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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身后事的讨论
“人死了之后，支付宝、微信、微博、游戏账号、数字货币等组成数字遗产怎么办？”数字化时代，技术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
2004年，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贾斯汀·埃尔斯沃思在伊拉克遇难。其家人请求雅虎公司提供贾斯汀的电子邮箱账号和密码，但遭到雅虎公司的拒绝，直到第二年迫于压力才勉强同意;2012年，一名15岁的女孩在柏林遭地铁碾轧身亡。她的父母怀疑女儿受到欺凌，申请进入逝者的Facebook账号查看信息，但账号已经被锁定，于是他们将Facebook告上了法庭，案件直到5年以后才终于尘埃落定。
2018年，德国一起数字遗产官司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一名15岁的女孩被列车撞倒身亡，过世女孩的父母有了密码却不能登录孩子的社交账户，法院最终继承者有权继承过世亲属的社交账户。2019年，“90后”电竞主播若风将自己的支付宝、游戏账号等数字财产写入遗嘱，在网上再次引起讨论。
多年来，一系列“真实”与“虚拟”纠葛的案件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数字遗产。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交流以字节形式储存在服务器上，却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控制整个网络王国。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字节’该由谁掌管？在后工业时代，我们必须扩展相关所有权的观念。"
关系你我的数字资产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4月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数量庞大，达9.04亿人，较2018年年底增长750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再考虑政府公众数据、与互联网形成间接联系的老年与幼儿群体，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形成自己的数据资产。
这其中包括网上金融资产、线上付费虚拟产品等易于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实体财富，也包括聊天信息、个人照片、浏览与购物记录等难以归属的数字资产。如后者这些财产不仅涉及人们自身，还涉及其与网络平台的财产关系，被称为具有人身性质的数字财产。
这类资产的所有权到底归谁，如何确立数据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和产权制度，便成为数据产业能否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数字遗产并不新鲜
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中就明确提出，数字遗产是人类特有的知识及表达方式，个人在网络上的信息包括文本、数据库、照片、软件、网页等，都是数字遗产。
数字遗产是对数据的占有和处置，其中一类可以和财产直接挂钩，如支付宝余额等虚拟货币，具有和实物财产等同的使用效用;另一类则属于精神范畴。如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博客、播客等。这类数据的形成，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也往往能通过继承使亲属得到精神抚慰。故而，就数字遗产的定义和功用而言，以遗产的形式对之保存，十分必要。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数据的现实功用日益增强的具体表现。
然而，由于形式的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数字遗产的继承和管理，也遇到了许多待解难题。比如归属方面，很多个人账号、档案数据散布在各运营商的服务器中，其权责划分很难界定。同样在管理方面，若用户长时间内未能实际使用，那平台对其数据的回收、处置，也需要相应的法规或协议作为依据。
饱含情感的数字遗产
“玩家Bill Coberly的父亲Thomas在2016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Bill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父亲电脑上Steam账号显示：父亲玩《文明4》资料片《超越刀锋》的时长达到了4638个小时。根据Kotaku报道，Bill称父亲很喜欢游戏，虽然比不上儿子，但已经超过同龄人太多。父亲最喜欢的类型是策略和角色扮演，在自己小时候，就和他一起玩《星际争霸》《最终幻想策略版》《博得之门》和《精灵宝可梦：红》，痴迷程度更甚于他。
在父亲过世后，Bill决定关闭他的网上社交账号，并删除其曾发过的那些帖子，但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几千小时的游戏存档。留着并没有什么用处，但那些存档却是父亲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删掉就意味着，父亲真的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读档了。Bill 写了一篇长文将自己父亲的情况发到网上，文章感动了很多人。”
相对于传统遗产，数字遗产的传承更多时候饱含着一份情感，无论是游戏账号还是社交账号，亲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轨迹本身可以通过数字化保存甚至还原，这样饱含情感的数据本身就很容易打动人，并引发人们情感上的重视，而在越来越多90后、00后走入社会后，数字遗产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90后立遗嘱人数已达236人。在立遗嘱的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同时，90后遗嘱订立者的财产继承主要以现金存款和虚拟财产为主，虚拟财产包括支付宝、虚拟货币、游戏账号等，财产的继承人绝大多数都是父母。
远超想象的数字遗产边际
当你去世后，你知道自己的数字遗产有多少吗？当然，在你还在阅读本文时，或许改成“你知道自己的数字资产有哪些”这样的表达更靠谱一些。
