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新文学争论中,林纾与钱玄同、刘半农、胡适、蔡元培等人就文言文与白话文之关系、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等问题展开讨论。撇开双方的政治身份、治学背景、人格气度不谈,此次论战对白话文的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新文学争论中,林纾备受指责。但对于林纾的评价和此次论战的动机与目的,都要放在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和评价。
关键词:林纾;新文学论争;白话文运动;重评
“五四”时期,林纾因反击《新青年》团体的钱玄同、刘半农精心设计的那封对他充满贬抑和揶揄之意的“双簧信”,写了对钱玄同、胡适、刘半农、蔡元培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小说《荆生》《妖梦》,并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与地位等问题与蔡元培论辩,遭到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这个曾被视为“得罪于名教”的维新党,一个把近两百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一代译才”,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向新文化运动猖狂反扑的“封建复古派”的代表,成了旧文化阵营的“反动领袖”,从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人人皆得而骂之的‘歹角’,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1]。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往往和我们所得知的事实有很大差距,对于林纾,我们不仅要承认他在翻译西方小说上对中国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对他在新文学论争中的行为也要作出公允的评价。
毫无疑问,这场论争的焦点就是古文与白话文的问题,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比如毕耕先生于2005年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上的《古文万无灭亡之理——重评林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一文所论,这些问题应该说已经成为公论。笔者所要关注的是这场论战深层次的问题:新文学干将们主张实行白话文,并力主废除古文,并不仅仅是推行一种文字和语言那么简单。
其实在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文就已经在中国发展得相当不错,并有许多流传广泛的经典作品,像宋元话本、元曲、杂剧和明清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早期成型的白话文。明清的章回体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采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直到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白话文才开始被人们有意识地提倡,开始成为一种被称作“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七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2]。
那么,此时新文学提倡者们提出兴白话废文言有何意义?和前人的提倡白话有何不同?笔者认为,此时他们提倡白话的政治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占正统地位的应是古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是属于精英阶层,即士人阶层。由于文化水平的差距,老百姓不可能理解那些文人士子写出的东西,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文化或者具体到文学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布鲁斯特的《中国的知识的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对语言的功能如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阶级利益。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却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权利。”[3]“布鲁斯特此处之分析,可以说道出了白话文运动提倡者和赞同者的最重要的依据:即白话文运动就是要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口‘语’,代替和消灭士大夫专用的雅言的‘文’,并将此‘口语’白话文上升到‘国语’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革命,更符合并辅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即提升‘引车卖浆之徒’的社会地位,而消灭操纵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层。”[4]也就是说,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也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这是新文学运动家们为争夺话语权所作出的一种努力。他们试图让平民也能掌握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修养,提高觉悟,最终达到自觉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命运抗争的地步。这才是他们提倡白话文的根本目的和真实目的。
可惜,林纾乃一介儒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虽也受过先进文化洗礼,但洞察力、觉悟力似乎尚未达到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他依然把这场运动看做了一般的文学论争,把白话文和古文的关系当做一般的学术问题来探讨。在如此信息不对等的条件下,林纾的处境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刻意地略过新文学一派的过激行为,而一味地指责林纾方式的不当,这是十分不公平的。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抨击林纾时曾说过如下一段论述新旧关系的话,笔者以为它对于我们“重评”林纾和当年新文化论争,很有借鉴价值,即“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它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5]。
注释:
[1] 蒋英豪:《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文史哲》1997年第1期。
[2] 白话文,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3258.htm)。
[3] 旷新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读书》2002年第9期。
[4] 苏默:《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反思》,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8510.shtml),2002年11月12日。
[5]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林纾;新文学论争;白话文运动;重评
“五四”时期,林纾因反击《新青年》团体的钱玄同、刘半农精心设计的那封对他充满贬抑和揶揄之意的“双簧信”,写了对钱玄同、胡适、刘半农、蔡元培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小说《荆生》《妖梦》,并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与地位等问题与蔡元培论辩,遭到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这个曾被视为“得罪于名教”的维新党,一个把近两百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一代译才”,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向新文化运动猖狂反扑的“封建复古派”的代表,成了旧文化阵营的“反动领袖”,从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人人皆得而骂之的‘歹角’,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1]。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往往和我们所得知的事实有很大差距,对于林纾,我们不仅要承认他在翻译西方小说上对中国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对他在新文学论争中的行为也要作出公允的评价。
毫无疑问,这场论争的焦点就是古文与白话文的问题,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比如毕耕先生于2005年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上的《古文万无灭亡之理——重评林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一文所论,这些问题应该说已经成为公论。笔者所要关注的是这场论战深层次的问题:新文学干将们主张实行白话文,并力主废除古文,并不仅仅是推行一种文字和语言那么简单。
其实在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文就已经在中国发展得相当不错,并有许多流传广泛的经典作品,像宋元话本、元曲、杂剧和明清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早期成型的白话文。明清的章回体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采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直到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白话文才开始被人们有意识地提倡,开始成为一种被称作“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七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2]。
那么,此时新文学提倡者们提出兴白话废文言有何意义?和前人的提倡白话有何不同?笔者认为,此时他们提倡白话的政治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占正统地位的应是古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是属于精英阶层,即士人阶层。由于文化水平的差距,老百姓不可能理解那些文人士子写出的东西,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文化或者具体到文学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布鲁斯特的《中国的知识的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对语言的功能如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阶级利益。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却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权利。”[3]“布鲁斯特此处之分析,可以说道出了白话文运动提倡者和赞同者的最重要的依据:即白话文运动就是要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口‘语’,代替和消灭士大夫专用的雅言的‘文’,并将此‘口语’白话文上升到‘国语’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革命,更符合并辅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即提升‘引车卖浆之徒’的社会地位,而消灭操纵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层。”[4]也就是说,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也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这是新文学运动家们为争夺话语权所作出的一种努力。他们试图让平民也能掌握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修养,提高觉悟,最终达到自觉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命运抗争的地步。这才是他们提倡白话文的根本目的和真实目的。
可惜,林纾乃一介儒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虽也受过先进文化洗礼,但洞察力、觉悟力似乎尚未达到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他依然把这场运动看做了一般的文学论争,把白话文和古文的关系当做一般的学术问题来探讨。在如此信息不对等的条件下,林纾的处境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刻意地略过新文学一派的过激行为,而一味地指责林纾方式的不当,这是十分不公平的。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抨击林纾时曾说过如下一段论述新旧关系的话,笔者以为它对于我们“重评”林纾和当年新文化论争,很有借鉴价值,即“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它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5]。
注释:
[1] 蒋英豪:《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文史哲》1997年第1期。
[2] 白话文,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3258.htm)。
[3] 旷新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读书》2002年第9期。
[4] 苏默:《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反思》,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8510.shtml),2002年11月12日。
[5]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