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清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上空的乌云遮挡了连日来的阳光，最低气温下降到3.6℃，南部的罗马则开始下雨。低温且潮湿，据说是新冠病毒最适宜传播的环境。这一天，新冠病毒也开始在意大利全国93座城市蔓延。
　　截至3月9日18时，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9172例，共治愈724人，死亡463人，是中国境外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疫情也开始以意大利为中心向整个欧洲加速扩散。有人说，欧洲已经成了湖北，而意大利就是“欧洲的武汉”。
　　意大利总理孔特9日晚间宣布，将从10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所有居民不得随意进出城市，除工作、紧急情况或医疗状况，出入城市须提供自述声明。同时，全国暂停全部体育赛事。学校停课时间延长至4月3日。俄罗斯RT电视台称这项举措“史无前例”。
　　不过，意大利的“封城”与中国的封城并不完全一样。米兰的樱花已经开放，街头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仍能看到当地人悠闲地散步、遛狗、喝咖啡，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继续享受生活。“封城后餐馆、酒吧还开着，当地人照去。虽然人们不能去其他城市，但可以在本城内部走动。”旅居在米兰的《新欧洲侨报》总编辑吴杰说。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放弃一些东西。”孔特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做此决定，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适应这些更严格的措施，才能最终做到。” 此前，孔特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曾说，他自己一直在思考“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这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我们会做到的。”

病死率创新高

　　据最新数据显示，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突破5.04%，全球最高，远超中国新冠肺炎的病死率2.3%，也超过了湖北省的病死率2.9%。
　　面对疫情，意大利政府的动作其实并不算晚。它是武汉暴发新冠肺炎以后第一个宣布限制中国航线的国家。早在1月31日，当意大利首次确诊了两例输入性新冠病例后，总理孔特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孔特宣布暂停中意往来的直飞航班。然而，根据2018年中意往返的航班信息，约4/5乘客选择了转机航班，而不是直飞。
　　“宣布了紧急状态，就给了政府在非常时期不需经议会批准即可采取临时性紧急手段的合法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孙彦红解释说，这次意大利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卫生紧急状态”。
　　尽管意大利是中国之外最早采取防疫措施的国家之一，“但是阻止感染的传入为时已晚，遏制措施无法阻止当地的蔓延。”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本杰明·考林回复道。
　　意大利的宁静终于在一个周五晚上被打破。2月21日，意大利发现了本土的“一号病人”，该男性患者住伦巴第大区的科多尼奥市，被媒体称为“社交达人”。 2月14日第一次报告家庭医生症状时被确诊为流感，目前这位医生也已被确诊新冠感染。此后，该病人还传染了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一名与他一起参加长跑的朋友以及三名在酒吧聚会的朋友。政府随即封锁了附近十余个市镇，约5万多居民受到影响。

　　米兰Sacco医院专家2月28日组分离出新冠病毒，初步认为出现在意大利的新冠“是一个新变异的病毒”。专家组负责人马西姆·伽利对法新社说，新冠病毒在意大利正式确诊前已不知不觉运行数周，“也许1月中旬就出现在意大利半岛”。截至目前，意大利并未找到将病毒传播给“一号病人”的“零号病人”。
　　“许多学者认为，当地对一号病人的跟踪并不及时，也没有对早期移民进行追踪，意大利需要针对轻症病例进行广泛的检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确诊、隔离之前，一号病人曾在科多尼奥市一家医院停留36个小时，有医护人员抱怨称，在病人被确诊后，医院没有及时发出警告，延迟“长达数小时”，导致医护人员也暴露在风险中。意大利检方和警察已经派驻检查组对此进行调查。
　　“确诊数字增加的同时，治愈数字也在增加，且死亡病例多为老年人，这可能也是当地人早期轻视疫情的原因。”吴杰说。对此，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意大利开始敦促“75岁以上的老人，有健康问题的65岁以上老人，减少社交活动”。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是14岁以下年轻人数量的1.5倍。
　　“抵抗新冠病毒很重要的一条是保护易感人群，要抓住重点，把重点保护对象放在60岁或者是65岁的老年人，美国也是这么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介绍说，年轻人变成重症的概率较小，轻型居多，有时病症和感冒一样，病死率相对比较低。同时在流行过程中，年轻人生病以后也能产生自身的免疫抗体，提升群体免疫的水平，在流行后期，对疫情会有抑制的作用。
　　意大利的年轻人并未被要求“居家隔离”，看到街上人头攒动，意大利病毒学家罗伯托·布里奥尼3月4日在脸书上发文说：“我感觉很多人并不清楚我们的处境，过于平静的新闻报道，导致公民低估了（新冠疫情）这一问题。”
　　3月1日，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的疫情防控法令将意大利全国按疫情严重程度分为三个部分。最早暴发疫情的市镇列为“红区”，城内居民不许擅自离城，所有公共活动全部取消，学校停课，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场所全部关闭。红区周边的“黄区”内所有医护人员暂停休假;暂停集会、体育和其他各类竞赛活动;学校停课一周;继续关闭影院、迪厅;重新开放博物馆和可以提供送餐服务的咖啡馆、餐馆、酒吧，但博物馆要求参观者之間的距离要保持一米以上。其余则为正常区域。