大多数人对于数字资产的第一反应就是虚拟货币、支付宝、微信、微博账号等熟悉的事物，深想一下，所有的电子邮件账户、航空公司或其他旅行里程、酒店奖励计划、不同零售商的忠诚度计划、网盘、游戏账号等等，都属于你所拥有的数字资产，而个人在网络上撰写发表的文章、上传的图片甚至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可以纳入数字遗产范畴的。
从法律概念上思考，数据资产的本质应该包括两种权益，分别是“人格权”和“财产权”。互联网时代，以個人信息为代表的人格权能给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财产权更是直接与数据资产相关，因此，相对应的权利如何继承摆在人们面前。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体现为“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2019年8月公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次审议稿）》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被定位为人格权益本质，并且个人享有弱支配程度的人格权益。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可为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提供支撑。 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权表现出较强的个人支配权能，表现为人格权益属性的个人信息，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的个人信息现实需求之间产生诸多龃龉。人格权是民法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反之，被民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会对人格权产生影响。个人对其信息的不易控制性使个人信息人格权益的支配程度由强支配转向弱支配，如此，在葆有个人信息人格权益属性实现可能性的同时，也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人格权编草案”对此也有认识，从第八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可知，为保护个人隐私权，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五种行为，个人对其隐私权的保护表現出了人格权的强支配权能。相较而言，第八百一十四条对于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规定，为他人实施关涉个人信息的行为留有一定弹性空间，表现为人格权益的弱支配程度。
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制模式从“人格权编草案”第八百一十四条、第八百一十七条等规定可以看出，具体言之，个人信息的收集者、控制者因其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行为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而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却不可逾越“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的行为边界。即便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仅享有弱支配程度的人格权益，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却因法律对他人关涉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制而获得有效保护。与此同时，侧重于事后规制的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保护为数据企业划定了红线，预留出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容易被忽略的隐私问题
俗话说"成仁不念身后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伦理法律等问题，处理"数字身后事"绝非易事。在不少网友的认知里，微信和支付宝的钱均属于个人财产，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网上账户里的资产理应由家人来继承。除此之外，也有不少人在游戏账号里付出了较多精力，购买虚拟武器装备、游戏币等来升级，这些有价值的商品也是个人资产。
然而，不少人在网络上的信息并不愿意公开，其网络浏览痕迹、个人偏好等数据信心并不希望被他人知晓，即使是在自己去世之后。数字遗产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隐私信息，其拥有者未必都希望这些信息为其继承人所见。在未得到数字财产拥有者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就向其继承者提供相关信息，肯定会遭到部分网民反对。
尽管很多人希望通过数字遗产的继承获得一份珍贵的记忆宝藏，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却一直是数字遗产继承难以绕开的难题，数字遗产继承权与隐私权的平衡，将是数字遗产继承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内主流平台的处置办法
随着越来越多人表示对“数字”遗产处置权的关注，国内主流互联网平台早已就该问题发表过相关看法。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客户在支付宝里的钱归客户所有，即便用户身亡，平台会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一直为用户代为保管这笔钱及产生的收益，直到继承人来提取。通过支付宝购买的余额宝、基金、保险等产品，继承者都能赎回。相应地，若有花呗、借呗等债务，也需一并承担。
新浪微博则发布过“关于保护‘逝者账号’的公告”，表示为保护逝者隐私，防止逝者账号被盗，微博将对逝者账号设置保护状态，即不能登录、发布或删除内容。逝者亲属在获取逝者微博账号信息后，可以进行登录，但发布、转发、评论、点赞、关注等行为会受到限制。
