我们不能提倡山寨文化更不能去宣扬这种行为，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但是，哪怕阜宁县领导的决策是对的，也不必然等同于老百姓会支持。所以第二个问题才是这个案例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百姓会反对？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公共决策不具有合法性。一个决策要具备合法性必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合乎法律、合乎道德、合乎利益，三者缺一不可。那么阜宁县领导的作为违背了哪一条呢？
假如事情真按当地官员所说会带来阜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个决策就是符合阜宁人民利益的，当然山寨他人又不是抢注他人的商标，所以于道德也无大碍，他们的所为只是违背了“合乎法律”这一条。那就是关于民主决策的规定，说白了就是这些公共决策的出台，没有通过合法的途径。
很多时候，好的方法比努力更重要。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规则叫“多数规则”，是指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一种规则。在对于公共事务必须作出决定的政治活动中，多数人的意见应作为全体成员在行动上必须遵从的决定。多数规则是民主的基本规则，换句话说就是，阜宁县的所作所为对与错本身不是绝对的，关键的是应该取得老百姓的认同和支持。
而现实中，阜宁县领导直接以自己的个人决策替代了公共决策，这首先就没有尊重民意，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民意的根基。如果他们的作为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许还可以“事实胜于雄辩”，把老百姓的怨声消解。可事实是打造城市品牌树立形象恰恰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所以难以在事实上说服老百姓，老百姓有所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路径]
如何消除“山寨风”
王玉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
“山寨”之风盛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急于求成的“拿来主义”暴露了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只有确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消除“山寨风”。
“山寨”建筑的形成及快速蔓延，是因为此种建设速度快、风险小、知名度高。这种只需加大投入就能很快得到丰厚政绩回报的交易，正是地方政府刻意追求的。政府在短短的任期内必须得闹出点动静，让外界看得见，摸得着。“山寨建筑”正是政绩的主观制造与加速催生的产物。这种政绩观来源于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指标，一切以GDP增长论英雄。
扭转这种政绩观，必须真正从考量GDP转到考量GNH（国民幸福指数）上来。“国民幸福指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和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弘扬和坚持传统文化以及善治良政。这需要政府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公正发展上，这种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通过制定一系列民生指标考核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究责机制，从而使官员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而不是利用公权力的优势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制度的安排从根基上动摇“拿来主义”的“山寨风”。
其次，基于表象的“移植建筑”暴露了地方政府低下的执行力，只有克服形式上的机械照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山寨建筑”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照搬，一种形式上的空间位移，是对一种成熟技术的复制或仿制，几乎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地方政府在探索本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时，如果一味移植照搬，一味模仿，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如我国的制造业虽然品种多产量大，但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第三，丢失自我的“山寨建筑”暴露了地方政府渐失的创新力，只有坚持本土的地方特色，才能在激烈多元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山寨建筑”的病源在丢失自我，缺失灵魂。因为再漂亮的“山寨建筑”其精神内核与外表形象都是他人的。一个地方如若热衷于“山寨建筑”，表明其创新动力的明显不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就是一张“城市名片”，理应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体现出它的精神风貌，并且也应当给人以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力量。如果政府都热衷于“山寨”，那我们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具有思想的活力，怎么可能具有吸引力和发展力呢？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山寨”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靠“山寨”之作去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唯有立足国情和本地实际，发掘地方特色，弘扬本土优势，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品牌，才能在激烈、多元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