　　意大利卫生部门发布的10条防疫建议将“勤洗手”列在第一位，甚至心细地提醒“中国制造的产品和包裹无危险”，以及“宠物不能传播新冠病毒”，同时建议“仅在怀疑自己生病或帮助病人时才使用口罩”。2月26日，一名无症状议员还因戴着口罩进入议会而遭到群嘲。

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

　　1月25日下午，王琬茹结束假期旅行回到米兰，刚下飞机，马上找到机场药店，买了50个口罩。朋友发信息给她：米兰市区已经买不到了，口罩疯涨到5欧元一个。“当时想着有备无患，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王琬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底的米兰街头还感受不到新冠病毒的威胁，人们如常出门喝酒、聚会、跳舞。“当地人重视疫情是在一号病人出现之后。这个人很年轻，而不是通常以为的抵抗力差的老年人。这个人病情恶化后转入重症治疗，现已经治愈出院。”吴杰回忆道。
　　一号病人的消息传开后，米兰当地超市的部分货物被抢购一空。王琬茹印象中，脱销的不只是消毒水，还有意大利面和肉酱，不过周末一过，超市货架很快又补全了。当时，也有本地老爷爷戴着手套来采购，收银员看到王琬茹戴口罩会嘟囔两句“病毒、冠状病毒”。“华人出门基本都是戴口罩的，当地人见了会绕着走。”王琬茹说，当时商贩手中的口罩价格已经翻到了10欧元。
　　身在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会长郑再生也面临着“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的困难选择。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2月25日出现首例患者，到目前共确诊23例。
　　郑再生戴口罩去超市或商场，都会引起当地人侧目，他觉得不自在，就把口罩摘下来放到衣服口袋里。一方面担心被传染，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被污名化。当地华人一直在强调少出门、停工停学。目前，托斯卡纳大区约有1300名中国移民自愿在家隔离。
　　温州人李加越与妻子一同创办的马尔凯国际中文学校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尔凯大区，当地有4万多名华人华侨。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学校2月初开始停课，从2月24日开始线上授课。当时，很多意大利本地学校还没停课，担心被传染、请假在家的学生还需要向学校出具医生开的证明。
　　形成反差的是，意大利当地民众对新冠疫情似乎并不在乎。当地媒体在罗马街头采访“不戴口罩出门怕不怕”时，一位满头白发的男子笑着反问“怕什么怕？”一位80多岁的奶奶拍着手说，“我岁数也大了，该入土就入土，该死就死，再见。”年轻的商品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既强壮又年轻，不会被感染”，也有人义正辞言地说“这就是流感，卫生就够了，stop，有人害怕是因为他们傻。”“只有在感染症状的时候才需要戴口罩。”
　　“意大利人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戴口罩不如勤洗手。而且，既然生病了，就减少外出，因此当地人看到戴口罩的就绕着走，不一定是歧视。”旅居意大利8年的华人艺术工作者宁志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所在城市不在红区，疫情发生后居家办公，有限几次外出采购，他也没戴口罩。
　　当地人对口罩的抵触也有法律原因。1975年，意大利制定全国性反恐法，严格禁止在公共场合穿任何可能掩盖面部的服装、无法识别的口罩或器具，违反者将面临罚款和监禁，2005年，意大利参议院通过一系列反恐法规，将惩罚提高至最高两年监禁和2000欧元罚款。
　　“我不支持公众戴口罩，这不是正确的公共卫生措施。”阿梅什·阿达利亚直言，口罩对普通民众没有作用，应该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抢购口罩的恐慌可能会导致医院出现短缺。
　　现实情况是，现在意大利已经“一罩难求”。中意直飞航班停飞前，身在米兰的温州市文成县籍华侨张罗了共计10万多个口罩，由米兰至温州的最后一班飞往国内，送到抗疫一线。“现在反过来，文成侨联、上海文成商会又在筹集口罩捐给我们。”意大利北部华侨华人餐饮协会会长周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新冠感染早期轻症患者仍具有传染性，但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意大利“相对来说人口密度小，不太容易造成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飞沫传播”。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说，“防疫措施要适合当地国情，最后殊途同归。”