而QQ和微信账号的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而所有权属于腾讯公司所有，若用户注册的账号长期没有登录或使用，腾讯有权将账号进行回收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许多平台执行的都是暂行的社区规定，未来国家法律法规对网络账号和数字财产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后，还需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而在全球范围内，英、美、瑞士等国家，已有专门的公司帮助人们处理死后的数字资产。而在中国，这方面的尝试刚刚起步。比如淘宝网，宣布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出“离婚过户”、“继承过户”细则，以解决因夫妻离婚、店主去世等情况带来的“皇冠店铺”等店铺分割和继承难以解决问题，首次开始尝试虚拟网店转让。
运营商责权也需明确
“数字遗产”往往涉及到第三方即虚拟空间的提供者，用户对虚拟空间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就涉及到现有法律与网络运营商的衔接问题。从实践来看，将“数字遗产”继承权明确写入国家法律尚未成为全球性行为，而各网络运营商有关“数字遗产”继承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例如，脸书现在提供“数字遗产代理人”功能，用户指定的代理人可以在用户去世或无能力运营后代为管理其页面，但仍不能获得该页面的登录密码。而很多网络运营商目前只允许在证明用户去世后销毁账户和删除账户中的内容。
对于网络运营商来说，完全接受“数字遗产”继承权的最大难处可能在于其赖以获得用户信赖的保护隐私原则。毕竟，用户的个人账户不仅可能包括用户不愿让包括亲人在内的其他人所知的私密内容，还牵涉到与用户关联的其他用户的隐私。虽然现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所谓的“数字遗产”管理公司，即用户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数字遗产”交给管理公司保存，由公司在其去世后交由继承人，但这些措施相当于将继承人的继承权做了转移。
只要对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公司的用户协议略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虽然它们并未直接涉及虚拟财产继承，但无论是电邮网站还是网游网站，均通过声称享有虚拟财产所有权、禁止用户转让虚拟财产以及将用户真实身份与服务绑定的方式，间接限制了虚拟财产的继承权。鉴于用户协议实为“点击合同”（Click-wrap Contract），属于我国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格式合同的一种，针对因用户协议所生的争议，必须逐一检讨：1.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订入用户协议？2.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具有解释余地？（3）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因法定事由而无效？
只有通过苛刻的合同解释，那些排除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才能被最终认定有效，这也是数字遗产落地需要克服的困难。
有待完善的法律依据 2020年5月新颁布的《民法典·继承编》中，删除了原《继承法》对遗产范围列举式的界定，改为概括式—“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按照这个界定，那么我们日常使用的支付宝、游戏币、知识付费账号、社交媒体账号、购物券等数字财产均被包含其中，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可能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哪些数字资产可以继承，涉及伦理的隐私信息具体该继承给谁等，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2020年7月15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政府文件《深圳经济特區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收集和自身生成的数据享有数据权，而公共数据的数据权归国家所有，由深圳市政府代为行使。此外，深圳市还将建立城市大数据中心，实现全市公共数据统一存储、汇聚、共享、开放、安全监管等。据悉，这是全国首个提出数据权概念的政府文件。
而当前，数字遗产继承中还存在立法有待提高、网络服务协议排除继承权、与隐私权和通信秘密保护冲突等现实困境，需要为数字遗产制定合理的继承路径与基本程序，明确数字遗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以及确定继承人对数字遗产权利的行使边界，平衡好继承权与隐私权、通信秘密保护之间的冲突等。
随着数据的重要意义不断提升（所谓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在近几年也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大量的论者呼吁应当承认对虚拟财产的独立民事权利，并为之提供了不同的具体方案。但是我国立法者目前只是以一种相对保守的姿态确认了数据应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127条），却还没有肯定对数据的独立民事权利。立法者面临主要的困难是，数据欠缺“有体性”不属于民法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客体”或者更进一步说不属于物权意义上的“动产”，因此对数据的定性存在很大争议，学理上也还没有达成共识。
技术推动数字遗产落地
数字遗产是不自足的遗产，即使个人色彩浓厚，但产生的前提却有赖共享、联通的互联网环境。于是，和实物遗产相比，数字遗产的自足性、独占性明显不如，它只有在人人共享的网络中才得以存在。
数字遗产的推进不仅需要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辩证，更需要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的助力。以区块链为例，其本身是一种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去中心化分布式数据存储，并且通过智能合约，当合约中的条款被触发时将会自动执行条款的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个人数据的开放程度，当任何组织或机构在网络上发起对个人数据采集的需求时，数据的交换主动权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作为回报，数据采集方需要支付类似价值交换的介质作为获取个人数据的回报，从而实现全流程的数据确权。
从确权到使用权、所有权的分配，技术除帮助人们实现数字遗产的分配与获得外，更需要技术维护整个数字资产的安全性。技术不仅能为整个数字经济时代赋能，更是数据私有化和确权的关键，随着技术的进步，相信数字遗产落地的问题和纷争也会更少。
“数字遗体”的“安宁墓居”
继承制度自身不足以对数字遗产提供充分的法律规制，这根本原因是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和传统时代的遗产有质的不同。继承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事制度，无论是在其起源之时，还是在其存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遗产的主要成分都是财产性的对象。财产性对象通过法定或者意定继承转移给他人长期以来被证明是合理的。
但是网络的发展和对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渗透，导致个人的绝大多数私人性和社会性活动都转移到了网络上或者借助网络进行，而这些活动的痕迹积累最终构成了数字遗产的主体部分。可以说在网络时代，数字遗产的绝大部分都涉及被继承人的人格利益。打个比方，以往的遗产主要是“身外之物”，涉及到人格利益的对象很少或者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而现在数字遗产中人格性成分之多甚至足以造成一个数字化的“遗体”。不难理解，即便人们愿意在过世后将“身外之物”交给法定或者意定的继承人，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同样愿意在离世后将自己的“（数字）遗体”交给他们。
因此，数字遗产同传统遗产相比内容更复杂，规制需求也更多样化，我们既要考虑到被继承人财产安置的需求，更要考虑到其人格利益保护的需求。通过附着论的途径，数字遗产一般性地获得可继承性，至此，对数字遗产中纯粹财产性部分而言，法律规制可以说告一段落;对数字遗产中人格性部分而言，法律规制毋宁说才刚刚开始。既然物理遗体宜入土为安，数字遗体也不应有异，法秩序应当为数字遗体搭建一座“安宁墓居”。
写在最后：数据永存
对现代人而言，通讯、社交、购物、娱乐、交通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电子数据，这也意味着在网络上保存和留下数据踪迹。消耗和产生数据，就如同吸入氧气和呼出二氧化碳一般，对现代人而言几乎是生命运作的一部分。经过长年的累积，每个人不仅在线下世界有一个物理性的“自我”，而且在网络世界中也形成了一个数字性的“自我”。如果说在“线下世界”中“消逝”和“被忘”是常态，那么在网络世界中“永存”和“不忘”才是常态。就像人们说的，互联网上没有真正的死亡，也没有绝对的遗忘。当人在物理世界去世后，他留在网络世界的那个“自我”应如何处理？这对应于近年来在法学上逐渐获得关注的“数字遗产”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数字遗产”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
“人死了之后，支付宝、微信、微博、游戏账号、数字货币等组成数字遗产怎么办？”数字化时代，技术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
2004年，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贾斯汀·埃尔斯沃思在伊拉克遇难。其家人请求雅虎公司提供贾斯汀的电子邮箱账号和密码，但遭到雅虎公司的拒绝，直到第二年迫于压力才勉强同意;2012年，一名15岁的女孩在柏林遭地铁碾轧身亡。她的父母怀疑女儿受到欺凌，申请进入逝者的Facebook账号查看信息，但账号已经被锁定，于是他们将Facebook告上了法庭，案件直到5年以后才终于尘埃落定。
2018年，德国一起数字遗产官司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一名15岁的女孩被列车撞倒身亡，过世女孩的父母有了密码却不能登录孩子的社交账户，法院最终继承者有权继承过世亲属的社交账户。2019年，“90后”电竞主播若风将自己的支付宝、游戏账号等数字财产写入遗嘱，在网上再次引起讨论。
多年来，一系列“真实”与“虚拟”纠葛的案件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数字遗产。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交流以字节形式储存在服务器上，却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控制整个网络王国。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字节’该由谁掌管？在后工业时代，我们必须扩展相关所有权的观念。"
关系你我的数字资产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4月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数量庞大，达9.04亿人，较2018年年底增长750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再考虑政府公众数据、与互联网形成间接联系的老年与幼儿群体，可能每个人都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形成自己的数据资产。
这其中包括网上金融资产、线上付费虚拟产品等易于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实体财富，也包括聊天信息、个人照片、浏览与购物记录等难以归属的数字资产。如后者这些财产不仅涉及人们自身，还涉及其与网络平台的财产关系，被称为具有人身性质的数字财产。
这类资产的所有权到底归谁，如何确立数据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和产权制度，便成为数据产业能否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数字遗产并不新鲜
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中就明确提出，数字遗产是人类特有的知识及表达方式，个人在网络上的信息包括文本、数据库、照片、软件、网页等，都是数字遗产。