就算封城，橘子大战也要继续

　　到2月23日，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数增至152人，日增一倍，但身处疫区皮尔蒙特大区的小镇伊夫雷亚照常举行了年度“橘子大战”，为期三天，这是伊夫雷亚狂欢节的高潮。
　　“我们知道正在承担的风险，但狂欢节对我们意义重大。”一位参加节日活动的当地人接受视频采访时说，现场几乎没有人戴口罩。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节日之一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时代。据统计，受疫情影响，参与人数较往年减少，当天约有15000人聚众“裸奔”了一天。
　　另一边，意大利中央政府对十余个市镇采取了交通限制，对宣布病例报告数最多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要求停课一周。当地学生接到通知后结队游行，庆祝天上掉下来的假期。
　　就在伦巴第大区施行“宵禁”的第四天，因酒吧、俱乐部和迪斯科舞厅的老板们集体请愿，米兰市政府2月26日又取消了对酒吧等娱乐场所晚上6时后不得营业的禁令。重新开业的酒吧被要求“尽量控制客流量”，客人不能在吧台就餐，需要由服务员将餐饮送到餐桌，并要求客人与客人之间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意大利人天性如此，喜欢自由不羁的生活，在很多事情上比较随意，而且还喜欢聚集交谈。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过去两周时间里，意大利卫生部门和政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明显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对于如何防控疫情始终未形成一致的主流意见，对民众的宣传不到位，也是导致不同地区行动反差如此之大及疫情不斷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彦红分析说。 　　然而，《新欧洲侨报》总编辑吴杰却不这么认为，律师出身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一早就通过议会授权公卫专家、传染病专家来指导疫情防控，“政治系统和卫生系统的声音是一致的。”吴杰说。
　　意大利各地没有同时采取统一的防疫措施，其实与其国家治理体系架构有关。意大利分为20个区、98个省、8099个市镇，实行的是中央—大区—省—市的四级国家管理体制。不同级别政府的权责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例如，中央政府负责国家层面事务，如外交，大区建制后，享有立法权，主抓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省、市镇政府则负责经济发展、科技文化等具体的民生工作。
　　“每个大区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不必和总理法令完全一致。”吴杰解释说，中部马尔凯大区曾在零确诊时下令关闭大区内所有学校，中央政府还因此批评该大区停学过早、影响了学生学习。
　　诸如伦巴第大区酒吧施行宵禁、再解禁的做法，看上去左右摇摆，“实则是出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考虑。”中国前驻意大利、瑞士大使董津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中央到地方，实际上都在寻求防疫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意大利最终被封的省、市镇集中在北部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这也是该国人口最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以伦巴第大区为例，人均GDP高于意大利其他地区30%左右，2017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大区GDP高居整个欧洲地区第二。
　　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和威尼托大区的威尼斯是旅游胜地，疫情暴发后，成千上万的酒店订单与航班被取消。意大利旅游业联合会主席卢卡·帕塔尼估计，到5月底，作为意大利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将遭受约74亿欧元的损失。
　　“在不久的将来，游客数量将几乎为零。即使病毒在今年夏天消失，这个行业也不会很快恢复正常。” 米兰博科尼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伯托·佩罗蒂接受英国广播电视新闻采访时说。意大利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总债务相当于GDP的133%，在欧盟，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希腊。
　　被意大利媒体调侃“除夕都不放假”的中餐老板们也终于在疫情影响下被迫集体休了年假。“米兰几千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包括中餐、日料、意大利料理，现在基本都关门了。” 意大利北部华侨华人餐饮协会会长周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疫情暴发后，“由于对新冠病毒的无知与恐惧，华人餐厅遭受着顾客人数下降的困扰。”米兰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德罗2月2日在脸书上写道。尽管意大利病毒学家在不断重申，冠状病毒不是通过食物传播的，但意大利餐厅预订平台TheFork数据显示，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两周内在该平台预定中餐的订单量下降了43%。2月8日元宵节上午，米兰市长萨拉还专程到华人街社区与居民见面，共进早餐。
　　在意大利疫情出现后的第三天，周斌的餐馆开始关门，直到现在。他算了笔账，加上场租、员工工资等，停业的日亏损为五六百欧元，但如果开业，由于客流量少，物料损失加上水电消耗等支出，每天要亏损2000多欧元。餐馆旁边的一家华人酒吧还在惨淡营业，日收入只有六七十欧，不到平时的1/15。
　　每年这个时节，原本是餐饮旺季，除日常光顾的当地华人和米兰周边赶来的意大利食客，还有参加时装周、家具展的买家，以及各地游客。周斌原本预想，今年是中意建交五十周年，往来旅客一定更多，没料到却遭遇疫情。据周斌所知，附近另一家可办百人以上酒席、庆典的华人餐馆，原本2月到6月的订单已全部取消。
　　“现在不仅是意大利人不来中餐馆，我们也不敢去意大利餐馆，因为他们都不戴口罩。”郑再生说，他现在基本居家隔离，偶尔外出打包带回家吃，他在佛罗伦萨从事的进出口贸易没有关停，员工居家隔离、线上办公，但受疫情影响，订单量减少到以往的一半以下。
　　米兰博科尼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伯托·佩罗蒂估计，意大利第一季度GDP几乎肯定是会萎缩的，从技术上讲，意大利将陷入衰退，即GDP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甚至可能会全年萎缩。
　　“小的家庭作坊或许还能撑下去，规模大一点的餐饮、企业很难维持了。”周斌还记得，2003年SARS过后，米兰原本600多家中餐馆只剩下不到50家，“这次可能更糟，能不能挺过去还要看疫情结束后头几个月的生意如何。”周斌说，“政府的减税政策要尽快落实。”