数字遗产是对数据的占有和处置，其中一类可以和财产直接挂钩，如支付宝余额等虚拟货币，具有和实物财产等同的使用效用;另一类则属于精神范畴。如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博客、播客等。这类数据的形成，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也往往能通过继承使亲属得到精神抚慰。故而，就数字遗产的定义和功用而言，以遗产的形式对之保存，十分必要。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数据的现实功用日益增强的具体表现。
然而，由于形式的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数字遗产的继承和管理，也遇到了许多待解难题。比如归属方面，很多个人账号、档案数据散布在各运营商的服务器中，其权责划分很难界定。同样在管理方面，若用户长时间内未能实际使用，那平台对其数据的回收、处置，也需要相应的法规或协议作为依据。
饱含情感的数字遗产
“玩家Bill Coberly的父亲Thomas在2016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Bill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父亲电脑上Steam账号显示：父亲玩《文明4》资料片《超越刀锋》的时长达到了4638个小时。根据Kotaku报道，Bill称父亲很喜欢游戏，虽然比不上儿子，但已经超过同龄人太多。父亲最喜欢的类型是策略和角色扮演，在自己小时候，就和他一起玩《星际争霸》《最终幻想策略版》《博得之门》和《精灵宝可梦：红》，痴迷程度更甚于他。
在父亲过世后，Bill决定关闭他的网上社交账号，并删除其曾发过的那些帖子，但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几千小时的游戏存档。留着并没有什么用处，但那些存档却是父亲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删掉就意味着，父亲真的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读档了。Bill 写了一篇长文将自己父亲的情况发到网上，文章感动了很多人。”
相对于传统遗产，数字遗产的传承更多时候饱含着一份情感，无论是游戏账号还是社交账号，亲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轨迹本身可以通过数字化保存甚至还原，这样饱含情感的数据本身就很容易打动人，并引发人们情感上的重视，而在越来越多90后、00后走入社会后，数字遗产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90后立遗嘱人数已达236人。在立遗嘱的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同时，90后遗嘱订立者的财产继承主要以现金存款和虚拟财产为主，虚拟财产包括支付宝、虚拟货币、游戏账号等，财产的继承人绝大多数都是父母。
远超想象的数字遗产边际
当你去世后，你知道自己的数字遗产有多少吗？当然，在你还在阅读本文时，或许改成“你知道自己的数字资产有哪些”这样的表达更靠谱一些。
大多数人对于数字资产的第一反应就是虚拟货币、支付宝、微信、微博账号等熟悉的事物，深想一下，所有的电子邮件账户、航空公司或其他旅行里程、酒店奖励计划、不同零售商的忠诚度计划、网盘、游戏账号等等，都属于你所拥有的数字资产，而个人在网络上撰写发表的文章、上传的图片甚至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可以纳入数字遗产范畴的。
从法律概念上思考，数据资产的本质应该包括两种权益，分别是“人格权”和“财产权”。互联网时代，以個人信息为代表的人格权能给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财产权更是直接与数据资产相关，因此，相对应的权利如何继承摆在人们面前。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体现为“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2019年8月公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次审议稿）》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被定位为人格权益本质，并且个人享有弱支配程度的人格权益。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可为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提供支撑。 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权表现出较强的个人支配权能，表现为人格权益属性的个人信息，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的个人信息现实需求之间产生诸多龃龉。人格权是民法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果，反之，被民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会对人格权产生影响。个人对其信息的不易控制性使个人信息人格权益的支配程度由强支配转向弱支配，如此，在葆有个人信息人格权益属性实现可能性的同时，也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人格权编草案”对此也有认识，从第八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可知，为保护个人隐私权，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五种行为，个人对其隐私权的保护表現出了人格权的强支配权能。相较而言，第八百一十四条对于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规定，为他人实施关涉个人信息的行为留有一定弹性空间，表现为人格权益的弱支配程度。
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制模式从“人格权编草案”第八百一十四条、第八百一十七条等规定可以看出，具体言之，个人信息的收集者、控制者因其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行为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而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却不可逾越“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的行为边界。即便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仅享有弱支配程度的人格权益，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却因法律对他人关涉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制而获得有效保护。与此同时，侧重于事后规制的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保护为数据企业划定了红线，预留出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容易被忽略的隐私问题
俗话说"成仁不念身后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伦理法律等问题，处理"数字身后事"绝非易事。在不少网友的认知里，微信和支付宝的钱均属于个人财产，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网上账户里的资产理应由家人来继承。除此之外，也有不少人在游戏账号里付出了较多精力，购买虚拟武器装备、游戏币等来升级，这些有价值的商品也是个人资产。
然而，不少人在网络上的信息并不愿意公开，其网络浏览痕迹、个人偏好等数据信心并不希望被他人知晓，即使是在自己去世之后。数字遗产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隐私信息，其拥有者未必都希望这些信息为其继承人所见。在未得到数字财产拥有者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就向其继承者提供相关信息，肯定会遭到部分网民反对。
尽管很多人希望通过数字遗产的继承获得一份珍贵的记忆宝藏，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却一直是数字遗产继承难以绕开的难题，数字遗产继承权与隐私权的平衡，将是数字遗产继承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内主流平台的处置办法
随着越来越多人表示对“数字”遗产处置权的关注，国内主流互联网平台早已就该问题发表过相关看法。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客户在支付宝里的钱归客户所有，即便用户身亡，平台会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一直为用户代为保管这笔钱及产生的收益，直到继承人来提取。通过支付宝购买的余额宝、基金、保险等产品，继承者都能赎回。相应地，若有花呗、借呗等债务，也需一并承担。
新浪微博则发布过“关于保护‘逝者账号’的公告”，表示为保护逝者隐私，防止逝者账号被盗，微博将对逝者账号设置保护状态，即不能登录、发布或删除内容。逝者亲属在获取逝者微博账号信息后，可以进行登录，但发布、转发、评论、点赞、关注等行为会受到限制。
而QQ和微信账号的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而所有权属于腾讯公司所有，若用户注册的账号长期没有登录或使用，腾讯有权将账号进行回收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许多平台执行的都是暂行的社区规定，未来国家法律法规对网络账号和数字财产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后，还需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而在全球范围内，英、美、瑞士等国家，已有专门的公司帮助人们处理死后的数字资产。而在中国，这方面的尝试刚刚起步。比如淘宝网，宣布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出“离婚过户”、“继承过户”细则，以解决因夫妻离婚、店主去世等情况带来的“皇冠店铺”等店铺分割和继承难以解决问题，首次开始尝试虚拟网店转让。
运营商责权也需明确
“数字遗产”往往涉及到第三方即虚拟空间的提供者，用户对虚拟空间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就涉及到现有法律与网络运营商的衔接问题。从实践来看，将“数字遗产”继承权明确写入国家法律尚未成为全球性行为，而各网络运营商有关“数字遗产”继承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例如，脸书现在提供“数字遗产代理人”功能，用户指定的代理人可以在用户去世或无能力运营后代为管理其页面，但仍不能获得该页面的登录密码。而很多网络运营商目前只允许在证明用户去世后销毁账户和删除账户中的内容。
对于网络运营商来说，完全接受“数字遗产”继承权的最大难处可能在于其赖以获得用户信赖的保护隐私原则。毕竟，用户的个人账户不仅可能包括用户不愿让包括亲人在内的其他人所知的私密内容，还牵涉到与用户关联的其他用户的隐私。虽然现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所谓的“数字遗产”管理公司，即用户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数字遗产”交给管理公司保存，由公司在其去世后交由继承人，但这些措施相当于将继承人的继承权做了转移。
只要对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公司的用户协议略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虽然它们并未直接涉及虚拟财产继承，但无论是电邮网站还是网游网站，均通过声称享有虚拟财产所有权、禁止用户转让虚拟财产以及将用户真实身份与服务绑定的方式，间接限制了虚拟财产的继承权。鉴于用户协议实为“点击合同”（Click-wrap Contract），属于我国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格式合同的一种，针对因用户协议所生的争议，必须逐一检讨：1.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订入用户协议？2.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具有解释余地？（3）影响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是否因法定事由而无效？
只有通过苛刻的合同解释，那些排除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条款才能被最终认定有效，这也是数字遗产落地需要克服的困难。