医疗资源告急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2019年发布了的最新《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质量与可及性排名》，以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针对32项评估指标计算出具体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意大利的评分在排名前十，这是意大利应对新冠病毒的一个优势。此外，意大利全民医保，日常看病基本不花钱。
　　但面对集中暴发的疫情，意大利的医疗资源依然有些捉襟见肘。为节约医疗资源、腾出更多病床，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医院已经暂停急诊和普通手术;同时，意大利军队医院从3月4日起开辟了新冠专用病区，以满足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需求。“按照這个增长速度，我们撑不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空床位用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医疗系统在这种状况下无法继续运行。”意大利麻醉医生、重症医生联合协会主席韦加洛3月4日在接受意大利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说。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本杰明·考林认为，要彻底拦截新冠病毒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延缓它的传播速度，让病患发病时间尽可能地错开，这样医疗机构才有可能顶住压力。本杰明警示道，新冠病毒传播快，轻症患者虽然居多，但仍有10%～15%的患者会进入重症，并且恢复期很长，一旦病患进入重症，需要耗费相当多的医疗资源和人员。如米兰、博洛尼亚这样的大城市遭遇疫情暴涨，医疗资源一定会告急，后果将不堪设想。
　　“意大利现在处于流行的早期阶段，也许与武汉在1月初或中旬流行的阶段相似。在未来1～2个月内，他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本杰明·考林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写道。 　　在博洛尼亚读本科的林京京定好了3月14日回国的机票，“担心被感染，也害怕因医疗资源有限得不到及时救治，家人还是坚持让我先回国。”按计划，她将从法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落地上海浦东机场后，再由青田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派车送她回到县隔离点进行14天隔离。
　　身在米兰的周斌并没有回国的打算，他和餐馆其他二十多名员工目前都在各自居家隔离中。周斌介绍，定居米兰的华人有5万多，温商就占了八成，来自文成县的温商最多，有3万多人，据他所知，目前还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在“封城”令发布后，淡定的意大利民众也开始慌忙逃离“疫区”。据《共和国报》报道，米兰中心车站和加里波底门站的夜班列车内涌进了大量拖着行李的人群，超过500人争相登上开往意大利南部的最后一班列车，售票处至少有150人等待购票，希望在封锁令生效前离开伦巴第大区。还有部分暂时居住米兰南部的居民，因担心困在当地，已经驾车逃离。
　　意大利卫生部长罗伯托斯·佩兰萨表示，违反隔离法令将面临最高3个月的监禁，罚款206欧元。对于已知自己感染病毒逃离隔离区、或依然参加社会活动的绝不姑息，将依据刑法加以严惩。
　　截至北京时间3月9日12时，除中国外，104个国家和地区已累计确诊28165例。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快速扩散，超20个欧洲国家出现确诊病例，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确诊病例已经超500例。
　　3月8日下午，意大利陆军参谋长萨尔瓦多莱·法利纳发表声明称，他本人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自己的居所内隔离。葡萄牙总统府网站8日通报，葡总统德索萨因曾接见的学生所在学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主动接受两周隔离，取消所有原定公务活动。葡萄牙8日新增9例确诊病例，累计病例数达到30例。另据路透社消息，瑞典中央银行副行长弗洛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3月9日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新冠肺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成为大流行病的威胁已变得非常現实。