有待完善的法律依据 2020年5月新颁布的《民法典·继承编》中，删除了原《继承法》对遗产范围列举式的界定，改为概括式—“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按照这个界定，那么我们日常使用的支付宝、游戏币、知识付费账号、社交媒体账号、购物券等数字财产均被包含其中，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可能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哪些数字资产可以继承，涉及伦理的隐私信息具体该继承给谁等，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2020年7月15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政府文件《深圳经济特區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收集和自身生成的数据享有数据权，而公共数据的数据权归国家所有，由深圳市政府代为行使。此外，深圳市还将建立城市大数据中心，实现全市公共数据统一存储、汇聚、共享、开放、安全监管等。据悉，这是全国首个提出数据权概念的政府文件。
而当前，数字遗产继承中还存在立法有待提高、网络服务协议排除继承权、与隐私权和通信秘密保护冲突等现实困境，需要为数字遗产制定合理的继承路径与基本程序，明确数字遗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以及确定继承人对数字遗产权利的行使边界，平衡好继承权与隐私权、通信秘密保护之间的冲突等。
随着数据的重要意义不断提升（所谓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在近几年也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大量的论者呼吁应当承认对虚拟财产的独立民事权利，并为之提供了不同的具体方案。但是我国立法者目前只是以一种相对保守的姿态确认了数据应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127条），却还没有肯定对数据的独立民事权利。立法者面临主要的困难是，数据欠缺“有体性”不属于民法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客体”或者更进一步说不属于物权意义上的“动产”，因此对数据的定性存在很大争议，学理上也还没有达成共识。
技术推动数字遗产落地
数字遗产是不自足的遗产，即使个人色彩浓厚，但产生的前提却有赖共享、联通的互联网环境。于是，和实物遗产相比，数字遗产的自足性、独占性明显不如，它只有在人人共享的网络中才得以存在。
数字遗产的推进不仅需要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辩证，更需要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的助力。以区块链为例，其本身是一种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去中心化分布式数据存储，并且通过智能合约，当合约中的条款被触发时将会自动执行条款的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个人数据的开放程度，当任何组织或机构在网络上发起对个人数据采集的需求时，数据的交换主动权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作为回报，数据采集方需要支付类似价值交换的介质作为获取个人数据的回报，从而实现全流程的数据确权。
从确权到使用权、所有权的分配，技术除帮助人们实现数字遗产的分配与获得外，更需要技术维护整个数字资产的安全性。技术不仅能为整个数字经济时代赋能，更是数据私有化和确权的关键，随着技术的进步，相信数字遗产落地的问题和纷争也会更少。
“数字遗体”的“安宁墓居”
继承制度自身不足以对数字遗产提供充分的法律规制，这根本原因是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和传统时代的遗产有质的不同。继承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事制度，无论是在其起源之时，还是在其存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遗产的主要成分都是财产性的对象。财产性对象通过法定或者意定继承转移给他人长期以来被证明是合理的。
但是网络的发展和对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渗透，导致个人的绝大多数私人性和社会性活动都转移到了网络上或者借助网络进行，而这些活动的痕迹积累最终构成了数字遗产的主体部分。可以说在网络时代，数字遗产的绝大部分都涉及被继承人的人格利益。打个比方，以往的遗产主要是“身外之物”，涉及到人格利益的对象很少或者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而现在数字遗产中人格性成分之多甚至足以造成一个数字化的“遗体”。不难理解，即便人们愿意在过世后将“身外之物”交给法定或者意定的继承人，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同样愿意在离世后将自己的“（数字）遗体”交给他们。
因此，数字遗产同传统遗产相比内容更复杂，规制需求也更多样化，我们既要考虑到被继承人财产安置的需求，更要考虑到其人格利益保护的需求。通过附着论的途径，数字遗产一般性地获得可继承性，至此，对数字遗产中纯粹财产性部分而言，法律规制可以说告一段落;对数字遗产中人格性部分而言，法律规制毋宁说才刚刚开始。既然物理遗体宜入土为安，数字遗体也不应有异，法秩序应当为数字遗体搭建一座“安宁墓居”。
写在最后：数据永存
对现代人而言，通讯、社交、购物、娱乐、交通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电子数据，这也意味着在网络上保存和留下数据踪迹。消耗和产生数据，就如同吸入氧气和呼出二氧化碳一般，对现代人而言几乎是生命运作的一部分。经过长年的累积，每个人不仅在线下世界有一个物理性的“自我”，而且在网络世界中也形成了一个数字性的“自我”。如果说在“线下世界”中“消逝”和“被忘”是常态，那么在网络世界中“永存”和“不忘”才是常态。就像人们说的，互联网上没有真正的死亡，也没有绝对的遗忘。当人在物理世界去世后，他留在网络世界的那个“自我”应如何处理？这对应于近年来在法学上逐渐获得关注的“数字遗产”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数字遗产”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